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当紧的事情是变法。
神宗固然求治心切，而王安石的心头，未尝不被年轻皇帝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深深感染，而迸发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由王安石实际负责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熙宁二年三月（西历1069年）成立之后，变法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变法措施。有关文献记载，条例司成立以后的第一份奏章，便是两位“同制置三司条例”一起奏请神宗下诏令天下人上书言财用利害。这份奏章表明，条例司在关于如何理财变法上，是诚心诚意要广泛征询天下“有知财用利害者”的意见，做到“合众智”以“尽天下之理”的，而不是仅仅根据王安石及其下属几名官员的想法即制定变法措施（《长编本末》）。显然，这是要让这场变法运动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这与目下诸多“三拍主义”的“改革家”，请令拍胸脯，决策拍脑袋，失败拍**，无异云泥。
神宗很快就批复了奏章，并颁诏天下：要求管理经济领域的“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必须在受诏后两个月之内，各自将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上奏。无官品的“诸色人”，亦鼓励言事。所有的上书，最终都交由条例司来参酌看详，有可采纳施行的意见即予施行。凡是被采纳的意见，根据事件大小，给予上书者一定的酬劳奖励（《宋会要》）。然而，这道诏令发布以后，应诏者却廖廖无几。即便是这些寥寥无几的言事书奏，其中的主张也“大抵皆毛举细故，未见有能条具本末，灼然可致实效者”，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初衷难以契合多少。之所以如此，在王安石等人看来，是由于徭役、农田等事“所在异宜，不可通以一法”，因此，“非按视省访不足以知其详”（《宋会要》。也就是说，不下大力度进行调查研究，基层的实际情况就无从掌握。而不建筑于对基层实际情况的真实把握之上的决策，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要看它怎样的美丽，这个美丽只是图纸上的完善而已。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是需要地基的。朋友，当官容易，可当个实心办事的好官就不容易了。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固然是个了解真实情况的好途径。但这还远远不够。工作要搞上去，干部必须“沉”下去！这是重要的领导方法，更是搞好工作的一般工作规律。听张其凡教授的讲座，他说陈援庵先生曾多次告诫学生，在历史学研究中，“勿信人言，人实骗汝！”的确如此。做学问，不要轻信人云亦云；做工作，更不要被基层报喜不报忧的“大好形势”所欺骗。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文山会海，似乎是中国官僚主义弊病的通症。开会多、发文多、评比多、报表多，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实际、解决困难的却少。这种浮在上面，坐而论道，不抓落实、效率低下的“四多一少”，便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行政化倾向的表现。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是不能了解到基层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而想当然，或者言之凿凿的建筑于图表汇报之上的政策，是与基层实际情况脱钩的无用之物。害人害己害国！所以，我提倡“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
四月二十一日，制置条例司正式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分赴地方，“沉”到基层，调查了解各路情形，察访农田水利、赋税、科率、徭役等利害，俟其返京后，综合意见，修正条例，为制定新法做准备。这是条例司第一次遣使出访。从制置条例司机构的设置，到派出第一批访察使，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见一斑。与本朝原本因袭成风的拖沓冗繁的行政效率，亦形成鲜明对比。当年九月，制置条例司又增派张复礼、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调研各地财用利害。看来，条例司在变法理财的新法出台之前，确实是想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来做到有的放矢，切中本朝固有的理财体制之要害所在的。
随着两批使者的调研，制置条例司再于当年闰十一月，奏请差官四十一人奉行新法，分赴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三批使者，论关系，和王安石素无渊源瓜葛，全凭其个人才智而得赏拔超擢。其特质为年轻、气锐、负责，肯于苦干硬干、不计个人功利，但求成事。这也是王安石于各路置提举官的要求所在。本身守法廉洁，对事执行贯彻，不仅监督新法实施，亦访求州县官佐不法之事，这也正是这些差官为众所恶的由来。所幸，这些年轻人并未辜负王安石的期望，一来成绩斐然，二来少有贪墨。否则，必为当日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在野势力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众口所诛，且公私史料亦不绝书。但是，我们唯一能在今天看得到的异论文字，只是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那句话，“使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苏轼文集》卷25）”不过这里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只是酸酸的醋意和愤愤然的冲动。已经闻名天下，却“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东坡，对“新贵”——王安石大剂量地引进这种没根基、没来由、没名气的小人物，是不由得不生气的。王安石变法和他大量起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便成了苏轼挺身而出“颉颃”一票变法新贵的碴口儿。他非得发泄一下历史积怨（特别对王安石的学识不服、对王安石另一种形式的狂放不羁和毫不满足的“政治野心”的怀疑、蔑视）不可，并且东坡还要以其平生所学的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学等方面得综合造诣为理论支撑，不顾人身安危地，由着性子对着干。这位在政治上永远专唱反调的愤青，自此陷身政治泥沼，日後之荣辱得失具伏笔于此。
苏轼对王安石心存怀疑、饱藏着伺机要与他比一比的潜意识。以东坡这种旷世难见的大才子，不时地拣出王安石诗文和学术上的失误，当不在话下。盖东坡的专业是文学，而文学只是半山的副产品，说一千道一万王安石还是政治家。由于苏轼血气方刚狂、豪放不羁近乎自负的习性，他很容易产生对王安石产生一种自信与妒忌混杂的轻蔑。“专唱反调”的苏轼，自然明白唱王安石的反调是极富挑战性的。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同行，风险越大，获得成功的机遇也越大。那么，挑战权威，也因此足可以成为价值百倍增长的乐事。与这位快要成为新贵权威者较量，并非是苏轼与其私交太差、实际中的利害冲突太多使然，而是由于苏轼的个性以及个性催化出的远大理想所使然。王安石是他任性地冲向人生理想顶点的栅栏障碍。不是王安石，换作是任何别的人，只要他文名颇高而错误百出，他身居要职而还想轰轰烈烈惊骇世俗有所作为，都将为苏轼所鄙视，并成为其“唱反调”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反王安石是必然的。
悲夫哉！读者朋友中有志做官的才子才女们当谨慎思考之。这个“运动员”，不是好当的。不信，看看熙丰变法前后的苏轼就是一个绝好的视角。
我想再说说上面的那些小人物。他们在《宋史》中立传的，除了刘彝、程颢、卢秉三人外，皆无本传。这些小人物，也许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他们那种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民族，不惧生死，苟利社稷，不避祸福的精神，岂不正是千百年来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们奉献出一己微末之光，引曳着照亮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自身却无声无息而黯然寂灭。他们古今同有，史不鲜见；他们无视史册毁荣，只求良心无愧于国家所托付之任务，其他则概非所计。
经过他们的努力，新法已经呼之欲出了。可他们的未来命运呢？宋代的史书没交代。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博客：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