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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传股有一个干事叫陶晓,他爸爸是文革前的老副省长。可能也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进了部队。由于他的家庭背景特殊,知道的事情也多,会玩的东西也多,当然也比我们牛逼得多。说话声音不大,也文质彬彬的,但让人一听就是牛烘烘的劲。动不动就是“江阿姨”、“周伯伯”的,我们听着都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来了没几天,他就成了炊事班的虐待重点。
我们干部灶的食谱是按礼拜定的,一个礼拜那十几样菜就会轮一遍。每礼拜都会做一次红烧鱼,不是鲢鱼,就是鲤鱼,鱼大,就中间切一刀,分成两盘卖。陶晓第一次买鱼,窗口里递出一盘鱼尾巴,又瘦又小又短,他卡巴卡巴眼睛没吱声,运气不好,赶上了没法子,对付吃吧,总归是不舒服。下一个礼拜又卖鱼,轮倒他,窗口里递出来一盘鱼头,大大的一个头,几乎没有身子没有肉。陶晓有点急了,他平时都牛逼惯了的呀。“怎么就是一个鱼头?”里面的回答是:“一盘一盘轮到的,没办法,不可能都剁的一般大呀!”他倒是想和里面说道说道,可是他能说出理去吗?因为一个鱼头跟炊事员掰扯,掉不掉价?吃哑巴亏,端着往回走。全是鱼骨头啊,那真是古人说的“鱼鲠在喉”。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恶狠狠地骂道:“这些乌龟王八蛋!”就算里面听不见,也会有人传进去的。好啊,你骂我们,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啦。
再往后,干部灶就成了陶晓的人间地狱,只要里面的人看见他排到了窗口前,肯定会递出一盘叫人不敢想象的小鱼头来。简直是惨不忍睹。那是早早就专门为他备好的。其他的菜也是如此类推了,不是肥肉多瘦肉少,就是数量缺质量差,我都怀疑那些变态的炊事员会不会在他的菜里再“呸呸”来几下。陶晓曾经想出不少高招来逃避迫害,比如和优待对象一起排队,然后冷不防地变换前后位置以求打乱里面的计划,或是虚晃几枪,把鱼头鱼尾都晃到别人手里,自己再趁着只剩鱼身子的时候冲上去。然而全都没用,里面永远给他留着一盘小鱼头。任他神出鬼没,那盘鱼头是一盛就不变了。看来他要不去吃饭,那盘鱼头就是剩下拿去喂猪也要等着给他。这种精神折磨谁能受得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的人都有些受不了啦。

陶晓是干部子弟,是高干的儿子,从人种学上讲,他具有优良的血统和基因,所以,没用“岳母刺字”,没用“常青指路”,没用“战前动员”,一盘鱼头,完成了比多少政治课、多少人生观教育都来的现实、来的紧迫、来得义无返顾的奋斗动员。多少耻辱,多少刺激、多少激励、多少卧薪尝胆、含羞忍辱的自我折磨。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为一盘鱼头屈辱人下。为逃出这一盘鱼头的精神折磨,陶晓活生生从一个半文盲,硬是啃下了数学物理历史政治汉语古汉语,还把英语背得溜熟,一举考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甚至学成了一个高材生。
有一次在北京,一位朋友领我去北外的舞会玩。我一眼认出他,因为他是舞会所有男士中最出众的,包括舞姿、风度和堂堂仪表。我的朋友很惊讶:“你怎么认识他?他是外院的舞会王子!就要派到国外大使馆去了。”那天重逢,我们谈起他眼前的辉煌,陶晓只是淡淡的一句:“都要谢谢那盘鱼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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