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闪回到十多年前冬日的一个下午。在北京西郊某修养中心，一次高层务虚会议正在举行。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保持低调，不想过于惹人注目。今天是刚刚回国的留美华人经济学家张宁，正在向一批高级干部介绍世界经济学的最新动态，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同时，这也是一场“月光女神”计划的理论层面论证。“月光女神”就是由张宁牵头设计的一个振兴中国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计划。
张宁能站到这个讲台上可以说是颇为不易。他虽然曾经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可要不是钱政宇的推荐，恐怕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决策高层。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是因为他是科斯的高足，前不久，他的老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刚刚荣获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下子使科斯和他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变成了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张宁作为科斯的弟子自然也就身价倍增。而在此之前，除了经济学界少数几个人之外，这一切对于我国社会来说，还是相当生疏的。1990年底、1991年初，科斯教授的论文集中译本刚刚出版；救在几个月前，准确地说是在科斯获奖的前1个月，国内的主要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才刊登了两篇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即便这时，还有把“transaction costs”翻译成“商业经营管理成本”的，在此之前，甚至还闹出过被翻译成“运费”的笑话。
张宁已经在讲台上讲的口干舌燥了。不知道是不是讲得过于“专业”。下面的一些人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冬日暖阳，已经听的昏昏欲睡了。听众中岁数最大的俞飞，却始终精力充沛地专注听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仅存的几位军事元老之一，他现在虽然不肩任什么职务，但每当国家遇到重大军事决策问题时，他还是会被征求意见，和其他几位元老一起为共和国保驾护航。
实际上俞飞是越听越气愤，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克制。等到张宁示意自己讲完了，组织会议的钱政宇开始让大家提问。俞飞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拍桌子冲着张宁吼到：“要是在战争年代，我早就把你拉出去枪毙了！”这一下把会议室中所有人的瞌睡虫都吓跑了。
张宁知道俞飞在高层的地位，讲课前钱政宇就向他介绍过，而且说：“要在中国推行你那套经济理论，首先要过的就是俞飞着一关。”张宁有些无助地望着主持会议的钱政宇。钱政宇转过头来，一脸无辜的表情望着俞飞问：“俞老，您觉得他介绍的这套理论有什么严重问题呢？”张宁毕竟是钱政宇推荐的，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惹怒了俞老，他也不好交待。
俞飞看了一眼钱政宇，又转向讲台上的张宁，换了一种比较平和的语气问：“今天讲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产权明晰。”
“讲通俗一些！”俞飞不肯放松地追问。
“就是逐步将国营企业民营化。走市场化的道路。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金融外汇管制。……”
“够了！”俞飞厉声打断了张宁的话：“市场化、民营化？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我看你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套！”
钱政宇赶忙从旁劝解：“俞老，您言重了。”六·四事件的风波还记忆犹新，钱政宇知道“自由化”这顶帽子的厉害，他可但不起。“‘自由化’是政治上否定党的领导，那是一定要坚决反对的。但是经济上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张宁谈的只是经济问题。”钱政宇连忙解释到。
“民营化、市场化都是好听的，说白了就是私有化，就是分社会主义的家产。”俞飞依然很激动地说着。“把家产都分了，谁还听当家人的？你们知道汉武帝的‘推恩令’吗？”俞飞环顾一下大家，把目光停在了钱政宇的脸上。钱政宇对这段历史略知一二，但是他现在不敢表现出自己知道的样子。
俞飞清了清嗓子说：“那我就给大家讲讲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分封制是十分顽固的，秦朝取消分封制，下决心实行郡县制，将固定封地的诸侯，都变成了由中央任命、调动的“流官”，实现了中央集权。可是秦始皇一死，到了汉代初年，分封制又恢复了。诸侯割据，弄得汉朝前几位皇帝头痛的很，先是跟异姓王斗，后是跟同姓王斗。没办法，在农业社会，封地就是诸侯最大的生产资料呀！皇帝把生产资料都分了，经济上就没有了发言权，进而也就失去了政治发言权。诸侯都不听皇帝的指挥，皇帝还搞什么中央集权？汉武帝是英明的，他知道硬收诸侯的封地是很困难的，是要发动战争，是要流血、死人的。所以，汉武帝自己不夺诸侯的封地，而是让诸侯的儿子去夺。过去诸侯是嫡亲长子继承诸侯的全部封地，诸侯能世代一直维持封地的规模。汉武帝发布了一道‘推恩令’，让诸侯的所有儿子，包括庶子都能得到恩泽，都能继承父辈诸侯的封地。诸侯一般都多子多孙，一个长子即使想独吞，也斗不过那么多的兄弟呀。两三代下来，原本势力很大的诸侯，也就被分的差不多了。后代皇帝延续这个思路，还制定了强制大地主分家，成年儿子必须分地单过。这样一来，诸侯和乡绅的势力就被分散了，再也拧不成一股绳了。毕竟几代之后的血缘关系就不那么紧密了。这时候，全国就剩下皇帝一人势力独大了，谁的实力都不可能与之抗衡，即便是少数诸侯联合，也不可能与之抗衡。就可以顺利地实行中央集权了。问题就这样在‘恩泽’的幌子下解决了。现在要搞私有化，要分社会主义的家产，就是拆**执政的台。”
钱政宇没想到俞飞会这样解释汉武帝的“推恩令”。赶忙说：“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嘛。汉武帝分的是诸侯的地，皇帝自己的地是不能分的。分了诸侯的地，可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集权反而会更强的。”俞飞刚想与钱政宇争辩，钱政宇灵机一动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是抓大放小嘛。”补充完了之后，钱政宇自己都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虽然对汉武帝的“推恩令”不敢说熟悉，但却知道英国历史上的“无地王”约翰，就没解决好这个问题。结果诸侯用武力逼着皇帝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诸侯间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成了英国近代，也是整个西方近代民主的基础。是啊，皇帝成了“无地王”，诸侯和皇帝谁管谁呀？不民主行吗？
俞飞还是坚持说：“那这个现在也不能提。89年我们虽然平定了六·四，可是欧洲柏林墙却垮了。东欧各国所谓‘民主化’运动的‘苏东波’浪潮，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够吗？更何况苏联刚刚出了个8.19，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我们还都不知道，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亡党了！你明白吗？那时我就建议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了。现在的要紧问题是总结苏共的教训。防止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你们就不要再提你那个什么‘市场化’、‘私有化’了，现在任何动摇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论都不要提。要稳定。”
钱政宇有一些急了：“稳定的基础是要搞好经济。在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上，您可是积极拥护的。现在西方对我们经济制裁，您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自己还要把门关起来？”
俞飞这时似乎也有些激动：“我不反对改革开放，可是也要看怎么个开放法。就拿海南洋浦的问题来说吧，土地出让权一租就是70年，快赶上香港了，那不是明显的‘出卖主权’、‘制造新国耻’和‘新租界’吗？香港还没回来呢！”
钱政宇更是不服气地说：“这件事两年前你们已经在两会上提过了，上面也有过批示，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要拖延。只是说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手续要齐全。您怎么还提呢？更何况六·四之后，打击了外资的引进，已经整个停了。”
俞飞气呼呼地说：“停了最好！”
程光这时插进话说：“话不能这么说。洋浦其实是一块宝地。这里有天然深水良港，中国少有，世界难得；地处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靠近国际海运航道，可以发展成为国际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搞中转贸易大有前途。这些早就被有识之士看中了。从1919年的孙中山，到1970年的周恩来，都曾经有过将这建设成深水大港的念头，但也仅仅是念头而已，最终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原因只有两个字：缺钱。您说不引鸟筑巢，引进外资，我们靠什么发展经济？”
被程光这样一反问，俞飞沉吟了一下，坚持说：“发展经济我不反对，但是要提防市场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了‘两个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是真的走了邪路了。”
钱政宇连忙接过话头解释说：“俞老，我要说明一下，‘月光女神’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市场化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已经充分考虑了稳定的因素。事实上‘两极分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还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中国‘不患贫、患不均’的千年思想积淀太严重了。现在不是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而两极分化的还不够，要让大家习惯两极分化。我这里想讲一个小笑话。说是一个算命先生对一个人说：‘四十岁之前你会一直因为你的贫困而苦恼。’这个人于是就激动地追问：‘这么说四十岁之后我就能摆脱贫困了？’算命先生说：‘不，到那时你就习惯了。’”
所有的与会者听到这里都笑了起来。这其实是钱政宇刚从张宁那里学来的一个笑话。
钱政宇接着说：“只要我们慎重，时间足够长，再加上宣传的配合，大家会习惯的。绝对不会影响稳定。”
俞飞被钱政宇的话气的不善，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反击的词句。最后还是程光找了个台阶说：“今天只是个务虚会议，不谈实质问题，您的意见我会向上面汇报的。”
不久之后就是12月26日，**诞辰纪念日。俞飞特意来到**广场上的**纪念堂。几天之前，他已经得知上面决定实施“月光女神”计划。只是要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一定要坚持“抓大放小”。还要注意控制进度和对外宣传，不要操之过急。摸着石头过河嘛！同时上边“老头子”还提醒俞飞，不要再拿什么“推恩令”瞎比喻了，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呀！
俞飞感到十分的郁闷。他在纪念堂中停留了很久，想在**的身边得到些启示，得到些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他没有成功。也不知道到底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呢，还是自己离**越来越远了。就在前一天25日圣诞节夜，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随后，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70年前，中国**人“以俄为师”，跟着**打下了红色的江山。现在**早已经走了，苏联也解体了。中国的方向在哪里？俞飞感到一片茫然。
从纪念堂出来后，俞飞没有上车，只是让警卫员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要在街上走走。深居简出的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这样在街上散步了。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俞飞听见远处一家小音像商店门口的音响中放着嘈杂的音乐，其中还夹杂着这样的歌词：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俞飞在音像店马路的对面停下了脚步，后面的警卫员跟了上来。俞飞问：“这是什么歌啊？”警卫员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崔建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正流行的。”俞飞听后，只是在嗓子眼里“哼”了一下。
在大洋彼岸，一条神秘的信息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阿尔忒弥斯计划第一阶段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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