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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年轻,第二天我就啥事都没有了。不过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做这种傻事了,就连新兵连的“吃呼”,我也不参加了。实际上老瓦出事以后,“吃呼”也少了。
常青看我变成那样,一边笑话我,一边告诉我一些他发明的吃饭的窍门。他教我,要是拿勺子盛面条、菜汤什么的,要一蒯、二捞、三撇油。蒯,就是看见有什么好东西,象什么星星点点的肉块啦,炒得糊啦吧叽的葱花啦,还有最要紧的就是搀在高粱米饭里的大米饭的饭团,看见了,要下勺子准,蒯的要利索,不然转眼就没了。捞,就是争取能捞到干货。要让勺子沉底往下面捞,万一有什么肉骨头啦、土豆块啦、粉条啦什么的,谁能捞到谁吃,有时候在类似于刷锅水的菜汤里,谁要能捞出一绺子病号吃剩的面条来,那会乐得跟得个嘉奖似的。撇,就是正常情况下,大锅里没什么好东西,所以最多的时候是要抓紧在汤水的浮层上撇油。有点油水就不错了,也没有更高的奢望了。常青还叮嘱我,一定要注意放在饭锅最上面的饭锅巴。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先掖着别吃,饭后饿得快,再拿出来偷着掂巴掂巴。用这损招也是没办法,大小伙子还有半大小伙子,都在发育阶段。一天就是饿。
现在回想,当时伙食是差,但是也没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一个一个蹭蹭的窜个头,几个月的新兵连,我都长到一米六十多了。我想这里面,既有五号红高粱的养份,也有常青的功劳吧。
“吃乎”虽然少了,但是在吃饭的事上,有人还是出了笑话。这回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班战友的“大喇”。“大喇”的来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嘴大嗓门大,又愿意念饭堂广播,所以叫大喇叭,大家简称他“大喇”。大喇原来是老瓦的一对红,老瓦走后,换成了管富。他俩相处的还行,关键是大喇为人随和,一般的事根本就不和别人计较。管富咋说他咋干,他省心,官富也不用操心。
那是新兵连的后期,过第一个五一节的时候,团里说了话,说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小将的新兵还都不错,没给部队惹什么事,也不比往年的新兵差,所以要犒劳犒劳我们。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部队对我们这茬子兵还是挺有想法的。那时部队已经有两年没招兵了,地方上乱哄哄的,半大孩子都在闹革命,部队也不想把这股祸水引进来。军营里要流动,新老兵要接替,招兵是早晚的事。所以从打我们进了团里大门,团领导的心就吊起来了。生怕我们在部队也搞什么革命,让军营也乱成一锅粥。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拨兵不但没惹什么事,而且素质出奇地好,究竟为什么,我也没琢磨出来。反正总不至于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吧。
团领导一高兴,叫后勤拨给我们新兵连一口猪,又特批了每人可以喝一瓶啤酒。这下把连里激动的,赶忙杀猪买菜,又拿一个猪后秋去换鸡蛋。大家都空着肚子等那顿会餐。其实也不用特意空肚子,因为我们的肚子本来就天天空着呢。五一那天两顿饭,
下午会餐,团领导也来了。排队进饭堂的时候,我们的“天天唱”是格外的响亮,我的腮帮子也没冒酸水。
我都记不清吃的啥啦,就像做梦一样。至少有一半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我也是。大喇对酒更不行,现在讲可能是酒精过敏。他才喝几口就不行啦,可又怕错过这一瓶酒,谁知道下回是哪年哪月呀。所以不管管富怎么劝,他就是掐着瓶子不撒手。这是他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没听管富的话。酒壮熊人胆哪。他也不管什么菜,就是在那忙活往嘴里塞。他的嘴真大,满满一嘴菜还能把酒瓶子插进去往里灌酒,一边喝还一边皱着眉咧着嘴,象遭了多大的罪。他终于也没能喝完他的那瓶指标,到末了只能坐那,脖子一伸一伸的,嗓子眼嗝喽嗝喽的想要往外反。
常青瞅不下去了,一把拽下他的酒瓶子,咕嘟咕嘟几口周到自己肚里,回手扶起大喇就往外走。刚走到宿舍门前,大喇就要吐,我们急忙把他放趴在门外洗漱用的木板架子上。他哇的一下子就吐开啦,那嘴张得比吃饭的时候还大,和喇叭口一模一样。
他才吐了几口,大家都笑起来,因为我们看见,他吐的都是整块的肉片、肉块和鸡蛋,这家伙,根本没嚼就塞肚里去了呀。
一条老百姓的狗不知从哪闻到味跑过来,张开更大的嘴,风卷残云还舔个精光。那年月,狗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呀,更别说酒啦。所以眼看着那狗舔光了想跑,可已经迈不开步了,晃晃荡荡地躺在了大喇不远的地方。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官富走过来,拍拍还在趴着干呕的大喇,“叫你别喝,你非喝,你就是不能喝酒的人。”大喇呕得抬不起头,可是他答的话大家都听见啦,他的嗓门大呀。他说:“你那是没有液体的屁!”

大家开始没反应过来,没明白啥意思,不到一秒钟,更大的哄笑就爆发啦。说得太精彩了,那就是不掺假的干屁呀!大喇那意思不是明摆着,就是说管富纯粹是放屁。常青这下高兴坏啦,杵了一下趴着的大喇,“行啊,你小子酒后见真章,有文化呀!”管富撇撇嘴,讪讪地走开了。
大喇的这句话,变成了新兵连的名言警句,还在部队内外广为流传,使用频率一度高的惊人。遗憾的是,大喇从此戒了酒,再也没有机会生产出这类惊人的语言产品。
大喇很快就清醒了,那条醉狗也不知啥时候醒酒跑回家啦。五一会餐后,新兵连格外的不平静。并不是都在回味那顿会餐,而是我们的新兵集训快结束了。转眼之间,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都感觉到部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都进步了。除了几个违纪的新兵,一百多个新兵都入了团,虽然常青也入了,但他就入的费点劲。要说是因为管富是团支部副书记的原因吧,似乎也不全是。要说是因为他的成分问题吧,好像也不是主要原因。反正是已经入了,晚也没晚几天,也没被别人拉下,好像是就这么排的发展计划,他也就没太受影响。那时候,我们的不平静反映在各自的去向上。我们城市来的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太在意学什么、干什么,我们不了解那些农村兵的想法,比起他们,我们太小了,经历得也太少了,不懂得新兵分配意味着什么。
多少年来,我就对农村兵有一种近乎同情的感觉。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他们在部队过的都比城市兵沉重得多。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还享受着“哪来回哪去”的退伍政策,没有后顾之忧。再说那时我还没到思考自己前途命运的年纪,所以基本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整天没有愁事的状况。
可农村兵们却截然不同。等到我在近似于农村的部队驻地呆的久了也想调到大城市的时候,等到我有机会到穷得不能想象的真正的农村住上几天以后,等到我对常青、管富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我真的认识了他们-我的农村战友的时候,我才感到命运对我的偏爱,我是多么幸运。幸运的来源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把我生在了一座城市。所以我没有必要永远地把离乡进城、脱胎换骨这座大山压在头上;我不用每天晚上克制自己的困意,去琢磨白天做的工作对提干进城这个目标起了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明天怎么做才能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我更不用处心积虑地时时惦记怎样打击和战胜竞争对手,获取那几个有限的留队或晋升的名额。可他们不一样,生活逼得他们要走一条相对艰苦的从军之路,以争取有一个苦尽甜来的成果。
但回想起来,虽然那时新兵们各有心腹事,但也没有什么挖门子走后门做什么工作啥的,就是都更卖力了、更认真了、更守纪律了。都想把自己在连领导眼里的印象打得更好,给自己争取个好的分配结果。
由于面临分配,随时都有分手离散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挺珍惜这最后一段时间的。连常青和管富也好像融洽了一些。在我和常青这边,似乎我俩想得开始不太一样了。我是觉得分手即将来临,我的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朋友就要离开,显得儿女情长的多一些,而常青却经常地和一些同乡,还有就是新兵连靠近领导的兵象通信员、给养员、甚至炊事员走得挺勤的,我想也就是打听打听分配消息什么的。
人啊,一旦要分手了,也就有意无意地、全面一点地、加点理智地在心里掂量对方这个人了。常青在我看来,又有才又全面,哪个领导能不喜欢,他的分配、他的前途应该是没什么打问题的。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像他的不完美的才华一样。
对他的不完美之处,我也有一点拿不准的地方,因为在当时,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缺点或者是叫毛病。有些事我本来是不准备说的,因为在现在这样的言论自由的环境里,我也不能保证我说的—其实是常青做的和说得的,都符合各方面的要求。但写到这里,不说吧又怕反映不准或者说是介绍不全面常青的情况,甚至叫大家误解,以至于会产生认为是我瞎编的感觉。这叫我很为难,所以我有时想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竟然天真地要把常青的事情写出来,还希望让大家都能看明白,这是不是又犯了当年的傻劲。没办法的是,有些看了这篇东西的朋友还在催我往下写。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在写的时候也注意一点,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打住时就打住,给死人留点尊严和面子,给活人留点想象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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