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两天大出我意料，我在铜陵几乎成了个多余的人，虽然星期六眼看着便要到了，但我还是决定回家。李再白说他有事要在铜陵再多待几天，并且他不忘对我说，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哈尔滨。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大脑一片空白，茫然得像这个世界不存在似的。
几天后我和李再白一起去了哈尔滨。他要住高级宾馆，说不在乎这几个钱；我说没必要住那么好，能省就省吧；他说你舍不得那个钱，那就全由我出吧；我说不行，费用一切公摊，我不会多用你一分钱的，你知道我这人不是那种爱占小便宜的人。结果他没办法，我们住进了一间便宜一点的宾馆。
住下后，我们便去电厂办事。所谓办事，也就是跟领导寒喧几句，热情地说上几句废话，拍拍领导的马屁，然后便完成此行任务，回到宾馆，只等领导何时有空，请他吃饭找小姐送票子，直到把他给彻底征服掉。如果进展一切顺利的话，那我们就只等数钞票了。但这几天此高级领导被像我们这样的人给团团围住，每天穷于应酬，分身乏术，所以我们的日程被一推再推。可见这年头，当领导也实在不易，就是有如孙悟空的三头六臂，也很难面对如此众多的进贡者。国家每年大抓特抓的那几个所谓的贪污犯，也是他们命薄，正好撞在枪口下。在我们眼里，这些人只不过俺们国家冰山之一角，更何况后来者更是汹涌如涛涛黄河水，持续不断地顶替先辈们留下的空缺呢。杀一儆百的效果没有起到，倒是为后来者扫清前面的障碍物，真不知是国之大幸还是国之大悲。
我们这些贪污犯的帮凶们终日没事可干，只好在宾馆里守着电视，打发无声的青春。我这些天里烦闷不已，终日心神不宁，神情恍惚，看着电视发呆。李再白倒是忙得不亦乐乎，主要是那部手机，就跟114查号台似的响个不停。当然他并不总是像那接线小姐般地温柔多情，就看是谁打来的了。如果他接了电话没说几句话，便开始大声地朝手机话筒吼，那肯定是广州那个痴情的小姑娘打来的了；如果他接到那个电话后，声音温柔得跟妈妈对自己的小宝宝说话，脸上的笑容像春日阳光一样温暖，那个人肯定是——我根本都不敢去想这两个字，我怕我一想到这两个字我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觉得我很没用。李再白在打电话的时候，时间不是以分秒来计算，而是以小时为单位，而且几乎天天如此。在一旁不幸要当听众的我，却又无处可逃，每天在这种甜言蜜语的浇灌下，有一天在他正对着电话诉说衷肠的时候，我不得已跑出了宾馆。
再不走开，我感到自己真的会崩溃，真的会发疯。
十二月的哈尔滨，几乎每天都是飘着鹅毛大雪，满天的飞雪在空中跳舞，在阴沉沉的天空下，像是在发泄和倾诉着什么不满似的。我穿着单薄的西服在茫茫无边的白雪中疯狂地追赶着纷飞的雪花，脚上的皮鞋踩在深达半尺的积雪上，发出“咕哧，咕哧”的声音，好似杨白劳的哀号声，跟这个洁白美好的世界很不和谐。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后，我的衣服上便积满了厚厚的白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喜欢白雪，真的，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茫茫雪海，那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是多么地美丽，壮观！我跑不动了，我躺倒在地上，我仰望着天空，任雪花在我的脸上轻舞飘落，任这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将我覆盖，将我埋藏！我觉得**！尽管我的手好冷，尽管我的脚我好冷，尽管我的身体好冷，尽管我的心好冷......
“喂？喂？你快说话啊？陈诺！你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在雪地上，不知道这儿是哪里，那电话铃声不停地响着，不停地响着，直到我用自己几乎已经被冻僵了的手指，艰难地按下应答键，我听到了这一连串快得就跟闪电一样的问话，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地作响。我努力地张开那张近乎僵硬的嘴巴，像习武之人一样地气沉丹田，然后吐气，再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对着手机话筒说：
“我躺在雪地上看雪花呢！呵呵，哈尔滨的雪花真美啊！你想不想也来看一看？”
“你是猪啊？你躺雪地上看什么雪花啊？你想冻死啊？你快起来，给我快起来——”这声音一开始好大，后来就好像力气用尽了，慢慢地变小，越来越低，也越来越慢，最后几乎是在哭泣了，“我想你呢，你到上海来看我吧！”
“我又没死，你哭什么啊？嘿嘿！不跟你胡扯了，电话费不要钱怎么的？我要泡美妹去了！拜拜！”
说完我就挂断了，没等那边再说话。这一通对话像是某种能量，居然让我几乎快冻疆的**又暖和了许多。我慢慢地爬了起来，我要去找网吧上网。我第一次到网吧，还是上一次在铜陵时，明媚带我去的。刚想到这个，我便感到浑身莫名地伤感和惆怅！我不能流泪，我不能！我坚绝要忍住，是的，我可以流血，但不可以让眼泪挂在我的脸上，哪怕它已经在心里流成江河！
我在网上同时和几十个哈尔滨的女孩子聊天，跟每一个网友都发去同样的信息：
“我很无聊！你晚上可以陪我出去玩玩吗？”
遍地撒网，总是会有一条鱼，哪怕是一条很小的鱼上钩。姜子牙都能愿者上钩，凭什么我就钓不着？更何况现在这鱼儿多得都跟黄河泛滥似的呢。这不，有鱼儿上钩了，还稍带着钓一送一：
“好啊！我们两个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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