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历史上的元昊，习惯称其为“李元昊”。盖其祖得唐朝的赐姓为“李”，其后已以这个“李”姓。汉姓，是这支党项人汉化的标志。自然也是元昊改革的第一步。我想如果“**”分子玩儿火，真想独立建国的话，未必不会玩儿这招？李登辉铁定是要改成“岩里政男”的，这个没有悬念，阿扁许是要跟布什的姓的，我跟读者大人打上一毛钱的赌，我的河南老乡陈胡公一定是要生气的！元昊闹独立，便索性废掉唐宋两朝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自称“邦泥定国兀卒”，意即“白上国青天子”。接着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下令恢复“秃发”风俗，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大宋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次年开始建元“开运”（开运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旧货”！），升兴州为兴庆府，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
在军事上，这位“青天子”改定了新的军制。以本族党项人为“族内兵”，以被俘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编成的“撞令郎”为“族外兵”。又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左厢神勇军司驻弥陀洞，祥祐军司驻石州，嘉宁军司驻宥州，静塞军司驻韦州，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卓啰和南军司驻黄河北岸；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兀剌海城，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全国共分为十二个监军司，分驻各地，而以党项人长官。还建置了新的兵种，“铁鹞子”是西夏最著名的重骑兵，战斗力极强，人数约有3000人，装备极其精良，乘善马、披重甲，作战时锁于马上，虽死不坠。除日常作近卫军仪仗外，战时更是冲锋陷阵的“前军”；“卫戍军”则是由党项贵胄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此外，还有极少数“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作为炮兵部队使用的“泼喜军”；在就是负责在战争中专事俘掠驱口的十万“擒生军”了。形成了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诸军，多兵种合成的虎狼之师。
西夏军队总数约在50万人上下，以7万精锐拱卫中心的兴庆府，10万大军分驻东南的西平府和西北的贺兰山。在河南盐州路驻军5万，防备宋朝的环州、庆州、原州、镇戎军；在左厢宥州路屯兵5万，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四州，这两地是专一防宋的。而在河北安北路则驻兵7万以防辽，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以防吐蕃、回鹘。由此可知，其兵力重点基本部署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这样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绝对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适用于元昊和所有人。大宋宝元元年（西历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位“青天子”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
此时作为开国之君的元昊，一定会站在兴庆府城头环顾四野，思考良久。这个新兴国家，北有大辽，南有吐蕃、大理，西有高昌、于阗、龟兹，东有大宋。尤其是宋，他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执牛耳。对于这些邻居，西夏怎么办？
按常理说，元昊称帝建国伊始，最稳妥的方式就该是像历代开国之君那样，对外搞“韬光养晦”，显示自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酷爱和平的样子，以安天下；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社会基础稳定了，再行王霸也不迟，这样才有基础。这是一般规律。日后，徽州儒生朱升把它总结为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粱、缓称王”，送给当时还是吴国公的朱元璋。这九个字其实很不简单，巩固后方才能站稳脚跟，有所发展；抚慰百姓、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才能足食足兵，有争霸天下的本钱；不去求一时虚名，顾头不顾腚地当出头椽子，才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才能潜心积蓄力量，才能不动声色地扩展自己的势力，避免树大招风，减少与强敌的正面交锋。朱元璋就是采纳了这一主张，方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有了当皇帝的本钱。其后，朱元璋又采取刘基的意见，先吃掉陈友谅，再攻灭张士诚，继而逐个翦除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最后将蒙元逐出漠北，至此“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但元昊没有这样做。
定难李家本就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书生，通过他们了解宋朝虚实。张浦是李继迁、李德明两朝的干臣，元昊更以张元、吴昊为谋主，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养在自己宫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宋廷的“朝廷刑赏，宫闱阴事”。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对手。幼时读过《增广贤文》的朋友大概还会记得这句，“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不要小瞧了这些读书人，尤其是不得志的。我们单单看宋朝这段历史，太祖兄弟得了那个半通不通的赵普，便得了天下；辽朝有韩德让，李继迁有张浦，就连那个没成事的“仁惠皇帝”侬智高，还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做帮手。
自隋朝以来中国盛行科举制度，迷信考试。而传统中国又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一旦做了官，名利、权势、荣耀、地位、金钱、美女、豪宅、名车......一切七情六欲所能想到的都会瞬间降临，连真理都会按品级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一位英国作者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而在中国做官，不用杀人越货、绑肉票、抢银行，官越大、权越重、报酬越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利润何止区区“300%”？做官比资本家划算多了！同时，这样一个社会，你如果想效法张横渠，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做官也是不行的。而做官便要考试，要科举出身。我们看，科举制度千年流弊，官本位社会更造就了一个“一条出路之社会”。再看今天动辄“全日制本科学历”，进而非硕士、博士不要，不一样是“科甲正途出身”的翻版吗？这样的社会没有不塞车的，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顺风顺水才是个奇迹！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如张元、吴昊，原本也像其他书生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上却一再碰壁，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除了复习再考的，一般的便是浔阳卖醉，借酒消愁，做几首酸诗，托兴吟咏一番，变相地骂骂娘，抒发一下“怀才不遇”的思想，这比如李白与杜甫；还有的便是暂时忘却科场失败的痛楚，却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林泉，去做做真正学问的，比如“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康南海，再有一种就是最可怕的，“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彻底制度化之外了。张元、吴昊当时看到定难元昊图谋称帝建国，宋朝西北边防吃紧，起初也是要投笔从戎效法定远，在边关谋个一官半职来报效国家。可边帅哪里瞧得起他们？张吴二人见此情况，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写《容斋随笔》的洪迈忿忿地写到，“西夏曩宵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
我没志气，“捐班儿”出身的“万能候补道”，混得不济只好挂印读书。唐末五代有位李振的，恨恨的一句“此辈清流，宜投浊流”，食肉者能不为鉴乎？
自即位以来，元昊整整用了六年时间，为他的大夏帝国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登上了皇帝宝座的那年，他也只有三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岁。有张元、吴昊为谋主，有“嵬名守全、张陟、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钟鼎臣典文书，成逋克、成赏都辈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续资治通鉴》）更是如虎添翼。这头猛虎下一步要扑向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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