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这个方案，其实并不是他凭空臆造出的空中楼阁。也不仅仅是当年他在鄞县一处的政策照搬。他也参照了仁宗皇祐年间，李参在陕西六路的改革试验成果。
李参，字清臣，山东郓州须城（今属东平）人。出身于一个官僚世家，以荫补而为盐山知县（今属河北沧州）。
这里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荫补”。所谓“荫补”，就是恩荫补官的简称。即根据皇亲贵戚、文武官员的门第或官阶，为其子孙亲属乃至门客仆人等补授官阶的一种选官制度。从秦汉到清末，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集团享有的一项被制度化了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一般只限于中高级官员。如宋代就规定，文臣五品以上、武臣六品以上，才可奏补子、孙、弟、侄为从八品到从九品阶官。至于低级官员，除非因公死亡，即“殁于王事”，一般是无法享受这种福利的。宋代的荫补制度在中国古代算是空前绝后的，其一是覆盖面广。除宋代外，一般各朝代荫补的范围旨在三代以内近亲属，如汉代一般只荫同母弟或儿子，唐代仅荫及儿、孙或曾孙，元代许荫补嫡长子、同母弟或其子孙，明代许荫补子、孙，清代更只许荫补儿子。而宋代，不但可以荫补本宗五服以内亲属，而且还可以荫补外姓亲属，甚至可以荫补门客、故吏、医生、仆从等。逢大礼或官员退休，六至八品中低级官员也有荫补资格；其二是人数众多。就每个官员荫补的人数而言，唐代稍多，亦不过两人，汉、元、明、清诸朝代都明确规定，官员每人一生只能荫补一人。宋代虽有名额限制，但“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长编》卷169，皇祐二年八月己未）也是常态。仁宗时期，刘太后对前夫刘（龚）美家最为照顾，乃至“录内外姻戚、门人及僮隶数十人。”（《宋史&#8226；刘美传附刘从德传》）查《宋史&#8226；曹修古传》，这次荫补的准确数字是80人！也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冗官问题才如此严重。据张希清先生估算，宋代平均每年荫补者不下500人，而每年平均取士则只有361人。
但宋代对于恩荫补官者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其一，补授品阶低，差遣升迁慢。一般情况下，荫补得官不过是从八品以下的京官、选人、小使臣。而且，他们被看作是没有出身者，不能直接担任知州、知县、通判等亲民长官。初官一般只能担任远销州县最低级的监当、主簿、县尉等差遣，凭功绩和年限慢慢熬资格，才能有出头之日。而不但亲民官，便终身无法跻身中高级官僚队伍。我们看宋史列传中的人物，出身荫补而为中高级官员的极少（仅相当于科举出身的1/4），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老死“选海”，不过是州县基层的公安局长、工商税务局长，抑或是武警支队长、中队长。其二，严格考核，量才录用。荫补上来的官员，很多都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即便是出身官僚世家的，也多半是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废物。让这些人充斥到具体工作岗位，不但害人害己，更贻害国家政务。故而，从太祖皇帝开始规定，要差遣做官，必须经过考试。大中祥符二年（西历1009年），根据国子监祭酒邢昺（多任国子监祭酒、知审官院，真宗的老师）的建议，出任差遣的荫补入官人，必须在国子监学习两年，拿到毕业学牒，方可到审官院参加诠注，并参加统一的试官考试，方可差遣。其后，针对荫补入官人的诠试之法越发完善，其严密程度不让科举。
李参由荫补出身，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到盐山知县，并在随后数年，在地方上一路升迁，先后任定州通判、知荆门军、知兴元府，淮南、京西、陕西转运使。可见他的能力非同一般。官僚世家的子弟，一般都严重分化为两种。一种是极其不堪的庸才，用太祖的话说“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涑水记闻》卷1《以资荫出身者不得先亲民》）这种还是好些的，更有利用父兄权势为恶地方、欺男霸女、贪赃枉法的烂仔就实在是混世魔王了。另一种则是官僚世家的翘楚。他们没有太多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功利心，相反更多的是心系社稷的社会责任和出于阶级本能的忠君爱国之心。同时，几代做官之家传承下来的做官“手艺”，也让他们较少一些浮躁和浅薄，能够更加准确地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似科举出身的官员那样，“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己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胥吏。”（《长编》卷221熙宁四年）这些人一旦有志于政事，往往接受新思想更快，敢于走出条条框框的桎梏，做出不同凡响的政绩。
李参就是后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此人读圣贤书不多，但却知道治世之法。他不但善于洞察本质，也勇于为事，有手段，有责任心。一旦认准，就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盐山作知县时，逢岁饥，民不聊生，他连哄带吓地让富户们交出囤积居奇的多余粮食，平价卖给百姓。既稳定了饥民情绪，又保证了富户们的合法收益。对于那些实在买不起粮食的特困户，他则募集了了大量的醪糟和米麦的碎屑，做成窝头饭团散发下去。这一举措，救活了数万饥民；升任定州通判后，李参的长官转运使，发现本路军事长官、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夏守恩贪赃枉法，其子元吉收受贿赂，强取民间财品，就派李参进行调查。这原本只是官场的一出喜剧，文武不谐本就是本朝传统，武官贪污却又毫不知稍加掩盖，依仗权势和老资格近乎肆无忌惮。转运使本想敲打一下，让夏守恩——这个蛮夫知道些国家纲常便好。既不准备撕破脸皮，更不准备捅到上面去。要知道这夏守恩并不是一般的边将，他是当今刘太后的心腹爱将、先皇（真宗）的潜邸宠臣。搞不好，让刘太后没有面子，可不是小问题。谁都知道，她才是如今大宋朝的真正皇帝。但偏偏这个李参，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错误领会领导意图，不肯善罢甘休。要知道，他作为世家子弟，最恨依仗权势、胡作非为。在很短的时间里，李参就把夏守恩父子的罪行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纸奏章上去，连刘太后都难以包庇这个旧日的爱将。还是仁宗为了太后的面子，才免其死罪，除名连州（今属广东）编管。（《宋史&#8226；夏守恩传》）
此外，李参还颇多经济之才。在知荆门军任上，他变革伐竹之法，面向商民招标采购，采用市场化运作。既减少了浪费，又活跃了市场。而到了陕西转运使任上，他的经济才能更得以大为施展。陕西六路乃边防重地，因为防备西夏的需要，驻扎了数十万戍兵。而这里距离产粮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洪水断路或河流缺水而使漕舟难行，前方将士的吃饭问题就可能引起哗变。如何解决好供给问题，一直是困扰历任西北军政长官的大问题。李参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靠人不如靠自己。他发现陕西粮食生产的瓶颈问题在于春耕开始前、农民投入生产的资金不足。如果政府能提供低息乃至无息贷款，支持农民备耕生产，就能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幅提升农业产量。这样，一方面国库中的陈粮得以更新，一方面农民的种粮、交粮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军队的供给也就不成问题。他在庆州（其时，李参兼知庆州，今属甘肃庆阳）进行了试点，称这种无息贷款为“青苗钱”，并推行到陕西诸路。不过数年，军民的粮食问题得以解决，还略有盈余。
此外，李参还针对收购、转运军用物资不便的状况，提出“辇钱”之法。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军储不可少缺，本地租赋不足以供给大军所需，调民运粮又扰民太甚。于是，趁丰熟之际，买进大量粮草充实库藏，以备日常消耗，就成了沿边地区的惯例。通常买进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现钱(或金银绢帛)交易，依市价买进；二是摊派征购，低价强买；三是溢价入中，即以期权方式，以国家信用为根本，先让商人们将粮草运往边境国库，而后政府以茶、盐、香药交引和京师钱钞等为支付手段，让他们到京师或政府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或茶、盐、矾、香药犀象等禁榷商品，以实现粮草价值。三边地区现钱有限，摊派征购又属苛政，故较少实施，而溢价入中则利用经济杠杆作用，可调动全国财力满足军储，是长期实施的两便措施。但要命的是，政府的信用多数时候不过是骗人的招数，各种引子往往到了兑换地却连一张卫生纸都不如。长此以往，政府毫无信用，商人们再也不愿意千里迢迢地做没本的生意。这样一来，延边州郡农民的负担就大为加重。而陕西的情况，更为突出。范仲淹就说“转般斛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时常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费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范文正公奏议》卷6《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于次边入中斛斗》）为此，李参大胆提出废除入中之制，扩大市场购买，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具体办法是将钱运到边境州郡，按市价与商人直接买卖粮草。这样省却了中间环节，减轻了民众负担，体现了政府信用，实现了商人的商业利润，一举而三方便利。到李参离任时，替朝廷省了榷货钱上千万。
但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奇才，却长期被埋没于地方。当仁宗意图提拔他为三司使(相当于主管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时，有人说他毫无学术，有人说他没有出身，甚至参知政事孙抃都站出来阻拦，说“（李）参为主计，外台将承风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三司使作为经理国家财赋的长官，难道不是为国家增收节支的吗？孙抃此人倒真是人品醇厚，可惜终究是个书呆子。不过更可惜的还是李参，他直好去管畜牧，当群牧使了。
不过，李参跟王安石却有少许过节。原来，嘉祐末年，朝廷曾经专门设立了一个规划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经度国计局，并委任王安石和王陶来负责筹划。李参知道后，却大不以为，上奏说“官各有职，臣若不任事，当从废黜。不然，乞罢此局。”意思是，搞经济，不让我来也就算了，让两个“小青年”来胡扯八道什么？两个死读书、读死书的文学青年知道什么？
但是，王安石倒没有半点嫉恨，反而在神宗面前没少赞扬李参的经济之才，神宗也非常欣赏李参，甚至“书姓名于殿柱”。（《宋史&#8226；李参传》）而李参当年在陕西行“青苗钱”的办法，显然也深深启迪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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