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宗四岁即被保育宫中，现在的皇太后、当时的曹皇后对他也算“拊鞠周尽”，等到赵曙被正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曹皇后亦是“赞策居多”的（《宋史·曹皇后传》）。但毕竟后妈不好当，过继过来的儿子也不好做。“濮议”，更在这道难以愈合的天然伤口上，狠狠撒了把“加碘盐”。
英宗的体质看来是比较虚弱的，即位之初他就得了一场暴病。因此，赵曙生病期间便由曹太后来垂帘听政。这位皇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小门小户出身，没什么见识和主张的普通家常老太太，她乃是本朝第一位荣膺“使相”——这一臣子最高职称，谥封周武惠王的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几十年来，从娘家曹府耳闻目染的政坛斗争、到朝堂后宫惯看的相互倾轧，更由于曹太后自身具备的政治素质，使得她也成为一个有相当政治主张和政治手段的女政治家。但出身门阀世家的人，多数在政治取向上较为保守。年龄大的人，更难免僵化守旧。曹太后把这两点都结合起来了，故而在思想上守旧，政治上保守。老年人总看不惯年轻人，这是人性的一贯传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一代不如一代”。偏偏，英宗赵曙又是个有见地、想作为的“佳子弟”，两人难免在施政理念上产生分歧。于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宦官便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作为两朝重臣，费了不少心血。某次，二人一道觐见曹太后。看到先朝老臣，想起最近宫中的事情，曹太后竟然哽咽流泪起来，伤心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道，“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在一旁委婉地劝解。觐见已毕，二人见到英宗，英宗则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连忙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通过他们的耐心说服、居间调停，自此以后，两宫关系才渐渐缓和起来（《宋史·韩琦传》）。
英宗病愈，太后撤帘还政。新立的这位年轻皇帝，当时正值而立壮年，虽然身体条件不是很好，但的确是有些英武之气的，史书上说他“有性气，要改作”（《朱子语类》卷130，《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本朝承平已经七十余年，特别是前任仁宗皇帝以来，“三冗”弊症愈发彰显，各种危机更为加剧。国家财政被各类“冗费”拖扯得捉襟见肘，财政危机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朝廷安危；中央地方不少官员虚食重禄、素餐尸位，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更造成吏治败坏、风气衰颓；西夏和辽朝相互勾结，在边境索钱要地，蠢蠢欲动。英宗作为小宗承嗣的尴尬身份，也极想立刻有一番作为。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他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长编》卷201，治平元年五月辛亥），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针对“岁月既深，吏员猥积”、“了倍者数矣”的现实情况，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才行之士以充馆职。他说十分诚恳地对大臣说，“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多事，岂敢自逸？”并让自己的亲信大臣王广渊把《洪范》抄录在内宫的屏风上，语重心长说，“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明断，此屏置之座右，岂特无逸之戒。”（《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七月壬子）可见，英宗是一位志在有为的皇帝。
虽然英宗赵曙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条件却过于孱弱，只做了短短四年皇帝便英年早逝，他的政治抱负更无从施展了。我们有理由假想一下，如果英宗不是过早驾崩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儿子专美于后，也许他身后那场伟大改革，我们要称之为“治平变法”了。大概，元人在修《宋史》的时候也有此番叹息，在《英宗本纪》最后部分的“赞”中，慨叹道：“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信哉！”（《宋史·英宗本纪》）
不过，英宗为本朝贡献了一位仅次于艺祖的伟大君王，却也是足够伟厥其功的了，这便是他的长子仲鍼（音针），后来的神宗赵顼。
题图照片：宋仁宗皇后画像（宋佚名绢本设色纵172厘米横165.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史》记载仁宗皇帝有两个皇后：郭皇后和曹皇后。而郭皇后被废，后世猜测此幅所绘应为曹皇后画像。
曹皇后的祖父就是北宋第一位“使相”——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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