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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叫我不好意思的是,对于常青和十里香的事情,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几乎都是比较**的、比较私生活的。但是我回忆了一下,其实常青翻来覆去的,讲的也就是这么些事,而且是很具体很细节的。他讲得最多的、当然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么五、六个事吧。
一件事,是大灾荒年代。十里香给常青找了个篮球教练,在县里。为什么让常青练球?当然,还不只是让他练球。还给他联系练画画,练吹拉弹唱什么的。常青隔两三天就去县里练球,或是跟十里香给他联系的老师学别的什么。
常青也嫌来回走累呀,白天还得干地里的庄稼活呢。有时候,他就想偷懒。有时候,他就表示出腻歪来。
常青说,十里香总问他:你不想在这穷屯子呆一辈子吧?
那时侯正赶上闹饥荒,就是那个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不算新闻。常青的屯子本来就穷,一天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县城里就更可怕,连白菜帮子都找不到。那条二十几里长的、曲曲弯弯的小路,就成了常青和十里香的救命路。
每次进城,在路旁的庄稼地里,常青都找机会弄一点吃的东西。一般情况,他至多也就是能偷一个或是两个萝卜,再不就是一颗白菜。现在的人不要以为这一两棵菜不算什么,问问你家的老人们,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个什么样的年月。
想找粮食,那是做梦。就连土豆的种,也早就吃的绝种了。剩下的、农民还敢种的也就是一点菜。至少还没人从地里把那些菜籽一粒一粒地刨出来吃呢。但是这些少见的菜地离大路小路远着哪。常青就是想偷一个萝卜,也要多绕上几里地,几乎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才能得逞。
十里香也知道,偷两个萝卜什么的。那年头也是有生命危险的。毕竟吃食比命还金贵呀。她跟常青说了多少回,叫他别再给她家带食物了。可常青一看见十里香因为长期饥饿,变得黑漆漆的脸,啥也不说,扭头就走。
常在路上偷,总有失手时。有一回常青在挖萝卜的时候,挨了人家看青的一洋炮,几粒铁砂子打在后背上。十里香一边给他往外挑铁砂子,一边淌眼泪。常青对我说:“你说怪不怪!我一点没觉得怎么疼,倒是她给我收拾的时候,碰到我哪,我哪就哆嗦。”
还有一件事,也是和哆嗦有关系的。常青上县里的二十几里土路,他走过了不知道多少回。十里香也走过不知道多少回。开始就是两条腿来回走,后来十里香的生活稍稍好一点,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常青上县的时候自己走着去,回来的时候十里香也下班了,就用车子驮着他送他回去。每次都是常青抢着驮十里香。
他对我说:“回屯子的时候,是我驮她,她还得再骑回去呢。乡下的路,你也知道,车子也不好骑。十里香得用手揽着我的腰。她一碰我的腰,我的腰就哆嗦。这走一道就哆嗦一道。你说怪不怪!”
我可以想象得到,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十里香坐在车后坐上,一手揽着常青的腰杆。那是小白杨一样的挺拔的、年青的身躯,那是象春风细雨下不住摇曳颤抖的杨柳般的身躯。
这一条小路啊。
后来的事情几乎都和哆嗦有关系。特别是其中一次,就是常青说过几次的他打球受伤的事。
常青在县里小有名气,就是因为他的篮球打得好,打得花哨。而且这个穿着最寒碜的运动服的家伙,却是球场上最英俊、最挺拔、最吸引姑娘眼光的。所以。招来嫉妒是必然的。很多次人家合着伙算计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特别是有一回,在他飞身上篮的时候,被人在下面屈身一顶,他被横空掼下来,摔在沙石地上,膝盖、胳膊肘、还有两只手都磕的鲜血淋漓。十里香又一次给他处理伤口,只不过这一次挑的不是铁砂子,而是真的沙子石块。
十里香看他满身又是血又是汗,可他的两手又都缠上了纱布,就拿来毛巾打来水,给他擦身上。
常青对我说:“她擦到哪,我哪就哆嗦。眼看着哆嗦,还起鸡皮疙瘩。眼看着往起起,一层一层的。”
他又说:“擦完上身,又给我擦腿。我也不能让她给我擦胯胯裆啊。可磕碜的是,她擦着擦着,我这哆嗦着,胯胯裆里就有反应了。她能看不见吗?”
这个情景我能想象得到,尤其是我在前面说过了,我看过常青的XX。但是我想象不出十里香会咋样。反正,常青讲这件“磕碜”事的时候,看不出来他有一点不好意思,反倒像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似的。
常青给我讲的这些事,翻来覆去的讲了不少回。
那天夜里在养鱼池边上,躺在黑土地上,他呼吸着他感到既熟悉又亲切的庄稼地的气味,他的感觉是那样幸福,又有些陶醉。我想这不仅仅是那些美好的回忆的作用,还因为当时他确实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他的前面,若明若暗的,甚至是很清晰可见的,那些很虚幻缥缈的东西,似乎都一点点的变的现实起来了。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一般就在那么几步,甚至只有一步。那一步走出去了,或者说踩到点上了,这一辈子就全妥了。如果每个人都回想一下,人人都有这么一步。当然回想的结果,大多数人是后悔。
就象下棋一样,最后的杀招或说胜负手,虽然确实好看,是点睛之处,然而它不是整盘的关键。关键的步子早在前面,或是许久以前就走好了。那里是人生的转折点,是你的命运的要害之处。在这里,棋高一招全盘就赢,棋错一步满盘皆输。像一个岔路口,或是三岔路口,你走哪一条都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当然也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没有指引,没有路标,却有一双手,在推着你,走其中的一条。
多少年以后,每个人都会感叹:要是在那时候,我走了另一条路,那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孰不知,在当时,由不得你自己选择。
你想一想,你当时的所谓选择,实质上是你自己命运的驱使。很有可能,到现在为止,你自己还没有明白你怎么就走了那条路。所以多少人至今在捶胸顿足:我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了,我怎么就选了这条路了呢?
我们不明白,我们没的选择,那是命中注定的道路。有不少人或许会说我这是迷信说法,不过你自己想一下,不是吗?
那种现在看来或是义无反顾的、或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绝对是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多种作用聚集的结果,谁也抗拒不过的。
而且,象有些人爱挂在嘴边的“消逝了的,就永远的消逝了”。这个命运的关节点一经过去,你的命运就注定了。后面的只是蜿蜒起伏的变化了,绝少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再来一次选择了。
可是我们就象当事者迷一样的懵懂着。
常青和我们大家都以为,他现在又到了一个路口了,而且有可能就要转向那条没有任何宣示、但却预示着无限风光的光明大道了。
我们那时怎能明白:转折只有一次,后面都是它的延续罢了。
当常青在三道沟拼死拼活地折腾的时候,这期间,团里又研究了一次干部提拔。因为他那时还没怎么干出名气来,要论成绩和事迹,他还排不上号。在有些领导的眼里,对他的印象还没扭转过来,那块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头,虽然被我和老葛推到了深山沟里,甚至没人再能找到,但是它还没有彻底的从常青头上掀下去。所以这一次机会,他错过去了。虽然可惜,但我觉得,常青要是照现在这样坚持干下去,机会还是有的,知耻后勇后来居上的先例多的是呀。常青前面的道路,是平展的而又能看得见的了。何况他很快就成为团里的典型了。
但是,现实却应了世事难料这句老话。这回不是常青自己的问题,是整个部队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人物已经轮不上提干了。
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这个变化成为一股潮流甚至是一股洪流的时候,再想应对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顺着时间的线索,把整个变化按顺序捋了一下,我发现这是常青前进路上的又一个坎,从大的形势上讲,这是他和别人都左右不了和控制不了的。其实这个变化,在我们当兵的第一年,就注定要来临了。
我们当兵的时候,参军入伍,并不算是非常热门的出路,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多少人家还都在作着升学梦、务工梦、留洋梦和各色各样的理想梦。当时革命虽然尚未结束,但也没有迹象表明它竟然会持续十年之久。所以人们都在等待着,就像等待某个早上醒来,奇迹突然发生在眼前一样,等待着一切走上正常的一天。
然而在下半年,伟大领袖出于某种伟大的考虑,发出了一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条在当时被赞颂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后来又被历史验证,其意义和影响用重大和深远已经不能包容了的教导。当时,我们还在部队庆祝过。但很短的时间,我们全部城市的新兵觉得,能在部队里面庆祝这个最新指示的发表,真是太庆幸了。以至于后来很多年,我们这批兵还和后来的兵一样,被归笼到“后门兵”里面,以为我们也是躲避上山下乡的逃兵。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变化了。这种变化,把数以亿计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早早地推上了人生的转折点。但是谁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全国范围内,狂热的革命小将们,即刻打起行装,开向天南海北的乡村旷野,去接受贫下中农们的再教育了。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还没有经历完四个季节的更替变化,知识青年们的狂热就已经降到了冰点以下。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穷,难以承受的残酷折磨,以及难以历数的种种丑恶,迅速地反馈回来。人们由趋之若鹜迅速转变为避之不及。大多数有条件的家庭都选择了逃避,都在想方设法给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而且形势已经变得那样紧急,下乡已经不是你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了,已经是一项政治任务由不得你不去了。而举目望去,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整个社会都在极度混乱之中,理所当然地,军队这个唯一的世外桃源成了所有人艳羡的避风港湾。
开始的时候,还是随着部队的年度征兵往里钻往里挤,到后来,竟然打乱了部队秩序,打乱了征兵制度,随时随地都有新兵插进部队。我们在部队里面,感觉就更明显了。我几天没回团里,就会出现很多新面孔。清一色的新兵。
就在常青当上团里典型的节骨眼上,就在他的前途柳暗花明时来运转的要紧关头,部队最上面的中央军委,竟然发出了一个现在回想也不可思议的文件,要求全军部队要优先征招军队干部子女入伍。这无异于是一个动员令,无异于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几乎一夜之间,大队大队的军队子弟象涨潮的潮水一般,从部队的前门正大光明地哗哗地开进了部队。

很快,我们团的兵员成分,由以农村兵为主,急速地转变为城镇兵农村兵各占一半。其实,农村兵在我们这样的部队已经占不到一半了。而且兵员的年龄也急剧下降,出现了绝对的年轻化、低龄化。
我们团的报训队办到第三期的时候,八十多个兵平均年龄还不到十六岁,最小的说他自己十四岁,因为档案都不是准确的了,所以到底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小。出操训练的时候,队伍后面是一群踢里趿拉的半大孩子,跟不上队伍啊,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在半路上喊报告掉下队去。一到野营拉练,老百姓每当看到这些娃娃兵,都会投过来复杂的目光,并发出一阵阵的哄笑。
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一纸文件,开了军队**之先气,进而是部队歪风邪气大涨,那就是军队**的起点,那就是我军素质败落的开始。
我说这些气话,丝毫也没有贬低我的军队子女出身的战友的意思,相反我一直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有军人的天性。他们的父辈个个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拼杀出来的,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父辈的军人的血液。他们更适合从军征战,他们更适合戎马生涯。后来,我先后有许多这个时期入伍的的战友,大多是部队军、师一级的干部子女。我和他们结下很深的感情,我慢慢的知道了,这些军队的后代是部队必不可少的,是军队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延续。
但是在当时,当我们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觉手足无措,所有的人都对自己个人前途产生了危机感。不仅是这一茬一茬的新兵越来越年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还表现得不太突出,甚至有人还在自以为是地笑话他们,一群孩芽子,尽开国际玩笑。
当时的问题是,这个巨大的新兵群体,当然还包括从地方靠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手段进来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神通,都还没有被人们意识到。但是往后不久,连里营里再研究战士入党的时候,团里再研究战士提干的时候,人们就都明白了军营变化后面的更大的巨变。
团里头头们更觉如此,以往轻松快乐的干部研究会,现在却渐渐地变成了闹心会。那些以往还觉得宽松富裕的入党提干名额,这时候却突然变得寥寥无几少的可怜,还有那么多的必须安排的兵没有位置啊。安排的不谨慎不小心一些,就要得罪人哪。
这时,我发觉大事不好,但是谁都无力回天了。
这个变化很快就被所有的人看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是不可能的。军营里不仅仅是到处可见的娃娃兵们,而且,象雨后的嫩草一样,开始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一株株的绽放在我们眼前,那是年轻的叫人不敢想象的新干部。后来就是一丛丛的、一片片的了。
农村兵们更是目瞪口呆,一个梦境一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多少人的梦想啊。常青虽在离军营几百里之远,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既成的事实,我知道他越来越急切的心态。那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要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一个礼拜会打两、三次。后来我对他说,你老往机关打电话,会让别人有想法的。还是我给你打,我打方便。
我就总往三道沟小组打电话。别人还以为我是经常和典型保持联系呢,也不说啥,因为一个最下面的小组的电话也不太好打,中间经过那么多的转接,又有他们一个连队的小组在上面连着。有很多兵没啥闲事,就爱上来偷听,也借机会了解团里、营里的大事小情的。所以电话里其实也不好说啥,再说也确实没啥新情况,我说多了常青更闹心。
我一打三道沟的电话,管富就赖在旁边不走,听几句就一撇嘴,还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后来他还向股长打小报告,说我老往三道沟打电话,不是工作的正经事,占用线路瞎聊天。股长还在一次会上旁敲侧击地提了这个事。管富那一幅丑恶嘴脸,活生生的小人得志。
渐渐的,常青的电话来的少了,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好像打不起精神来似的。几个月过去,后来他竟然不太提这件事了,话里话外流露着看透了的意思。我担心他就此消沉下去,就打算到三道沟小组再去一趟。我在常青成为团里典型以后,曾经去过三到沟,那时看了常青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真有一下子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当时我就想,就凭这个惨不忍睹的环境,常青也必须得冲出去。就凭常青遭的这些罪,他也绝对应该提拔起来。眼下我就是要道三到沟去,再给常青打打气,象**说的,最后的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常青突然被调到团里这边来了。说是团里一个主要领导说的:咱们这边破烂多,老百姓也多,到这边来捡破烂,他大有用武之地呀。
常青被调到八连。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初本该分到八连,却象被挑状元一样挑走了的常青,终于又回到了八连。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空耗了一次生命的旅程。而当初分到了八连的管富,却根本就没在八连呆几天,现在还一路仕途越爬越高。
但我想不管怎么说,调到团里这边,总算是从那个穷山沟里钻出来了,能少遭多少罪呀。
但常青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他的情绪一反常态地低沉。
我骑自行车到八连去看他,他拽着我跑到营房外面,我俩坐在团部养鱼池的岸坡上,他好半天一声不吭的抽烟。
我问他:“咋样,调过来比山沟里强不少吧?”
他气哼哼地说:“好啥?”
我问他咋回事,回到团里这边不好吗?
他说:“好个屁!我看啥都来气。”
他这次调回来,是到八连做给养员,那时候叫“上士”。
据说是因为原来有军衔的时候,给养员的军衔就是上士,我想这个说法肯定不准确,因为那时候当兵一、两年就当“上士”的多得是,肯定不是军衔高低决定的,叫“上士”必有别的原因。这个工作就是给连队采购给养,俗话讲就是买粮买菜什么的,也当半个炊事员使。
对常青的安排,他自己的估计是,可能有的领导想让他先当个给养员,锻炼锻炼再弄个司务长什么的干干也未尝不行。但到了八连他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原先连里有个代理司务长,也是我们同年兵。他就是我们新兵连一个班的战友,就是那个和常青一块比XX的老姚。老姚原先要提排长的,位置被人占了,把他挤出来,而且上级已经私下里告诉他,叫他在这等着这个位置。因为那时候,连队司务长的这个位置,城市兵和军队子女都看不上眼,嫌它丢人现眼不愿干,这倒成了农村兵的香饽饽。
那时候提干的位置贵如金哪,再说有人还认为这个位置有油水哪。原来在新兵连,常青和老姚处得不错,因为他俩的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还常常和常青一起“哨”管富、埋汰管富。这回常青一到八连,物是人非了,首当其冲的不欢迎他的,就是老姚。
要说常青和老姚他们两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说几乎就没有可比性。我前面说过,常青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但那要看跟谁比了。要是跟老姚比,一百个老姚也不行。别说老姚比不上常青的十八般本事,就是比文化,在常青面前,老姚就是一个纯文盲,一个睁眼瞎。
比方说吧,当年我们的新兵队伍,呼呼拉拉地开进了部队。老姚跟着大队伍进了西山大院。一眼看见那块巨大的**语录牌。他竟然给念成了:“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顶风耳。”吓得带他的老兵班长脸都白了。好在一了解,他就是个文盲,大家也就假装没听见。以后说起老姚,大家就会在背后拿这事笑话他。但是谁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因为啥,明摆着。谁敢拿**的题词开玩笑。不要命了!
眼下的情况十分清楚,老姚死活就等这个司务长的位置了,也没别的指望了,甚至候补人选都排了好几个了。这一个提干的位置,就像当年长征路上那一把救命的黄豆啊,就像当年上甘岭上那一口救命的甘泉哪。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同生共死的红军、志愿军了呀。现在的常情和老姚,也不是在新兵连亲密的都能一起比XX的老乡加兄弟了。
老姚摆出了一副当然不让的架势,“此路是我推,此山是我堆,打死也不走,不管谁是谁。”还使出了农村兵惯用的那一套,在背地里使坏。支使常青干这个干那个,就是不让他出去买粮买菜。那些炊事员都听司务长的,也都没给常青好脸色。常青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呀,就是他在白山连的时候,也没有谁明着就挤兑他踩咕他呀。
他更难以忍受的是,他对这些还要忍着挺着,不能跟老姚翻脸。因为他也明白,谁知道这是不是给他的最后的机会呢。
常青到了他的最低潮,他甚至都很少露面了。
以前在西山大院,甚至在整个西山军营,他是一个多么风云的人物啊。可现在,想见到他都很难了。
每次团里在大礼堂放电影,我就使劲找他。尤其是各连队拉歌的时候,我多想再看到那个英姿飒爽的常青,那个高大挺拔的常青,那个迷倒众人的常青。可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往往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和各连队的炊事员们混在一起。那些炊事员一般也不大有人认真地去管,集合站队的时候,往往这些家伙就溜号了,值班员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装傻。各连队的头头也不愿意这些油渍麻花的后勤兵影响连队的形象。
所以,一到团里放电影,在大礼堂最后排的角落里,总会有那么一小撮散兵游勇聚在一堆。常青也总是混在这一堆里头。再也看不见他身穿合身可体的军装,总见他穿着一件光板棉袄,就像当年的志愿军的那种黄棉袄,既没有罩衣,更没有领章,而且总是那么一身黑乎乎、油光光的。
电影开演前,各单位拉歌的时候,每当哪个连队的歌唱指挥站上凳子挥起手臂,每当歌声响起,我都禁不住地往常青的方向看去,因为我的眼前总是一下子浮出常青指挥《西山军营红霞飞》的场景。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往往只看到穿着黄棉袄的他,低着头,也看不见他的脸。
那时候,那首歌好像真成了我们团的“团歌”了。一到集体活动拉歌的时候,哪个连队都抢先唱。可是不管他们唱得多有劲、多整齐,我也觉得赶不上我们新兵连,比不上常青指挥的新兵连的原唱。
每当哪个连队唱起《西山军营红霞飞》,我的眼睛更是离不开穿黄棉袄的常青。然而,我只能看到他更深地埋下头去,只露出那个油糊糊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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