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这部编年史的结局可以喘上一口气时，再加进各种各样的插曲，这该是多么廉价的消遣啊。因为现在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趣闻轶事来。就比方说乌发电影制片厂的那件轶事吧，该厂派它的财产受托管理人到新尼克尔斯瓦尔德来，但是来得太晚了。现在，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大声诉苦。比方说，尽管黄粉(虫甲)幼虫没有玩忽职守，而且从自身的环境出发，四处传布即将来临的农业危机，人们仍然在冗长乏味地列举农业范围内的种种玩忽职守罪。也许每个人都可以立即给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奉上一份刊登新书目录的出版社年鉴。这样一来，比方说就有了汉堡的种种联系：罗森塔尔一罗沃尔特，施普林格的离婚理由，无聊的社会批评。别扯这种事了，说得简短些：从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五三年夏天，这个来到此地同黑狗一道进行审判的瓦尔特·马特恩，作为住房勤杂工和倔强的儿子，为这位来到此地用低声耳语的二十磅小口袋给人出主意的人——他父亲安东·马特恩服务。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作为经济奇迹的早期著称于世。新尼克尔斯瓦尔德就是这一时期的生殖细胞。有不少东西——关于铁丝网和国际联系的谣传——必然而且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譬如住房勤杂工马特恩永远也见不到那个尽人皆知他是怎样一个人的黄金小嘴，见不到那个无人知晓、就连黄粉(虫甲)幼虫也不知道他在何处的黄金小嘴。可是斯大林逝世之事在官方公布之前，黄粉(虫甲)幼虫已经说出来了。几个星期后，在夜间跑来跑去的看家犬普鲁托报告：磨坊下面着火了！大火很快就被控制住。只有四脚支架上的四根小皮带要更换。放面粉的地板下面的横梁损坏不厉害。杜塞尔多夫的警察局长驱车前来。业已证实是纵火！可是，要看出这一案件与接踵而来的、不能不说是对磨坊的一次成功的袭击之间的关联的企图，却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如今还缺乏证据。一方面是斯大林逝世与失败的纵火，另一方面是成功的袭击和苏占区的工人起义，谁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谁就同样会浮想联翩。虽然如此，迄今为止，**仍被视为纵火犯和劫持犯。
所以，磨坊主的儿子马特恩不得不接受几个星期之久的审讯。但是他早就熟悉这种口吻。这些讯问游戏往往给他带来欢乐。要是每一次回答——他这样想——都给他带来戏剧性的掌声就好了。
“职业？”
“演员。”
“现在从事的职业？”
“到袭击我父亲那个磨坊地产的那一天为止，我做住房勤杂工。”
“在你提到的那天夜里您在哪儿？”
“在地下室酒吧。”
“谁能证明？”
“施图姆康采恩监事会主席维克·封·比洛—施万特先生，迪克尔霍夫一维德曼公司负无限责任的私人合伙人吕贝尔特博士先生，还有古斯塔夫·施泰因先生——德国工业联邦协会的一位负责人。”
“您同证人说些什么？”
“先是谈到重骑兵团的传统，封·比洛一施万特先生在那个团服过役；后来谈到在西德重建时伦茨建筑公司和瓦于斯和弗赖塔格公司这些建筑行业的参与；最后是施泰因先生给我解释文化界人士与经济界领导人之间的许多共同点。”
虽然真正的作案人仍然十分顽固地呆在幕后，可事实是：尽管有盖伦组织①和三重封锁地带，一些陌生人仍然得以在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到十六日夜里，把家住新尼克尔斯瓦尔德停工磨坊里的磨坊主安东·马特恩劫持走。除磨坊主之外，在十六日早上还发现四翼风车磨坊里丢失了下列物品：在放口袋的阁楼上丢失了昔日帝国总统兴登堡的一幅加上玻璃框的画像和一台格伦迪希公司生产的收音机。在放面粉的地板上丢失了五年的《倾听》这一无线电杂志，两只虎皮鹦鹉连同鸟笼，放在保险柜里的一口袋二十磅重的面粉。作案人——人们认为有好几个作案人——不使用暴力就可以把这个保险柜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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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盖伦（190～1979），德国秘密警察头目，曾任联邦通讯社社长。这里指秘密情报组织。
可是，因为这个被劫持的二十磅重小口袋关系到一个装有东德出身的黄粉(虫甲)幼虫的小口袋——这些黄粉(虫甲)幼虫通过中央控制，使西德的经济开始繁荣，这种繁荣在今天，在可以看得见它的结果的今天，仍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失去这个小口袋以及与此有关的磨坊主就会引起恐慌。
在预审期间，那些不得离开新尼克尔斯瓦尔德的先生便在诸如地下室酒吧里和停车场上，寻找德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灾祸。讲出了坎尼、滑铁卢和斯大林格勒这些话题。那些年代的一幅英国漫画所表现的俾斯麦被解职只能成为卡珊德拉的警告：“领港员离开船了！”谁对这幅画上的签名所提到的状况没留下深刻印象，谁就会从著名的老鼠格言中得知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可以补进俾斯麦的格言中：“领港员离开正在下沉的船了！”
可是公众无权分担领导人的惊骇。尽管没有任何人宣布对在新尼克尔斯瓦尔德发生的事件实行消息封锁，却没有任何一张报纸，甚至连《图片报》也不用这样的大字标题提出警告：“黄粉(虫甲)幼虫离开联邦共和国了！”——“苏联袭击西德经济中心！”——“德国之星在陨落！”
《世界报》上什么也不登。在汉堡与慕尼黑之间，报纸自称，只善于报道斯大林大街建筑工人正在蔓延开来的起义；然而乌布利希依靠坦克的隆隆声，依然稳坐钓鱼船——而这时，磨坊主安东·马特恩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销声匿迹了。
接着，所有那些依靠他那具有方言色彩的蠕虫格言为生的人——克虏伯、弗利克、施图姆和施丁内斯，所有那些继续漂浮在蠕虫所建议的航线上的东西—一德国各州的银行和巴尔森的饼干，所有那些在停工的四翼风车磨坊前排长队的部门——各种控股公司和工商业联合会，各种信贷银行和联邦协会，所有那些依附于蠕虫的人，都在挤占磨坊主马特恩的对外咨询时间。从此以后，在节庆演讲时，在举行桥梁落成典礼时，在新船下水时，就再也不说这些话了：“黄粉(虫甲)幼虫把这种富裕悄悄告诉了我们。我们应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归功于磨坊主和他那有助于公益事业的二十磅重小口袋。磨坊主安东·马特恩万岁！”相反，不管是在刮风的天气还是在无风的天气，昔日那些有蠕虫潜能的男子汉，如今变成了独断专横的节日庆典的演讲者，他们讲的是德国人的精明能干，讲的是德国人民的勤劳，讲的是长生鸟从灰烬中再生，讲的是德国奇迹般的再生，充其量还讲到上帝的恩惠，没有它将一事无成。
磨坊主的离去，仅仅使一个人坐卧不安。过去的住房勤杂工马特恩失了业，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同黑狗一道走过田野。任何富裕都会及时止息。任何奇迹都可以解释。对任何危机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别听蠕虫的话，在蠕虫体内是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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