开课前的摸底检测让老师们十分头痛，由于入校前有的同学已经是专业文工团成员，有的基本没有接触过音乐，大部分人或是教师，或象我一样参加过业余文艺宣传队什么的，只是泛泛的接触过音乐。水平参差不齐，只好用半年时间补习乐理等基础知识。
音乐是需要天份的。在补习期间缺少音乐细胞的我视唱老跑调，练耳失音准。系主任听说后都来亲自来测试过。怎么努力也提高不大，这期间对于我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几乎让我失去学下去的信心。
就在这时一位教声乐的老教师临时来代我的课，听了我有些跑调的视唱后说：“你发声方法不对。”
“？”进校后第一次有人从专业角度说我是因方法不对而走调。
他摸着我的耳后让我张了张嘴，又仔细观查了我几乎没有喉结的脖子说：“你的声带特别，唱歌音域不很宽，但音高和音质都不错，只要经过训练可以纠正你的音准。愿意跟我学唱歌吗？”
我十分感谢这位我没记住姓什么的老师。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但因临行时部队首长交代过，回去后要带团宣传队。而不能只是学好唱歌。加上我的性格中不能承担作出重大决定的弱点。以及后来我积极投入肃清“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运动；参加组织“革命理论学习小组”等种种原因。没有选择去上他的声乐课。命运又一次走错了房间，复员后因没一技之长，我只好进入国营商业公司做了个普通职工。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暑假。昆明不知是不是四季如春的气候原因，暑假特别短，就十几天时间。原想回家一趟，（在部队可没有这样的机会）算了一下：除去往返时间没几天可在家呆的了。于是强忍回家的**，留校休整。刚好这时我得知系里一位作曲老师正邀约组织骑车环游滇池。这可是个好机会；一方面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一方面能领略云南民族风情，机会难得。
这位作曲老师是艺术系的新闻人物：四十多还是单身一个。矮胖浑圆的身材成球体状，嗜好喝酒。进校就听说他的传闻：一次外出畅饮，回校夜深校门紧闭，为避惊扰他人引来舆论干扰，顾铤而走险——翻墙入门。不料体胖头晕坠墙跌伤臀部，回到家中取得狗皮药膏一张，无奈眼花找不准部位，因而来到琴房，在落地镜前对准部位手起药到位，一帖膏药准确贴到了部位。次日，他上课时发现自己琴房镜子上不知被谁贴了块黑不溜湫的膏药，大怒：“谁在我的琴房恶作剧！”一语惊动了四邻，纷纷协助分析追查。最后找到元凶就是此翁自己——醉意朦胧中的他将药膏贴在了镜子里的**上。由此录入系史，扬名千秋……。
我找到他时他正独自在家自尊自饮。没说几句他就爽快答应了。现在的问题就剩下必须借到一辆自行车。我马上想到她。她是我们小组唯一的昆明人，是能最方便借到自行车的同学。但前一阵子忙于补习，除了小组开会学习什么的我都泡在琴房练耳、识谱。与她接触并不多，心里虽然有些不塌实，还是还得开口说话。没想到一开口她就欣然答应了。
完成了环绕滇池的暑期出行，收获颇多，后来我就从师这位作曲老师一直到毕业。也由这次借车加深了我与她的接触。暑假结束后那辆自行车就留了下来，这极大的扩展了我的活动空间，不但能在节假日让我去近郊西山，海埂玩玩，就是中午和傍晚也可以去附近电影院看看新上演的电影。
在补习结束正式开课后。我主课就选学作曲。虽然五音还未补全，但悟性不错的我学习理论还十分上路，和声、调式等学课很得老师常识。特别是听那位矮胖的作曲老师说，我国大音乐家贺禄丁当年在给他们上视唱课时也有跑调；世界大师贝多芬耳聋后还创作、指挥过不少优秀作品。这更应证了前面那位声乐老师的意见，使我思想压力骤减。
学习压力的减轻，思想一轻松，免不了就躁动起来。除了时常外出逛街，偶尔被邀请去她家做客吃饭。她家住在昆明大会堂附近的一条小街的巷子里，这条只有十来米的巷子里藏卧着几个高大的门楼，进得最里边的门楼才看见这是一个两进院的大户人家，不过现在住着十数户普通市民了。她家就住在后院旁一个不大的独立小院里，东南两间小屋，院子中央有一口水井。显然过去是大户人家的厨房。现在住人倒十分幽静。
作为回报我也不时请她一同看看电影。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用流行的评语来说：“头脑中冒出了错误的思想苗头。”鉴于当时严格的纪律，我们尽量避开大家的视线。那时正值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在昆明上演，记得与她看这部获得过国际摄影大奖的影片时，其逼真的色彩，漂亮的画面；那煽情的故事，朴实的阶级感情。让我泪流满面……。就在影片情节**时我发现她紧紧的靠在我身上，腿频繁碰撞我……。
文章到这里，我得停下来看看老婆在哪里？又做什么？
刷新显示屏，键盘悄无声。环顾侧目慢，怯意陡然升。
当年我身败名裂复员回到家乡，与现在的老婆恋爱时，虽然那段浪漫史没有成为我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在重温这段回忆。因为我们的婚姻并不美满。再提旧事可能会添新怨。
还好老婆在忙她的课件作业，没注意我，可以继续。不过这《苦涩的爱》是一个很长话题，还是放到下一章再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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