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政府的办事效率向来和发达国家相比要低下很多，但是在某些时候某些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却是出奇得高！在胡教授那份报告提交上去的第三天，华夏政府考古办公室的电令就到了，并且电令不只是直接下达到了胡教授他们考古队中，同时也直接通报了岐山县政府文物办，同时要求岐山县政府文物办立刻派人封锁住凤凰山一带，严禁考古队带走任何发现到的文物和相关资料等等。
难怪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了！在胡教授考古队进驻凤凰山之初，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找到什么有重大意义的地下陵墓，他们要做的其实是保护性考古，岐山一带盗墓现象严重，这些年来无数盗墓团伙在凤凰山一**没，盗窃走了大量的文物，无数的陵墓被破坏了，出于保护这些陵墓的目的，胡教授才筹资组织起了这次考古活动。他的考古队中真正具备考古作业能力的其实也就是核心的四人组了。其他那些考古系的大学生到这里来也就是做实习。
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在韩金戈进了考古队的三天内他们就有惊人的发现，首先是那件商周时期青铜器和凤琮等文物被发现，紧接着就是地下陵墓也被发现了。胡教授他们这只考古队在无意之中有了最重大意义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完全是没有任何预兆的，似乎凭空而来，但是又确切无疑。尽管到目前为止，胡教授在报告中一直在强调他们发现了商周时代的王侯级别地下陵墓，陵墓的主人有很大的可能是传说中的周文王。
判断陵墓主人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胡教授也只在结合了从地下陵墓中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和岐山一带的民间传说等等后才大体上确认了韩金戈的说法，当然了他也不敢肯定地说，地下陵墓的主人就是周文王，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文王墓！那样的**就太惊人了。韩金戈从周文王的黄金面具中获得了他的全部记忆，所以他才那么肯定这里就是文王墓，可是那种超出常人想像的事情他是不可能讲述出来的，也不能做为现代考古学研究方面的证据。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要确认陵墓主人的身份，最重要的证据是从陵墓中找到随葬的相关文字和文物，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地理知识，才能大体上进行判断。
即使发现的不是传说中的文王墓，而是商周时期的王侯级别地下陵墓，那也是惊人的发现了。胡教授的那些对头们怎么可能看着胡教授在考古学上又一次取得惊人的成就呢！？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他们这些华夏考古学界权威专家学者们才能做的。
华夏考古学界向来认定文王墓位于陕西渭河北的咸阳原上，并且在那里划出了西周王陵区域，权威专家们说周陵是西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地址就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在一九五七年被陕西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陕西省文物考古办公室的种种介绍文字中堂而皇之的写到，周陵现遗存文王墓和武王陵各有一座，木牌坊一座，献殿两座，配殿两座及镶嵌在四周墙壁上有“小碑林”之称的宋以后历代皇室祭祀碑石四十多通，在周陵陵园内两千多株古柏，郁郁葱葱，极为壮观肃穆，素来就有着“周陵蓊郁”之说，也是当地传说中的“咸阳八景”之一。
官样的文字也不去说它，但是在历史上，周陵确实是作为西周王陵被华夏历朝历代的皇帝君王们相继朝拜过的，故老相传下来，周陵也就成了真正的周陵，在华夏考古学界讲起文王墓来，那肯定是在说位于周陵中的那处文王墓了。倘若胡教授在报告中说他们考古队在岐山周原上发现了真正的文王墓，那绝对会在华夏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华夏考古学界的那些权威专家学者们就是这样，他们似乎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坚决地维护着他们认定的种种观点。事实上咸阳原上的周陵已经被某些考古学家质疑过是否是真正的西周王陵了。
咸阳原在咸阳市区北部，是关中中部渭北黄土台原的南缘，背泾面渭，东端被泾、渭汇流切断，形成三角形原面。其规模大概是东西长约三十二公里，南北宽约十三公里，最窄处仅有一点五公里左右。总面积约在三百五十平方公里左右。最早记载着咸阳原所在的典籍是《尚书·禹贡》，书中说渭水在此地“东会于沣，又东北至於泾”。在这里有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等等，种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恩赐，使得这里成为了华夏民族本土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商代的时候，这里叫做毕原。
毕是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指水旁的涯岸。在《尔雅·释地》有“大野曰平，广平曰原”。毕原也就是指水旁岸上的大片平地了。咸阳原不管是南面的临渭部分，抑或是北面的临泾部分，都有高达数米、数十米的黄土断崖，与毕原所要求的地貌特征完全相符，说明它是以自然地貌得名的黄土平原。此外，毕不仅是作为一个地形名称，也是作为一个天体名称出现的。
华夏古代二十八个星宿中的毕宿，是一个由八颗怪星组成的行星组。它的形状很像泾、渭二水汇流及夹于两水之间的毕原。事实上在华夏古代的许多天体名称和地名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即有些星宿或天域以地名来命名，也有些地体或地域以天体之名来命名。同名之间，存在着某些必要的联系，如方位的联系、形状的联系及象征的联系等。
毕宿是以形状与毕原相似而取名的。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比形状更深刻的功能上的联系。古人赋予了毕宿以主伐的功能。这种特殊的功能性也是源于毕原的，要知道位于毕原东端的渭水，由于沣、泾二水的相继注入，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顺流直下，可直入黄河抵达中原地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这里绝对是一个进可速取，退可固守的战略要地。
传说中在商代后期，以这里为居邑的周王季历、文王和武王，经过长期准备，一举消灭了殷商纣王的野蛮统治，建立了华夏有记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周王朝。在战国时期，秦人也踏着当年周人的足迹，在这里建立都城，经过孝、惠、武、昭、文、庄、始皇等七代人的努力，终于结束了中原地区长达四五百年的分裂战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作为两次社会大变革成功的地理因素，毕原是功不可没的。
毕原与毕宿的功能联系，还出现在汉唐人对《史记·周本纪》中武王伐纣前“上祭于毕”的注释中，其中有注释一说“毕，文王墓地名”；另有一说“毕，天星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从表面上看，两个解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如果从源头考察，乃是对毕原和毕星内在联系的深刻揭示。
现代考古学在华夏发展很有些特别，权威专家们的形成也是很有些意思的，在最初的时候，这些在西方国家学习到了先进现代考古学的人才们回到华夏，主张在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上对华夏历朝历代的陵墓进行广泛的考古研究，迷信于从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现代考古学中那些定理定则等等，将这些视为金科玉律。但是很显然他们这种主张崇洋媚外的思想在华夏上个世纪的政治氛围下当然是要被打压下去的，这些人被关了牛棚，下放进农场等等地方，他们这些权威专家学者们基本上都是经历过这些的。
迷信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现代考古理论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了，他们转而开始结合着华夏历朝历代的传说进行论证和文字训诂等等，竟然走出了有华夏特色的现代考古学之路。他们同时迷信着西方世界的考古理论和华夏历朝历代那些文人学者们的记述，并且结合着他们的实践，在华夏考古学界占据住了主流的位置。
这些权威学者专家们在最初的时候对华夏考古学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的，但是让人无法对他们保持着最崇高敬意的是，在他们功成名就，做了华夏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之后他们开始对他们取得的那些考古成果进行了种种神圣化，并且不允许任何对他们的论断进行怀疑的声音出现。
出现这样的变化其实是正常的，在华夏历史上如此，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东方是这样，西方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了维护他们的名誉和地位，某种坚持是必然的。即使这些权威专家们不去坚持，他们的学生和支持者们也会去坚持的。倘若胡教授做了权威专家学者，那也无法保证在将来他不会像现在华夏考古学界那些权威专家这些们一样去坚持着他的观点，打击那些怀疑他的对象。至少韩金戈知道，胡教授培养出的那位考古队助理赵文光是肯定会这么做的，吴教授和常教授或者会出于学者的本性，保持沉默也是很有可能的。
胡教授目前算不得华夏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学者，他是怀疑论者，属于被权威专家们打击的那种人，所以他敢于怀疑一切，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和主张，并且在目前看来，他很有机会取代原先那些老一辈的权威专家们成为了新一代的华夏考古学界权威专家学者，新老两代权威专家学者的对抗就是这样了，在胡教授这样的学者看来就是学术之争，但是在他们周围那些人看来就是地位之争，权势之争，当然了从某种角度来讲，对于胡教授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誉之争，权威之争。
韩金戈对于介入到胡教授和华夏考古学界那些权威专家学者们之间的争斗毫无兴趣，所以他对胡教授对他提出的那些奖励等等丝毫不屑一顾，虽然在他看来，胡教授的见识显然更加接近事实一些。对他来说，甚至胡教授始终处于这种被打压的状况下才更加有利，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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