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与家人说了我要去西安的事，同时正式提出了想让家人到美国去的想法，娘和姐姐都表示不太想离开延安，对漂泊海外更是有点抵触，但在我的一再坚持和耐心说服下，娘和姐姐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又征询了一下李大哥的意见，李大哥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但仔细一看才发现，李大哥的眼神不停的看向姐姐，我心里有点明白了，原来是李大哥对姐姐有意思了，难怪答应的那么痛快呢！
不过这样也好，李大哥这人不错，只要姐姐也有这个意思，我是举双手赞成，看来要悄悄的和娘说一说了，让娘去问问姐姐的意思。
第二天早上，我悄悄的和娘说了我的发现，娘听了也很高兴，急忙把姐姐叫来问，我怕姐姐脸皮薄不好意思，就带着春妮和虎子出门闲逛去了。
中午回到家，一看娘眉开眼笑的神情，我知道肯定是成了。立刻让虎子去把李大哥叫来，李大哥一来，我就当着全家宣布了姐姐和李大哥的事，姐姐害羞的躲进了里屋，连饭也没出来吃。
吃了中饭，我和李大哥商量了一下以后的事，就一起去找了赵伟，和赵伟说了姐姐和李大哥的事，并且提出让李大哥回家照顾娘和家里，不再到制药基地来工作了，赵伟立刻去请示了李部长，回来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38年4月29日，副主席和我一行人出发前往西安。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没能见到白求恩大夫，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路途上，副主席和我聊了很多，话题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让我对他的渊博学识佩服不已，同时我的一些新奇见解也让副主席再次对我刮目相看，由于我们都回避了敏感性的话题，气氛变得十分的融洽，上路后的第四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的密切了，相互关系的有效改善，让我们两人都觉得十分的满意。
我没有过多的去猜测副主席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些伟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和衡量的，有时间还不如好好完善一下我的计划，同时我也相信政治就是利益的权衡和交换，只要利大于弊，无论是哪一方都会乐于接受的。
而且只要我不参与到他们双方之间的争斗中去，保持绝对的中立，同时还能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好处，在他们双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的底细，以及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底牌之前，我就能左右逢源，而且还比较安全。
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第二天，也就是38年5月3日的下午，副主席带着我一起去拜会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可能是委员长对他有所交待，蒋主任对我的态度很热情，嘘寒问暖的扯了一通家常，为了留个好的印象，我也给与了热情的回应，可能由于副主席也在场的原因，蒋主任并没有提及任何敏感性的话题，整个见面过程都充满了和谐、融洽的气氛。
5月4日下午，要在西安行营的会议室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作为这次记者会的主角之一，我早早的就到达了会场。
到会场之后，我见到了这次记者会的另一主角，再次见到大队长，我十分的高兴。和大队长了解了一下一大队现在的情况，这才得知，一大队也是十天前才到达的西安，而且这次来到西安的部队也只有不到五百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八路军不想把一大队的实力全部的暴露出来，而且除了展示用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和四挺九二式重机枪外，部队并没有携带太多的重武器。
本来还想询问一下我走后蔚县鬼子的动向，可看到周围走来走去的各方人员，我也就没有提起，转而问起了战友们的情况，得知李大柱也来到了西安，我急忙向大队长请求让李大柱放两天假，我想和他好好的聚聚，大队长很爽快的同意了，这让我十分的开心。
下午三点，被邀请的记者都到达了会场，我大致数了一下，有二十多位记者。
三点十五分记者会正式开始了，不知道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其它的原因，记者们除一开始问了大队长一些问题外，几乎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我，简直让我有点无法招架，而且有些记者对我私生活和家庭状况的关心程度，简直让我以为遇到了‘狗仔队’，幸好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见识过现代社会记者厉害的我，还知道‘无可奉告’是对付记者的必备用语。
同时也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透露了出去，这就是我只是一个爱国的，希望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老百姓，所以不能用军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我，而委员长的任命我也还没有接受。
而我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中立的，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我都会支持。我也表达了对抗战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长达两个小时的记者会结束后，我觉得这真是比打了一场小规模战斗还要累人，对蒋主任邀请我参加晚上的酒会我也婉言拒绝了。
在那种场合不可能谈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且副主席和大队长也在被邀请之列，去了大队长肯定寸步不离的跟着我，那还有什么意思。而且我也希望这样做，一是能够让副主席他们放松对我的警惕，以便于我第一步计划的实施。二是送上门的生意，这重视程度自然就要打了折扣，已经吃了一次亏，我可不想再犯第二次错误，该端的架子还是要端一端的。人就是这样，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总是不会珍惜，非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向副主席提出了去看望战友们的要求，他非常爽快的同意了，但还是以安全为理由派了十多名战士和一个办事处的干部随同我一起前往。
去到位于城外的一大队驻地，我见到了李大柱等许多昔日的战友，大家看到我也都很高兴，当天晚上我就住在了营地内。
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拒绝了李大柱与我秉烛夜谈的提议，还拒绝了他让我同住一屋的邀请，这让李大柱有点生气，但我并没向他解释什么，我的好意他以后自然会明白。
第二天中午刚过，我就提出了回办事处的要求，看我态度坚决，李大柱和战友们也就没有再挽留，回办事处的路上，我突然提出到我去延安前住过的那个地方看看，说完也不给其它人说话的机会就飞马向那奔去。
还没到地方我就看到，庄院好像已经重新整修过了，庄院外的荒地也全开垦成了农田，这时节田地里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了，看上去十分的养眼，可惜我只认出了其中有玉米，其它的农作物我全都不认识，但没有看到有水稻和小麦，这令我觉得有点奇怪。
可能是听到马蹄声响，院子里有几个人跑了出来站在院门口张望，到了院门口，我飞身从马上跳了下来，然后向那几个人问道“二管家在吗？”
那几个人连连点头道“在在”，说完就有一个人跑进院子叫二管家去了。
这时随行的战士们也跟了上来，随行的那个办事处干部跑到我的面前道“你怎么说走就走，这样随便改变路线会有危险的，而且这也没经过首长同意呀。”
我笑了笑，“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难道还会出什么危险？这里又不是战区，没关系的。这里是我在西安住过的地方，是我好朋友的家，你们办事处的伍主任还来过呢。”说完我不再理他了。
看我不再搭理他了，他也就没再说话。
不一会儿，二管家出来了，看到是我，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有点激动的说“您可来了，这都大半年了，您怎么也不写封信过来？虽然伍先生一直说您很好，可他说的也不详细，我们又一直没收到您的信，老爷和黄先生都很担心。
老爷和黄先生到美国后，还叫在重庆的大管家经常打电报过来询问您的情况呢，而且还叫我一定要联络上您，看看您在延安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伍先生说你在前线，联络不上。
我正着急呢，上个月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消息，我还急忙给大管家发了封电报，让他转告老爷，没想到您今天亲自来了，看到您没事，老爷他们也就能放心了”。说着就把我让进了院子。
听了二管家的话，我心里十分的感动，当初分别的时候，王老爷是说过保持联络的话，而且也说会把二管家留在这里，我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二管家。
可我以为这只是王老爷的客气之言，他们去了美国之后，远隔万里，这联络起来也不会太方便，而且刚到延安我也不想让那边误会，所以就连信也没写一封，今天我过来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二管家还真的没走，王老爷也一直这么关心我的情况，这让我心里真是感动到了极点。
一方面我感叹自己的运气真好，遇到了一个这么关心我的长者。另一方面也对自己以小人之心，度王老爷的君子之腹感到羞愧，实际这也和我对商人的偏见有点关系，我想我既然去了延安，也不再可能给王老爷带来什么利益了，他还理我干什么？但没想到我竟然错了，还错的不是一点半点。
但就是如此，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王老爷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按理说一个商人，特别是一个如此成功的商人，说他会非常的注重感情，这还是有点让人难于相信，也许是这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直到后来再见到王老爷时我才知道了原因。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情况对我是最有利的一种，至于王老爷的动机我也不想再去揣测了。
我转头告诉随行的办事处干部，今天就住在这里不回办事处了，他表示了反对，并以安全为理由想让我还是回办事处去住，但我坚持就住在这里了，并告诉他我的安全由我自己负责，看到我态度十分坚决，他只能无奈的留下随行的战士们，想自己一个人回去汇报。
我知道他也是受命行事，而且这里离西安城也有三十多里地呢，为了他的安全，我还是坚持让他带上了两个战士一起回去，不然要是他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我也会觉得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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