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身材消瘦的中国青年端坐在厅室的中央，神情略显拘谨地望着对面的三位招聘主考官。虽然，这位青年也算是众多应聘精英中的佼佼者，但是如果对面坐着的是中间坐着 “深兰公司”的总裁辛格博士，他内心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作为全球排行第一的智囊机构“深兰公司”，它在全球政坛界和财经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论是在商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人曾戏言：美国的权杖控制在总统手里，而总统的手控制在“深兰公司”的电脑中。“深兰公司”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电脑，而且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能够得到一份在“深兰公司”工作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在咨询行业获得了一张全球通行证，任何一个从“深兰公司”走出来的专家，都是全世界各大咨询机构和一些财经机构争相聘请的热门人才。
三位招聘主考官翻看着眼前这位中国青年的履历材料，并不时地低头小声交流一下各自的意见，这已经是第15个面试者。自从中美战争爆发后，深兰公司接到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其中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为了充实公司对亚洲局势的研究能力，辛格博士主持了这次中国研究员的招聘活动，陪同他一起参加招聘的还有亚洲研究部的部长三浦勇志，深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茱丽叶女士。
“杨振鸣先生，简历上介绍你曾经就读于中国北大经济学院金融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审计署工作了两年，后来辞去公职自费到美国留学，请你谈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辞去优越的工作孤身一人自费到美国留学，你完全可以享受公派留学的待遇啊？”辛格博士像聊天一样轻松的开始了这一场的面试提问。
“是的，我的确可以有公派留学的机会，可使我更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开创自己的未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依附于任何政府机构的资助，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权。”扬振鸣不卑不亢地答道，面试开始后他马上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和坦然。
“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你是说在中国审计署工作的经历让你感到了压抑，丧失了独立思想的意志，是这样的吗？”辛格博士敏锐地抓住了对方言语中透露出来的空隙，迅速切入他的内心世界。
扬振鸣犹豫了一下，微微点点头说道：“可以这样说吧，在审计署工作期间，许多时候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无奈的事，我感觉这不是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辛格笑了笑，大度地道：“年轻人别在意，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无一例外的做同样的事情，今天政府官员们用金钱控制话语权向民众灌输他们需要的‘标准’意识形态观念与跨国公司商品广告促销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在这种背景环境下保持一种相对的独立思考和超然地位，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绝对的独立也是不存在的。”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在中国审计署是一个有着极大权力的机构，我记得当年审计署在李华署长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对中国四十多个部委进行全面审计，结果查出有‘资金违规问题’的部委多达38个！涉及金额达90亿元！可为什么以后几年中国各大部委仍旧屡审屡犯呢？”
杨振鸣苦笑了一下：“没想到辛格博士对中国审计署的滑铁卢历史这样了解，表面看中国审计署似乎很风光，其实它的职能只是一把尺子，只有审计权而无处罚权，审计署的责任只是指出哪里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而没有权限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即使赋予它一种处罚权，它也未必能够不辱使命，因为审计和处罚毕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程序，后者比前者更加实质性地触动了一种高级程序，其难度远非审计所能同日而语。各大部委屡审屡犯的问题出在拥有处罚权的机构的不作为上，因为在中国各部委发生这类资金违规问题，通常都有更高层级的官员书面或口头的允诺，这些人对违规部委领导的顶戴花翎的存废才真正具有一票否决的隐性权力。有他们保护和支持这正是那些屡审屡犯的部委们真正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也正是拥有处罚权的机构形同虚设的原因所在。 同时，各大部委资金违规，通常是至少在部委内、甚至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条线上是公开的秘密，违规行为大部分是部委集体决策的结果，有的还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幌子。让处罚机构不知道该拿谁去开刀，按照中国官场处罚惯例，集体挪用或乱收了几个亿的资金，只要没有进入个人腰包， 部委第一把手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
杨振鸣语气沉痛地说：“更可怕的还不是几十亿资金的违规账目，而是部委一级的职能部门已经不能和政府最高机构保持一致。部委一级的官员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那么拾级而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官场惯性，导致了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的溃决效应。这种效应已经如此刚性地主宰了中国的行政肌体，致使政府的执政基础在以后的几年里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对中央的执政能力腐蚀也是毁灭性的。
辛格博士同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仍不失忧国之心的中国年轻人：“所以，你选择了离开，可是你为什么不向最高机构反映你所看到的情况，寻求他们的帮助呢？”
杨振鸣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解释曾经这个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最后他想了想还是讲了一个故事：“中国有一部侦探电视片叫《大宋提刑官》，片中的主角提刑官宋慈曾经办了一宗惊天大案，当案件接近水落石出时，他把八大箱物证抬进了皇帝问政的宫殿，当面向皇帝汇报案情。当他说到皇太后也是涉案人之一时，皇帝竟然睡着了。皇帝说自己很困，然后就强制性地劝他回家休息。宋慈无奈离开大殿，但刚走出殿门，就见身后的大殿上空浓烟滚滚。一会儿皇帝也随之出现在大殿门口，他告诉宋慈，那八大箱物证已经在刚才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看着主考官们不解、疑惑、惊讶的表情，杨振鸣缓缓地道“皇帝毁灭了什么？毁灭的是人间公正；皇帝在维护什么？维护的是一种对他来说留亦难、除亦难的官场‘潜规则’。皇帝亲手销毁了罪证，其实不仅仅为了包庇皇太后和驸马爷，更是为了保护朝中一大批老臣。在中国只是有立法权和处罚权的人不昏昏欲睡，更不‘因为一时失察’让那些违规账本付之一炬，审计署才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只能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装饰性机构，不值得我在那里空耗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 ”
辛格博士听完杨振鸣的解说，满意地点点头，他侧身向坐在身旁的三浦勇志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自己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年近六十的三浦勇志是一个略有些秃头，脸上经常带着和蔼微笑的日本人，他是日本京都大学屈指可数的终生教授之一，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退休后现被深兰公司聘任为亚洲研究部的部长。
三浦勇志略微思忖了一下，问了一个专业问题：“杨先生，你学的专业是金融，不知道你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了解多少？”
杨振鸣不假思索地答道：“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退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1921年获法学博士之后，他转而研究经济学并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做过助理研究员。1924年返回维也纳，与几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一起，从师路德维克.冯.米塞斯。几年后，哈耶克以维也纳大学讲师身份受到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列奥尼.罗宾斯之邀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发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他在英语学术世界初露头角。1930年代，哈耶克因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而卷人了与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论战。稍后，哈耶克又在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成为自由市场制度最坚决的卫道士。一直以经济思想史见长的哈耶克此时转入政治思想史并从中获取抨击集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武器。这些论文后来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著称于世。该书追溯现代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思潮的渊源至十八世纪的圣西门与孔德。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名噪一时，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为他在后来世界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奠定了领袖地位。五十年代，哈耶克离开英国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与道德科学讲座教授。这一时期，他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终于在1960年完成了他不惑之年的主要著作《自由宪章》。该书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宣言。60年代，哈耶克返回欧洲，在西德任教，并发表其晚年时期主要著作，《法律、立法和与自由》三卷。至此，哈耶克著作等身，所著文章均被认为运思深远，入木三分。他的不少著作当时不为世人理解。直到1974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他经济学奖，承认了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到了80年代末期，鉴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人们对哈耶克思想的尊重达到了顶峰。哈耶克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三浦勇志点了点头，他给眼前这个年轻人惊人的记忆力打了一个高分，不过他知道亚洲学生的通病是死记硬背，机械照搬，他们虽然善于考试，但多数缺乏独立的思辨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所以他故意出难题问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种著作中最为公众熟悉的。但由于其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列为**。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的？”
杨振鸣道：“《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思想，是来自哈耶克1938年一篇题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英、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风靡一时。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普遍而持久，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由于哈耶克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警告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 加以严格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题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细心的人也许会问：既然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为什么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就不能提高效率呢？许多人相信这条所谓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比现实存在的任何单一经济体制要更有效率。哈耶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他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单纯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这就涉及到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失。哈耶克曾引用墨索里尼的一段话对此做为说明：‘是我们首先宣告，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对哈耶克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只能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绝不会仅仅限于计划者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写道：‘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哈耶克深信：‘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认定，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进一步论述说：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哈耶克认为这种知识积累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或‘组织’出来的。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理能力的衰退。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中间道路’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
三浦勇志礼貌地打断了杨振鸣长篇大段的引述：“杨先生，我想知道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杨振鸣微笑着自信答道：“应当首先承认哈耶克的确是一位大师，他有着惊人的洞察力，《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对社会主义弊端的预言如今都一一得到验证，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的高速发展，但几十年后最终一一垮台，不得不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某些致命的缺陷，缺乏长期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疑惑过、思考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从自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封闭的，内部要素静态有序的线性系统，而资本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开放的，内部要素动态无序的非线性系统。线性系统在初期要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但后期会因系统的逐渐走向完善成熟而僵化死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想会渐渐成熟僵化，他的躯体会渐渐成熟衰老一样。而非线性系统它虽然看似混沌缺乏规律性，没有方向，杂乱无章，但由于它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智能系统，它会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交流，演变进化自己的形态，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摆脱旧的危机，获得新生。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二战后期社会主义浪潮的冲击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获得了新的生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在社会主义国家被长期列为**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特性是要求‘舆论统一、思想一致，稳定压倒一切’，它的封闭性静态结构决定了它对外界的物质信息持一种排斥态度，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英明施政方针，在微观上‘搞活’系统要素，在宏观上‘开放’系统边界，通过大刀阔斧‘改革’旧的社会主义机制，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不过由于受社会主义制度先天性的某些刚性结构制约，中国的改革被严格界定在经济领域内，政治领域一直执行传统的‘舆论统一、思想一致、稳定压倒一切’，这也是中国官员**屡禁不止的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由于官员的选拔权和任命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民众手中，由于政府高层出于政权稳定的平衡需要，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后期走向了经济繁荣，政治僵化，官员**的畸形格局。从短期看改革确实拯救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受社会主义机制先天结构的制约，这种改革所能发挥的效力很快就到了尽头，失去进一步的成长空间。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所获得的成长空间则要远远大于社会主义改革，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所赋予公众的言论自由权，思想独立权又让它在社会集体思维效率上大大超过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看似混沌无序，但却具有更高智能的原因。这个现象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书中一个论点：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而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不能提高效率。”
三浦勇志微微点点头，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综合分析能力表示欣赏：“杨先生，你能不能用直观形象的一句话来结束你的观点阐述？”
“我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的形成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虽然理论家们可以超越现实躲在书斋里就理论研究理论，但在现实的层面上，一种新制度的形成是几代人苦苦探索实践，甚至是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对哈耶克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我更尊重历史的选择。不管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就如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形态多元化是主流一样，同样社会制度形态的多元化也将是一种必然，社会主义制度既然诞生并且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一定有它必然的存在道理。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诞生之初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只要它们存在一天，为了生存都会竭力去完善自我。对于社会制度来说，‘生’或 ‘死’也是个大问题！” 杨振鸣最后幽默地引用了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对白结束了自己的阐述。
“杨先生，美国现在与中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虽然你的履历上介绍你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是中国毕竟是你的祖国，如果美国政府需要你应征参战，你会怎么样选择？”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茱丽叶女士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如果美国遭受到外来侵略，或者政府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会毫不犹豫的应征入伍。但我认为目前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所以我会选择拒绝应召入伍。”
“难道你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吗？”茱丽叶毫不客气地指责道，“你有什么资格说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如果每个人都象你一样去按照个人利益需要去歪曲和误判政府的政策，逃避应尽的公民义务，那国家还如何正常运行？”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允许每个公民就国家的政治前途发表自己独立思想言论的自由，如果有一天这一传统被强权所扼杀时，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有走向集权法西斯的危险，不要忘了希特勒也是按照民主程序被选上台的，可就是这样一位民选总统，却引发了上个世纪最大的战争浩劫。我热爱美国，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所以当美国现政府有走向战争独裁危险倾向时，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我应当做的是制止战争，呼吁民众用手中的选票推翻现政府，选一个更能代表美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政府为大众服务。”
面试结束了，辛格博士在杨振鸣的简历上重重的打了三个星号，然后把材料递给茱丽叶道：“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选他吧，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们需要的最佳人选。”
茱丽叶有些担心地道：“这个人政治倾向太明显了，在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
三浦勇志不以为然：“布什政府最近不是已经解除了对华裔美籍人员的圈禁令吗？我想只要他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法规，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如何表达他的政治见解是他自己的事情，作为公司不应当过多的干涉。我认为，这个年轻人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和独特看问题视角非常有助于我们分析预测中国的高层内幕，以及未来政策走向。”
辛格博士点点头笑道：“安全问题的确需要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敏感，我们是全球一流的思想智库，招聘的人才如果没有一点棱角怎么行呢？这样吧，你先安排他接触一些C级的研究课题，看看他的研究能力顺便观察一下，如果在安全上没有问题的话，再让他了解更高一级的机密。”
三浦勇志在一旁若有所思，忽然他问道：“辛格博士，你看像杨振鸣这一代的中国青年算不算是被和平演变的一代啊？”
辛格博士愣了一下，考虑了一会儿才缓缓答道：“也许是吧。不过我更相信是人类思考的天性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制度如果想用钳制思想的方式谋求统治权，它势必会被大众唾弃背叛，这个过程如果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能是暴力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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