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把王安石从“江湖之远”引入“庙堂之高”的关键人物，则是时任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的曾公亮。当时，曾公亮与韩琦并列为相。但是时年六十一岁，小他将近十岁的韩琦，却排名在他之前，任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魏国公、守司空兼侍中，明显压他一头。这让这位七十岁的老相国很不自在，充分感觉到韩琦实在是自己的一大威胁。恰好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出现了。神宗想向周围的辅弼大臣们征询一下意见，他也想在把王安石引入朝中倚为重用。而曾公亮急需一个没有什么党派背景、能站在自己一边，组成反韩同盟。王安石符合这个条件，而且他的才干也足以撼动韩琦。如果此时站出来，拉小字辈儿的王安石一把，王介甫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日後必然会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于是，老相国对神宗讲，“王安石是辅弼人材，必不会欺君妄上。”
当然，不只是这两位，王安石的政声文名，还得到了当时不少名人的赞赏。他的大同乡曾巩不说了，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就很赞赏这位小老弟。六一居士曾有诗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
王安石的吏治经历也更被看好，亲民州县（行政）、提点一路刑狱（司法），群牧判马（马政）、三司度支判官（财政），复为文学侍臣知制诰，并除翰林学士，其资历可谓完整无缺，可以说是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神宗的变法思想颇多契合。非如此，大概司马光更能得到一般皇帝的赏识。但赵顼是位青年才俊，更是位不同一般的改革皇帝。王安石时年四十八岁，足足大了神宗赵顼二十八岁。几次越次入对，青年皇帝求治心切的的志向报复，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都深深地打动了介甫那颗良心。言谈之间，“亦师亦友”的君臣知遇，也给了介甫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在多次召对中，王安石都深切地勉励青年皇帝，只要有决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得更好。他说，“今欲去百代之弊，复尧舜之功，如今正是大有为之时，机不可失！”针对神宗提出的，“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的深刻命题，王安石心情澎湃、言不尽意，经过深思熟虑，亲自撰写出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交给神宗。文章中，介甫一方面用语持重，言多劝谏，意欲致神宗为大有为之君。一方面，他更认真总结了北宋开国百年来，在政治、军事、民政、赋税、理财等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百年无事”的背后，那种因循疲沓、苟且度日的萎靡风气已经对朝廷肌体造成了何等程度的腐蚀危害。不管是在札子，还是前后的几次私人谈话中，王安石可谓是呕心沥血、大公无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希望一步步训练这位青年皇帝，从坚实的学术基本入手，认真总结、汲取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会得失，分析祸福，辨别人事，自求决断，不畏俗论，以定决策，才是变法图强之正途，不世英主之本色。在帝制时代，封建**使然，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体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种大权毫无例外地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本朝尤其如此。随着国初“祖宗家法”的创制和实施，宋代君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能够真正威胁皇权的因素在宋代基本上被消除，文武大臣仅仅是皇帝政治棋盘上的黑白子罢了。因人创立、人亡政息，是封建**的必然。故而，皇帝身系一国安危，大计必自中出，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再英明神武、睿智有为的皇帝也会由于对权力**的顶礼膜拜，而被周遭宵小奸佞的花言巧语所惑，以致自乱阵脚、动摇根本。如果说有私心、有保留的话，介甫尤其担心这个。所以，他屡次希望青年皇帝，能把“宽仁恭俭忠恕”始终如一。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安石虽然筹划周全，却还是不能改变封建**的历史规律。日後，尽管他有“三不足”之说来做精神支柱，仍不免被流俗所困；而神宗日夕与介甫共处，亦不免被流言所惑。这是后话，容后再言。
政治同盟者找到了，主持变法的人有了，经过两年的酝酿和筹备，由青年皇帝神宗赵顼亲自领导的，旨在除弊革新、振作国事，中兴祖宗基业，恢复汉唐盛世的这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变法运动，至此，大幕徐徐拉开了。
熙宁二年（西历1069年）二月，王安石进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成为当时朝中五位执政大臣之一。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在本朝就是负责国家大政、参与政策决议的副宰相。新内阁的成员共计五人：两位宰相曾公亮和富弼，三位参知政事王安石和赵抃、唐介。但值得玩味的是，其他的那四位执政大臣，两位宰相曾公亮和富弼，两位副相赵抃、唐介却都或多或少地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究其原因，除了神宗皇帝贯彻权力制衡原则，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之外，大抵还在于王介甫的那张嘴，太得罪人了。在某次执政议事时，因为对变法的意见分歧严重，王安石便“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大家都是进士出身，这不是比当面骂娘还难听吗？大概本朝百年以来，执政大臣里面还真没有这个样子的，搞得其他几位真是下不了台，身为执政大臣，太有**分了，倘人人如此说话，中书门下岂不成了市井瓦肆？“铁面御史”出身的赵抃，忍不住这口气，当面“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
故而，时人评价这届内阁用了五个字，便概括五位执政大臣的各自特点：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占个“生”字：这年他四十九岁，圣眷正隆、君臣知遇，可谓春风得意、生机勃勃、干劲十足；曾公亮占了个“老”：老相国七十一岁了，已过古稀之年，老态龙钟、混噩糊涂，尚驽马恋栈而不思退隐，被人讽刺为“老凤池边蹲不去，饿鸟台上噤无声”。富弼则称了个“病”字：这位新任宰相履新以来，没有丝毫鼎新气象，对于风雨欲来的大变法，他明显有抵触情绪，但这个滑头至极的老官僚也不敢对皇帝的变法主张有些许微词，于是只好称病求退、以表消极；唐介无可奈何地“死”了：子方人如其名，耿介方正，昔年屡为言官，不避权贵，曾弹劾过文彦博和陈升之，而以直声动天下。他一直坚决反对任用王安石，二人同为参政却政见分歧严重，每日忧心忡忡，最终愤懑而卒；最后那个“苦”字，则说的是赵抃，他也是御史出身，一样的不避权贵、性格刚直，在赞成任用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也持反对意见。但无奈的是，神宗欣赏的偏偏就是这个王安石，自己无力回天，只能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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