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没去深圳的前一年，也就是零零年的时候，赵生接到了国内一家高科机上市公司的印刷单子，因此曾经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子！这家公司当时新投产了一种商务型掌上电脑。那两年这玩意非常地红火，就跟刚改革开放那阵子卖家电一样，还没出生产车间就被经销商抢购一空，并且要提前好几个月打全款预定。
因此赵生那阵子就跟天上掉钱似的，听说他有次在家数钱都给数闪了腰，不知道是纵欲过度还是真的数钱太认真，这就无从考证了。反正赵生那阵子，只要往印刷厂门口一站，他所在的那家印刷厂老板，便大老远地笑嬉嬉地迎出来，嘴里不断地高呼：
“赵（先）生，您看您，干嘛要亲自来呢？您一个电话不就行了？”
这个老板是个本地人，又黑又瘦就跟刚从媒堆里钻出来一样，一口广东话说得甭提有多地道了，抑扬顿挫的，就跟唱戏一样；他都四十多岁的一个人了，见着二十刚出头的赵生，居然还亲热得跟亲爹来了似的，要多热情，就有多热情。
那一年的赵生，可就只有一个字能形容得了他，那就是：爽！要多爽就有多爽。整天呼唤着一班狐朋狗友，到处潇洒，到处留情，搞得深圳鸡犬不宁的。陈富和阿海也跟两孙子似的，整天跟着赵生身边跑前跑后，就跟当年汉奸见着小日本一样，毫无骨气地活着。没想到不过几个月，撑死了也就一年，这俩孙子都可以天天嘲讽赵生了。这变化也够快的，要不怎么叫深圳速度呢。
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底，被他们在电话中，一片声色犬马，繁荣昌盛的景象所诱惑，加之众所周知的个人感情原因，在第二年的春天，我终于狠下决心来到深圳淘金，看可有机会让我也更上一层楼，再来散散我已经憔悴不已的心。谁知道我一踏上这片遍地是黄金的城市，现实却已风云突变，那家全国很有名的公司的产品滞销了，就跟流行感冒似的，掌上电脑忽然地不再流行。如果完全这样说也有失公平，因为那时候掌上电脑若全国的销量加在一起的话，还是相当可观的，只是那一年，全国各地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冒出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生产掌上电脑的公司，都要来分一碗“粥”。可是僧人见多但粥不见长，终于大家都不够吃。因此这家全国很有名的公司，也不得不面对着减产，甚至停止生产掌上电脑的境地。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赵生也就在此种大环境下，无法避免地走向事业的低谷。
我想我怎么那么倒呢？刚到这里就赶上他们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没让我过上一天好日子，连我这样的还只能算是刚刚一脱贫的人都快被他们当李嘉诚来对待了，这深圳的大街小巷里，住着的还不都是比尔盖茨啊？
我住在赵生租来的一百四十平米的房子里，一开始还可以吃到这份“免费的午餐”，但好景不长，我便迫于无奈，只好主动提出要分摊租金。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道他丫子真的这么快就穷到这种地步了？事实上也不至于如此，只是他人已经穷到先打预防针了，天天念叨：
“这日子没法过！”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当他是在自言自语，或者对空气说话。他这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半途而废，没想到，他唯独在这件事上却较起真来，仿佛突然地信起佛，随时随地瞅准机会便在我面前就要念上几句“难无碗米讨福”。这时间一长，即使皮厚如我的人，也最终没能守住自己的贞操，只好乖乖地脱裤子——掏腰包啊！您说这叫哪门子的死党，敢情狐朋狗友都是这样的啊，难怪现在都不流行在现实生活中交狐朋狗友，都只是在网上交些只要会打字的网友就行了，还不用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人是鬼，是驴子是马，多省心啊。
后来更是每况愈下，为了不使自己饿肚子，我也不得不亲自到万家乐超市里去，购买菜米油盐酱醋茶。就这样，在深圳的日子，从此跌入到万丈深渊之中，再也没有爬起来过。我差不多每隔一两日就得进出一次万家乐，跟一妻管严似的，整天跟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交道。
在我不断地进出万家乐的日子里，终于有一天，让我发现了个特殊情况，什么情况呢？您说我这种人还能发现什么情况，当然是发现了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这个姑娘是这家超市众多收银员中的一个，她的姓名就是刚才柳忆婷发过来的让我感到大吃一惊的三个字，因为她们的姓名，居然是一模一样！我都怀疑柳忆婷提到的是不是就是我曾经很喜欢的那个姑娘，可是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后面，还写了三个字——安庆人。我知道，她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年前，我在深圳认识的那个姑娘，是广东梅州人，是一个客家女孩。再说了，她怎么会来到安徽合肥，还在这里上学呢，而且她现在也该有二十四五岁了吧，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刚高中毕业独自到深圳这家超市打工，那时候，她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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