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副主任的眼镜后面很朦胧的。他沉思了片刻，就说：“有同志反映，你说，老同志快点都下去才好呢。”他没对这话做一个字的评论，就甩给我，让我自己去想。
我了解我自己，我平时说话虽然不太谨慎，有一点随随便便的意思，但是，那都是有分寸的，有原则的。
我就问曹副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场合？”
曹副主任回答：“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吧。问题不在于谁反映的，也不在于说这话的场合，而在于你说了、还是没说。”
看我在那里冥思苦想，曹副主任又说：“你别在这里白费劲了。我们部里，只有两个人在会上能讲上话。”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又说：“这批干部调整，军里已经都下了命令了，师里明天就要宣布了。你想啥也来不及了。回去自己再好好想想，下一批努力吧。”
回到家，根本就吃不下饭，谁不着觉。我苦思冥想，到底什么时候说了那句要命的话呢？通宵达旦，不的其解。
第二天上班，不用我找人打听，不少人就纷纷来透风。因为上午机关开大会，宣布了干部任职命令。
那个机关干部大会，是在这个师历史上都留下了印记的一件大事情。因为那次干部调整的覆盖面之宽、数量之多、调整的力度之大，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那次调整对全师的震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震动的原因，是那次大规模的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的对象，都是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
由于有了军委重视文凭的一纸文件，又有当时举国上下狂热兴起的干部知识化的浪潮，我们师也是真的敢想敢干，几乎创造出了一个个的奇迹。
秦姐在政治部首当其冲，从副营职一举提拔为副团职的群工科长。原因是她有一张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大专文凭。
万干事由于上了一个军校，也拿了一个大专证，这回一下子从正连职蹦到正营职，还当上了组织科的副科长。
组织科的金科长，也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专业的大专，他幸运的被提拔为政治部的副主任。
还有宣传科专管文体活动的薛副科长，腰粗得一根腰带都不够长，是全机关公认的草包，这次竟然也一下子坐到了科长的位子上了。就是因为他也弄了个体校的大专文凭。
机关里上百个“挂长”的干部，除了离退休的、转业的，几乎都被提拔了。巧合的是，司政后三个机关的管理科、秘书科、办公室，三个副职，全都没动。比照晋职的奇迹，这也成了一大景观。
机关里人欢马叫，喜气洋洋，有点同情心的、还有有点别的什么心的，纷纷到我这里来表示一下。表示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说同情不是同情，说慰问不是慰问，说鼓励不是鼓励，反正好像都挺气不公的。
不管来的人怀的什么心情，我倒是从中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罪行”的证据。
经人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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