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又到车站去送两位主任。他们临上车前，我最后一次请示曹主任：“我看邢副主任的情况，已经很难度过今天晚上了。如果他真的在你们走以后就去世了，我们在家里很难处理。我还是觉得家里最好能有一位主任。”
曹主任看看金副主任，金副主任假装没听见似的，看着车站的预告板。曹主任扭回头来对我说：“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和你说，小巫，一旦邢副主任去世了，你就全权负责处理后事。”
我听了，头皮都炸开了。我的妈呀！这不要我的命吗。我一个区区副科长，全权处理副主任的后事，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再说，部里还有多少个正团、副团呢！
火车开走了，没给我机会，去向曹主任详细地请示一下，该怎么完成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
他们走了，撇下奄奄一息的邢副主任、撇下处理后事的重大责任。多少年以后，也许没用多少年，甚至仅仅几个月，所有人都明白了，实际上，他们撇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也许，有的人至今还在后悔。
那天晚上从车站回家，刚睡下，小席就急匆匆地赶来了：邢副主任不行了。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邢副主任已经去世了。大芮和邢副主任的子女一起，正在安慰他的老伴。我也跑到跟前劝了几句，然后就进了病房。邢副主任，当年也是一条好汉，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尸骨未冷。
我的大脑一阵晕眩，思绪千丝万缕，乱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让大脑静一静。
我心里明镜一样，我这不是因为悲痛，至少不全是因为悲痛，说实话，对邢副主任去世的悲哀，只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充斥我的大脑的、弄得我天旋地转的，那是一个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爆炸式的冲击着我的数不清的问题：今晚咋办？明天咋办？后天咋办？咋办？咋办？
在忙乱之中，我理了一下思路。这个思路，是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后事该咋办？这个咋办，不是该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是一个基本思想，一个出发点：就是在曹主任不在家的情况下，给他的对手、他的军旅生涯的对立面，办一个什么样的后事？
我知道，这个后事，办的好，办的不好，我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办得好了，曹主任和他的人马会怎么想？会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不会把我当成他的人！办得不好了，人们的舆论又会集中到曹和邢的矛盾上去，弄不好，曹还会以为我是给他上眼药！故意给他下不来台。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的一句话。这可不是幽默，也不是开玩笑。那时候，很多人还是遇事先想想伟大领袖的教导，还没从这个老套子里爬出来呢。其实，我说我想起**的教导，那也是**的一句话，正中了我当时的心情。
“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抛弃吗？”
是呀，邢副主任已经冷冰冰地躺在那里了。一百七、八十斤的山东大汉，现在只剩下八十多斤重的骨头了。不管他是不是满怀着冤屈，是不是一生不得志，反正人家已经都死了，而且死的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挺冤的。我还在这里瞎顾虑什么呢？
就是这样，我心底里那一股正气，又一次冲然而出。我想，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吧，办成啥样算啥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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