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墓地
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发现地下埋葬了几颗“太阳”。谁也不曾想到，这几颗“太阳”被埋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而且，一埋就是三千八百年。
这一颗颗“太阳”由1000余株胡杨木环列而成，由内向外呈放状排列。这是远古的建筑还是远古的图腾？是自然的造化还是鬼斧神功？
太阳墓地
其实，这只是原始社会的墓地－－太阳墓。每一个“太阳”，就是一个墓。每个墓地，都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由紧密的一圈圈胡杨木桩构成。核心以外由胡杨木环成7层。为什么要做成七层？“七”是数字还是寓意呢？古墓的主人肯定是太阳的崇拜者，活着时他们生活在太阳下，死后躺在“太阳”中。这是些什么人？这是一种什么信仰？他们为什么不用石头或土坯制成墓**，偏要用树木，而且把它栽成一幅太阳的形状？汉朝的天子，为使自己尸身不化，用柏木将墓室做成“黄肠题凑”，难道，小河的古人也在效仿中原的文化么？
古今中外，人类墓**的形式大致相同，然而，这“太阳墓”却是绝无仅有，单凭这一点，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关于小河墓地
小河涓涓日夜流
赤林红树一色秋
西域美女三千岁
清风明月笼西州
1934年，还是由奥尔德克带路，F.贝格曼教授在罗布淖尔沙漠找到了一处最恐怖的地方－－伊比利斯（魔鬼）守着的一千口棺材。当时，那儿有条涓涓的溪流，于是，教授不经意地给它取了个名子，叫“小河”。66年后，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再度寻访到此，让小河又一次重见天日。
小河是一处让人想都不敢想的去处。瀚海滚滚、雅丹纵横，没有路途、没有方向，骑骆驼要绕行，凭双足倍艰辛。能到小河墓地，要付出汗水或者生命。贝格曼教授写道：“奥尔德克认为，那里住着伊比利斯，因此非常恐惧，不敢带我们去。墓地充满令人生畏的气氛－－15年前看到这个地方时，奥尔德克的一个同伴生病躺倒了，而他自己在那里过夜时，半夜则突然从梦中惊醒，看到了可怕的幽灵。”是啊！那地方埋藏着“一千口棺材”，能不让人望而生畏嘛！
关于楼兰佛塔
1893年，俄国人科兹罗夫率探险队发现了营盘遗址。它位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包括圆城、佛塔、农渠、田畴和大型墓地。尤其那座古城，更是这片遗址的亮点。这是一座圆形的古城，高八米、直径200米，墙体土质、红柳隔层。古城周边沙丘点点，远远望去，尤如一座巨大的“太阳墓”。是何人所建，建于何年何月？为什么要把它建成“太阳墓”的形状？是崇拜还是审美？是为了城池坚固，还是为了战争？这一切的一切，谁人评说！一百年后，人们在这儿挖出了一具彩棺，彩棺里装着带面具的男尸，此男尸身高1.8米以上，年龄约30岁，上覆狮纹彩毯。尸体脸蒙贴金麻布面具，身盖绢衾，头枕刺绣绮鸡鸣枕，身穿黄绢内衣，外着红底黄色对人对兽对树罽袍，绛地绣菱格四瓣花纹褐畏裤，足蹬贴金绢面毡袜，腰佩香囊、锦息等饰物，左臂有刺绣护膊。头侧方有一方形“寿”字锦，腰部和左手处各置一绢刺冥衣。这些衣物织造精细，细绣图案华美，其中对人对兽纹罽，具有典型的希腊、古罗马艺术风格，可谓稀世珍宝。此墓之一人独有众多精品，其生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其它还出土的有如玻璃杯、佉卢文书、珍宝和汉钱等。
这儿东距楼兰180公里，西至尉犁县城150公里，北枕天山，南临孔雀河故道，周边是一座座汉代的烽火烟墩。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山国，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这个座标不正说明营盘是山国的一个城市么？
胡杨树下罗布人
传说中的楼兰后裔。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的探险日记上得知罗布人的。他们曾是一支以渔猎为生、与世隔绝、不属于任何民族和信仰的人群，世世代代傍湖而居，聚集之地叫阿不旦，捕鱼之独木舟叫卡盆，芦苇小屋叫萨托玛……
一路上，我竭力寻觅着探险家们描述过的情景，希望捕捉到表现原始罗布人生活方式的蛛丝马迹，并顺便凭吊一下已经灭绝了的新疆虎曾经生活过的胡杨林。我们的车队经塔里木乡三拐两拐就到达一片片漾着粉色小花的罗布麻荒野。由于土地极度贫瘠，这些植物的花朵都开放得不事张扬、微如星云。在田野尽头，出现一位戴着白帽的男子，巴州林业局的人告诉我，这就是罗布人。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罗布人村寨时，那漂亮的木屋令我大失所望，沙丘上飘舞的彩旗更是大煞风景。趁着当地有关领导向代表们汇报情况时，我独自跑到一个似乎原始些的土坯房、柳枝墙筑就的民居前。
这时，一位头戴白帽的罗布老人神秘地冒了出来，我走上前与之搭话，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粗黑的大手记录着岁月的艰辛。我不失时机地与这活化石般的罗布老人及其鞍鞯齐备的黑马合了影，总算不虚此行。
似乎上苍要故意成全我们、丰富我们的大漠游憩经历，刚才还是风和日丽、波澜不惊，在我们刚要上路时，沙漠展示出它最本色的一面：沙尘暴。我们的汽车在飞沙走石的沙海中艰难前行。
我躲在旅行车里，看车外细沙流泻，记忆在时光隧道中穿越。罗布泊曾浩浩荡荡绵延５０００平方公里，养育了罗布人，更滋育了塔里木河流域的西域文明，可惜，她又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刀斧下干涸了。１９７２年，美国科学家告诉我们，卫星图片显示，罗布泊消失了！新疆虎已消失、大头鱼已消失、塔里木马鹿也已消失了……那罗布人呢？
故国家园三千年－－－－远古的罗布淖尔
沧海桑田一夜风
烽火狼烟映日红
西域多少玄秘事
尽在沙漠不言中
尉犁，意即罗布淖尔。为西汉渠犁国、山国领地。它北依天山、南接且末国和精绝国，是一个“人口四千四百八十、兵五百五十的小国”。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灭渠犁，不再置王。东汉永平三年，渠犁被凶奴攻占。公元107年，班超率龟兹、焉耆大军平定叛乱，再次将渠犁归为汉朝。唐代在焉耆设都督府，管理渠犁政务。清光绪年间，刘锦堂驱逐阿古柏反动势力，收复罗布淖尔，置兴平县。1914年改称尉犁。
在历史的文献中，只有这些片言只语的记载。然而，渠犁和山国毕竟是城邦之国，它们肯定也象楼兰和龟兹一样蕴藏着无穷的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尉犁（罗布淖尔）博物馆，借着那具木乃尹，去感知一下这儿远古的文化吧。
楼兰古城遗址——被考古学家称作为“三间房遗址”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上，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床的最近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北岸28公里，其具体位置经重新核定，为东径89°55′22″、北纬40°29′55″①
由孔雀河北岸乘飞机至古城遗址，其间有4条干涸的大河床，河床两岸密布许多干涸的河汊和水塘。这些自然遗址表明，古代的楼兰，水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楼兰城遗址就座落在和四条大河床的两条分汊之间，这两条河汊在古城以东16公里交汇，然后再注入低洼的罗布泊。这里地势西南东低。
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0.4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Ⅷ，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
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Ⅸ，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⑧。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Ⅱ。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17×27×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⑩。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Ⅲ，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物。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乱木材和红柳枝墙壁，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色的漆皮。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Ⅵ•Ⅶ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残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绿色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紧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肥。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1.5米，西南深30厘米，东北深80厘米。探沟中出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残片、毛绳、毛带、残漆杯、木梳等物。
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横宽约30米，纵宽约15米，最厚处约1米，东南边与西厢垃圾堆相连。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Ⅵ•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获得了最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其数量最多的就是写在木头上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我当时数了一下，约有170件，其中有121件发表于M•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认，斯坦因编号为LA•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量和局部清理，编号为F4。院落面向东，东西宽约16米，南北长约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组房间建筑比较坚固。斯坦因在这里进行过清理，编号为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卢文牍，他认定这里是“土人政府”。在这组房间东北边有一人大门槛，我们采集了门槛下的朽木，编号F4：2，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由大门槛往里再经过一道门槛是大厅，大厅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7.5米。大厅两侧是南北两列厢房。南厢房东西横排三间，靠东的一间南面有侧门可通院外。据足迹辨认，北厢房也是横排三间。在靠西一间的北壁东端有一门槛，出门槛为一转角墙壁，在它的里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个。这个转角通向院外。整个宅院的墙壁，除经斯坦因清理已非旧貌者以外，其余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红柳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芦苇作篱笆围成的一道矮墙，似为一个大庭院，从城墙复原线看，与西城墙相连。
在这座大宅陆军的东部约9米处，又是一片垃圾，我们在此开挖沟一条，编号为F2，长2米，宽1.5米，东南深0.3米，西北深0.5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绳、毛带和棉布等。
三间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Ⅶ。从现存足迹看，房间矮小，我们选了一组保存得较好的建筑进行测量和试掘，编号为F2。F2距离三间房约100米，由南北两间房屋组成，北间为B间，长约4.6米，宽约3.5米，南间为A间，长约4.8米，宽约3.4米。两间房都是用红柳与芦苇编在一起作夹壁，壁厚约20~25厘米。在间清理出木门、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颚骨、门斗、残木盘、木桶，以及桐、铁渣等物。在A间清理出残木臼、木罐、木纺轮、残铁块，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间的中心部位，我们开了一个长1.2米、宽1米、深0.95米的探方，发现地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厚30厘米，系红烧土，出土了羊骨、牛骨、马骨、糜子壳、木炭等；下层厚65厘米，系灰土，出土物品除牛羊骨外，还有马毛、毛绳和灰陶片。把F2和F4房址对比，从布局到建筑材料都迥然有异，F4显然系官宦大贾的宅院，而F2则为一般贫民所居。
考古队在城中及城址附近，还采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标本，统一以C编号。除前面已涉及到的石器外，还有红陶、铜、铁、铅、木骨、玻璃器以及钱币等。所属时代，自新石器朝代至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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