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古城西安刚下了一场小雨，除了路上的灰尘比原来稍微少一点外，一切看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一阵秋风刮起，路上的行人走得似乎也比往日里要快些。
这时，街上一阵喧哗，官府的衙役们高呼“肃静”、“回避”，路边的人听后纷纷避让，原来川陕总督岳钟琪刚从外面访客回来了。城里的人见怪不怪，让开大道后依旧各走各的路。正当岳大人的专轿快要到总督府门口的时候，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攘臂奋出，霎时间便突破了衙役们组成的警戒线，只见他直奔总督大人的轿前，令众人一片惊呼！
所幸的是，那位书生手里拿的不是炸弹（那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也不是砍刀匕首之类的违禁危险品——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仅仅是一封书信而已。
看来，这只是一场虚惊。众人心想，莫非这书生是为喊冤而来？可正当大家把提起的心放下去的时候，却见岳大人接过书信，微微扫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当下就喝令将此人抓住送监，随后迅速将此书信揣入怀中，匆忙迈进了总督府。
那书生来的真不是时候，碰巧岳钟琪此刻有点烦。岳大人的烦恼，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岳”姓引发的——他不但和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是一个姓，而且还真就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岳钟琪原本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而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那些倒岳的言论简单得几近幼稚：岳钟琪是汉人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恐难对清廷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清朝为汉人报仇，这种人切不可重用。
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完全是空**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虽然雍正皇帝对岳钟琪大加抚慰，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在传播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什么岳大人尽忠爱民，曾对皇帝说了些不知忌讳的话，朝廷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当时还传闻说岳钟琪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后来岳钟琪进京后，皇上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朱轼当时不愿再保，其他大臣也不敢保，结果岳钟琪刚出京门四天，皇上又派了一个叫吴荆山的官员去把岳钟琪追回来，但岳钟琪不肯从命，吴荆山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自刎了。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满人赶回山海关外去。
正因为如此，岳钟琪才会一看书封便脸色大变。原来，书信的封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这几个字让岳钟琪的神经立刻绷紧：去年卢汉民那个疯子的事件尚且余波未平，今天又来个直呼自己是“天吏元帅”的！这岂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回到总督府后，岳钟琪摒退左右，独自进了一个密室，小心翼翼的把信封撕拆开，然后抖抖索索的将信纸抽出，匆匆浏览了一遍。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岳钟琪读完信后，脸色煞白，冷汗直流。原来，信里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其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的十大罪状，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雍正的继位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随后又说，华夷之防断不可开，满人是夷，满人皇帝不配统治汉人。既然如此，岳大人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何不继承祖上之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振臂一呼，成就反清复明之大事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乖乖里格咚，弄半天这书生不是来喊冤，而是来策反的！
岳钟琪这下着实吓得不轻，他看完这个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上书后，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心想这封信幸好落在自己手里，倘若落到朝廷里的哪个冤家对头手里，那岂不要掀起滔天巨浪呢！
由于事情重大，加之自己又脱不了干系，岳钟琪只得忐忑不安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在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岳钟琪先对这个名叫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将他打昏在地，冷水浇醒，随后又苦苦逼问他到底是受何人指使，用意何在。那书生见势不妙，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书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的紧咬牙关，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不敢猛下狠手，怕万一把人给打死了，雍正怪罪下来，弄不好会说他杀人灭口，到时候百口难辨，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幸好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的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它个水落石出。
岳钟琪不敢怠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顺水推舟、以假乱真的诱供之计。他心想，既然这些个“愚民”非要让他当什么民族英雄，那就冒充一次罢！为了免得落下把柄，岳钟琪请示朝廷后，便和陕西巡抚西琳（满人）临时搭档，两人一明一暗，一起来审这个案子。
随后，张倬被五花大绑的押到公堂之上，岳钟琪脸一黑，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诬蔑我大清盛世！看在你是读书人的份上，暂不用刑，你莫要不识抬举！还不速速将指使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这时，陕西巡抚西琳则躲在屏风后面听审，看看张倬有何表现。那张倬上次已经被打得半死，倒还算有点骨气，他立在堂上，冷眼默对，就是一言不发。岳钟琪大怒，惊堂木一拍，喝令用刑。众衙役一拥而上，又是一顿狠揍。这次因为总督大人早有交代，这些人明显手下留情，虽然张倬再次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却未伤筋骨。
当夜，张倬却被人从监牢中悄悄的提出，岳钟琪一改前几次凶神恶煞的模样，他摒退左右，疾步上前，亲自为张倬松开捆索，握着张倬的手，让他莫要惊慌。接着，岳钟琪既惭愧又抱歉的说：“壮士，果然是条汉子，受苦了！我岳某其实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尚未成熟，只能暂时隐忍不发。这次对壮士用刑，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再者，当时也实在是不知道壮士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有所防备。但如今看来，壮士的确是真心反清的大丈夫，有骨气的好男儿，岳某十分佩服。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壮士海涵一二！”
岳钟琪一顿恭维，但张倬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想岳钟琪转变如此之快，未免蹊跷，一时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岳钟琪见张倬不为所动，便命手下送上酒菜，招呼他坐下来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同时施展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大骂满清鞑子和走狗，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接着，岳钟琪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目前的状况，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慷慨激昂之处，岳钟琪睚眦俱裂，涕泪交加，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气概。
张倬毕竟是个书生，一时还真被岳钟琪所感动。两人话多起来后，便谈起反清大计，倒是极为投机。酒至酣处，两人似乎已形同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下就赌咒发誓，要将满族鞑子赶出中原，复我大汉江山。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第二天早上，张倬的酒醒了不少，正疑惑岳大人是否真心反清的时候，便有人把他接到一个密室。岳钟琪早在那里等待，密室里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岳钟琪还对天发誓说，从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驱除满人鞑子，倘若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岳钟琪不惜以总督的身份与张倬义结金兰，顿时把张倬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彻底打消了。张倬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哪里会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阴谋诡计，这下很快上了岳钟琪的当，他感动之余，便把整个事情和盘托出。
原来，这个假称张倬的书生真名叫张熙，这次是奉老师之命前来投书的。他的老师，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真名叫曾静，本是湖南郴州永兴某地的乡村塾师。曾静原是个秀才，因为多年科举不中，所以抛弃功名，以授徒为生，当地人称“蒲潭先生”。
“蒲潭先生”家里没钱，学生也穷得很，对社会颇有不平之气。正好当时雍正刚刚登上帝位，民间多传言其为篡位，加之雍正初年用法严苛，下面的人怨声四起，反清复明似乎有可乘之机。曾静等人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乃是岳飞之后，想必忠于汉人，于是便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不料岳钟琪对雍正忠心耿耿，张熙反中了他的招。
据张熙自己说，当年五月，曾老师派他和他的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之前，因为家里穷没有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当了作路上的盘缠，然后两人经贵州到四川，一路上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好不容易到了四川。不料他们刚到，便听当地人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再次前往西安。
两人一路步行，晓行暮宿，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终于在九月十三日赶到了西安。正当他俩准备前去投书的时候，却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当今皇上的重臣，皇上对他宠信有加，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什么因追不回岳钟琪而导致京官自杀的事情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的事。
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竟然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正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变卖家产，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也心有不甘。于是他便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守候在总督衙门前的路上，于是就有了这开篇的第一幕。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的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岳钟琪听后，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他忍着笑，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张熙不知是计，便把所有信息全部供出。等到套到了张熙、曾静等人的详细情况后，戏也就演完了。岳钟琪随后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的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等人。
曾静和张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鲁莽行为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文字狱（吕留良案），一群不相干的人或戮尸或砍头或流放。面对这样的惨剧，也许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文字狱不是本书的重点，以上也只是开篇的闲扯。但是，曾静策反信中提到的雍正“十大罪状”，即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却是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据说，雍正得知曾静张熙给自己罗织了“十大罪状”，还想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推翻暴政时，心里也是牢骚满腹，气愤异常。他在批给另一个宠臣鄂尔泰的折子上抱怨说，“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然这是匪类逆言，但听他们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看来，这大清国的皇帝是做不得矣！还要朕怎样？”
皇帝难做，雍正委屈，他当时大概心想，我怎么就这么失败？我都招谁惹谁了？
这事说来话长。雍正之所以被人扣上黑帽子，恐怕还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当得有点不明不白。而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又和他的父亲康熙老爷子当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总共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自幼聪颖好学，身体强健，当年可谓是意气风发，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在他的治理下，大清帝国一时间文功武治，国力蒸蒸日上，大有盛世之气象。
但是，再厉害的皇帝也会衰老，而盛世的表象下面，往往也隐伏着衰败的影子。康熙末年，大清帝国看起来依旧是繁花簇锦，但盛世年华的后边，一些微妙的溃变却也正在悄悄的萌发。
就拿大清帝国的掌舵人康熙来说，他五十岁以后，身体开始每况愈下，特别是因为废太子的事情，更是让他心力憔悴，备受打击。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晚年的康熙也时常觉得疲惫不堪，头晕复作，步履艰难，连批奏折写字的时候，手不由自主的颤抖，连笔都握不住。再后来，康熙觉得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目不辨远近”，耳朵也不灵了，“耳不分是非”，越来越老态毕露了。
身体的衰落是生理规律在起作用，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克服。更为糟糕的是，晚年的康熙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有时候又觉得无比的沮丧。“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随着时光的流逝，康熙的双鬓也开始斑白，他越来越感到身边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特别是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一个个的乞休（退休）或辞世，更是让老爷子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孤单和凄凉。就连当时朝鲜的使节，都能感觉到康熙晚年的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
烈士暮年，却是英雄气短。康熙开创的盛世已经过去了。但是，康熙还不能谢幕，他必须要坚守皇帝的岗位，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在，他就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为大清帝国掌舵，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懈怠——就算他咽下的最后一口气，那也是为他开创的那个时代拉下幕布。
对此，康熙自己也曾不无抱怨的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他又说，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
中国传统的权力移交，有一个天生的弊端就是皇帝终身制，这必然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和**体制相始终的，因为**社会下的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皇帝至死方休，就像后来乾隆年纪太大，只得退位作太上皇，可他还是照样上朝，实习皇帝嘉庆只能搬个小凳子在旁边听政，乾隆笑，嘉庆亦笑，形同傀儡！
人人都说皇帝好，但却不知道皇帝如此的劳累和如此多的桎梏，难怪康熙的父亲顺治帝说，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但是，既然是皇帝，就必须是终身制的，这种可憎又无奈的制度，不但把皇帝害苦了，也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皇帝年老昏聩，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事荒芜，**滋生，天下黎民何其罪也？
康熙老爷子身体不行了，脑子还算清楚。他也担心手下的那些官员们见自己“血气精神渐不如前”，便乘机为奸，导致自己几十年勤苦奋斗而来的盛世最终会付诸东流。但是，康熙毕竟老了，精力也远不如前，正如他所说，“今天下天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康熙想维持现状，但哪能这么容易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各种社会矛盾决不会因为老爷子不愿多事的主观愿望而销声匿迹。康熙也曾意识到，如果“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到时必然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天灾人害，杂然并至”。但很不幸的是，康熙末年的各种问题是越积越多，几至糜烂，这些担心和忧虑，在他死前都成了事实。
康熙老了，他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对朝政从容掌控，收发自如了。当时的朝廷中，大臣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地方上，各级官府在正额钱粮之外的火耗加派（由乱摊派演变而成的附加税）愈演愈烈，山东河南两省的火耗率竟然占到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火耗关乎吏治和民生，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些事情，康熙不是不想管，但力不从心，下不了重手去整顿。
另外，在康熙晚年“政宽事省”、“无为宽仁”政策的纵容下，官吏的贪污舞弊之风也愈演愈烈。**在适当的温度下，已经成为难以控制的可怕瘟疫，在大清帝国的疯狂蔓延，不断的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康熙末年，他便发现“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当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而另外一面，大清帝国的财富正日益流入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历朝历代的痼疾，在盛世的表象下，又开始重新发作了起来。
就连秀才们也起来造反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时，秀才们发现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和盐商子弟居然也赫然榜上，而那些灯下苦读的读书人却名落孙山，众人一时间惊诧莫名。秀才们被激怒了，他们聚集了上千人，将财神像抬进府学的明伦堂内代替了万古宗师孔夫子，又用“卖完”二字糊住了贡院正匾，两边还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以声讨乡试中两位主考官的贿卖舞弊行为（暗指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和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
农民的方式更加直接。火耗加派、官员**等都加剧了官府与农民的矛盾，康熙末年农民暴动的事件日益增多，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发生了河南兰宜县亢铤起义、五十七年在湖广地区也发生了起义未遂的事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东盐贩王美公啸聚农民洗劫盐店富户，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起义，击杀清军总兵欧阳凯，并自立为帝，率有数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秘密结社也在蠢蠢欲动中。
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深陷危机中。短短的十几年间，康熙几十年辛苦开创的盛世竟然已经是如此的垂垂可危。
这些事情，还不是让康熙最烦心的。官员**，农民造反，大不了抓几个人来杀头；即使宽仁一点，也大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躲进皇宫成一统，不理不管。但有一块心病，却是挥不去逃不脱的，那就是关乎大清王朝未来的皇位传承问题。
皇位传承其实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这不仅仅是康熙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大清王朝稳定和发展的大事情。但是，在众多的儿子里面，应该立谁来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呢？康熙晚年为此左思右想，苦闷不堪。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最多的皇帝。早年的康熙身体强健，他一生中总共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嫔。巧合的是，他的子女也有五十五个，子三十五，女二十。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二十四个，其他十一个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序的二十四个阿哥里面，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十人；二十个女儿中间（养女除外），只有八个女儿长大**。（也就是说，康熙的五十五个子女中，只有二十八人长大**，成活率刚到一半，而女儿的成活率明显低于儿子）
古人的观念向来是认为多子多福，但作为帝王之家，儿子太多反不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都精明能干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历朝历代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兄弟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惨剧屡见不鲜，康熙熟读经史，对此当然十分清楚。
儿子太多了。为了避免前几次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满族贵族公推储君的制度，他早早的立了皇次子胤礽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从理论上来说，立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其实是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实施的嫡长子继承制。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嫡长孙继承，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病故，即由嫡长孙建文帝继位。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生的儿子。换句话来说，即使皇子中有比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年纪大的，但因为是庶出，也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资格。如康熙帝皇长子胤褆比皇太子胤礽大两岁，但因为其母亲地位不够高，所以没能做上皇太子。
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按其母亲的贵贱尊卑将皇子们区分出嫡子和庶子，然后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皇位继承人最后限定到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最高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制继承制的顺利实施，确实有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和动荡，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秦汉以后，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最理想方式，并一直为后来的各朝代所实行。
但是，嫡长制继承制虽然能保证最高权力稳定交接，但往往以牺牲储君的品德考察和贤能甄别为代价。嫡长制继承制首要条件是“立嫡立长”，而不是“立贤”，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众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屡屡出现。古人并非不知嫡长制继承制的这个重大缺陷，但以“选贤”为标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往往更大，因为贤与不贤的标准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把握不住实际上是无章可循，最后往往演变为各势力的冲突，结果重回动荡。
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以“嫡、长”这些先天的生理条件作为标准，才能在皇位继承中找到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答案。因为按照“嫡、长”的生理标准，皇位继承人最后被限定为某个特定的人选，这样就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也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
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者十之**。康熙虽然很早就立了皇太子，但后来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了废太子的事件。而废太子导致的结果比不废太子还要糟糕，因为这导致其他皇子们一个个蠢蠢欲动，纷纷觊觎大位。
康熙的这二十个长大**的儿子，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大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既然太子被废，其他儿子都是平等的，谁都有权利来继承皇位。可问题是，皇位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又怎能平均分配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离2008年正好是三百年），康熙废太子。从康熙四十七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驾崩，总共近十五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夺位战争中，雍正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是，雍正的继位，有太多的谜团：有人说他谋父，有人说他改诏，有人说他篡位，有人说他屠弟，还有人说他欺母，不一而足。
雍正六年，当雍正把对手们基本收拾干净，事情也慢慢平息的时候，这两个小人物丢下的石头，却顿时溅起了雍正心里的万丈波澜，多年前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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