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图拉表妹：
有人劝我，把你和你的名字放到开头，在一封信开始时，不拘礼节地称呼你，因为你处处都是素材，现在是，将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讲，只对自己讲，而且没法不对自己讲；要不然我就对你讲，讲我在自言自语？你的家庭——波克里弗克一家和达姆一家，来自科施奈德赖。
亲爱的表妹：
既然我写给你的每一句话都徒劳无益，既然我所有的话，即便是我对自己、我以顽强的意志对自己讲的话也都只是冲着你来的，那我们终究要平淡无奇地握手言和，给我的生计和消遣打下一个并不雄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给你讲述。但是你并不倾听。这种称呼——好像我给你写了一百零一封信——将依旧如形式上的散步手杖，我早就想把它扔掉了。我要怀着满腔的怒火，把它扔进施特里斯巴赫河里，扔进海里，扔进股票池中。不过，这只四条腿的黑狗是训练有素的，它会把手杖给我送回来。
亲爱的图拉：
我母亲娘家姓波克里弗克，是你父亲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的姐妹。她像波克里弗克家的所有人一样，出生在科施奈德赖。五月十七日，当燕妮·布鲁尼斯半周岁时，我正常出生。十七年后，某位先生用两个指头把我轻轻一提，作为车载射手放进了一辆货真价实的坦克之中。在西里西亚中部，也就是在一个对我来说并不像霍伊尼采南部的科施奈德赖那样熟悉的地区，坦克进入阵地，因为要伪装，坦克便往后挪，挪到西里西亚玻璃吹制工堆满玻璃制品的一个木板棚里面。到那时为止，当我在不断地寻找一个同你即同图拉谐韵的词时，这辆正在进入阵地的坦克和那些嚓嚓直响的玻璃制品发挥作用了，使你的表兄哈里找到了不押韵的语言。从此以后，我就写简单的句子，现在仍然在写，因为布劳克塞尔先生劝我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的、不押韵的小说。
亲爱的图拉表妹：
对于博登湖和那里的姑娘们，我一无所知；可是对于你和科施奈德赖，我却什么都了解。你在六月十一日出生。科施奈德赖位于北纬五十三点三分之一度，东经十七点零五度。你出生时体重为四磅三百克。有七个村子属于原来的科施奈德赖，它们是：弗兰肯哈根、佩茨廷、德意志—采克青、格兰瑙、利希特瑙、施朗根廷和奥斯特尔维克。你的两个哥哥西格斯蒙德和亚历山大也在科施奈德赖出生。图拉和她的弟弟康拉德则是在朗富尔登记注册。波克里弗克这一名字早在一七七二年前，在奥斯特尔维克的教区记事录里就可以找到。达姆一家，也就是你母亲一家，是在波兰分裂之后几年，先是在弗兰肯哈根，然后在施朗根廷，才有人提到。他们很可能是从普鲁士的波莫瑙迁来的。我倒是怀疑达姆一家来自大主教管辖的达梅劳，这尤其是因为达梅劳同奥布卡斯和格罗斯·齐尔克维茨一起，已经于一二七五年被送给了格涅兹诺的大主教。达梅劳当时名叫路易丝泽瓦·达姆布罗瓦，偶尔也叫杜布拉瓦，本来并不属于科施奈德赖。达姆一家子是外来移民。
亲爱的表妹：
你在埃尔森大街来到人世。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这幢出租房子是我父亲——木工师傅利贝瑙的。斜对面，在所谓的股票房里，住着我后来的老师——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他收养了一个女孩。尽管在我们这个地区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叫燕妮，但是他却叫她燕妮。我们木工作坊大院里的黑色牧羊犬名叫哈拉斯。你受洗礼被取名为乌尔苏拉，但是从一开始，你的名字就叫图拉。很可能这个名字源于科施内夫伊的水神图拉，他栖身于奥斯特尔维克湖，他的名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法，计有：Duller，Tolle，Tullatsch，Thula，或者Dul，Tul，Thul。当波克里弗克一家还住在奥斯特尔维克时，他们作为租赁人住在湖边的莫斯布劳赫斯贝施，在通往霍伊尼采的公路旁。从十四世纪中叶直到一九二七年图拉诞生之日，奥斯特尔维克是这样书写的：Ostirwig，Ostirwich，Osterwigh，Osterwig，Osterwyk，Ostrowit，Ostrowite，Ostrowieck，Ostrowitte，Ostrow。那些科施内夫伊人说：OusteWitsch。奥斯特尔维克这一村名的波兰词根是osirow这个词，意为河中岛屿或者湖中岛屿，因为奥斯特尔维克村最初，也就是在十四世纪时，位于奥斯特尔维克湖中的岛屿上。柏树和榛树环绕着盛产鲤鱼的水域。除了鲤鱼、鲫鱼、斜齿鳊和必不可少的梭子鱼之外，在这个湖里还有一头红色的、头上有白斑的、能在约翰内斯周围哞哞讲话的小牛，有一座传说中的皮桥，有胡斯信徒入侵时期满满两口袋的黄金和一个性情乖张的水神图拉。
亲爱的图拉：
我那位木工师傅父亲老喜欢讲：“波克里弗克一家在这儿永远都发不了迹。他们真该呆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呆在卡布斯特尔。”
对于科施内夫伊卷心菜的种种影射都是针对我母亲——我那个娘家姓波克里弗克的母亲的，因为她把她的兄弟连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沙质土壤的科施奈德赖哄到市郊来。按照她的意愿，木工师傅利贝瑙把住茅屋的雇农和农工雇为木工作坊的辅助工。我母亲说服了我父亲，把空出来的两间半住房，也就是我们上面的一层楼，廉价租给了这个四口之家。那时，埃娜·波克里弗克已经怀上了图拉。
对于所有这些好事，你母亲并不感谢我父亲。她反而在每一次家里吵架时都把她的聋哑儿子康拉德的耳聋归咎于我父亲和他的木工作坊。据说，从一早到收工总是呜呜叫的、只有偶尔才沉默下来的圆锯——它让这一地段所有的狗和我们的哈拉斯也跟着叫起来，直叫到声音沙哑——使还没足月就出生的康拉德的小耳朵变得萎缩、失聪。
木工师傅不动声色地听着埃娜·波克里弗克的责骂，因为她是在用一种科施内夫伊人的方式骂人。谁能懂得她骂些什么呢？谁能把她骂的话说出来呢？科施奈德赖的居民把教堂墓地说成“礼拜堂坟地”，“堡”就是山，“垄”就是路。“神甫草”就是奥斯特尔维克地区神父的草地，大约有两摩尔根那么大。当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讲到他在科施奈德赖几个村子之间的漫游时，也就是说，讲到他冬天当小贩去策克齐、阿布劳、格斯多夫、达梅劳和施朗根廷的旅途时，那些话听起来就是这样的：“那个似到策齐亚的垄，那个似到奥布诺的垄，到捷斯多普、到多梅诺的垄，到斯拉根廷的垄。”他在描述一次乘火车去霍伊尼采的旅行。这段铁路线是这样描述的：“走考恩茨的铁垄。”要是有讽刺挖苦的人问他，他在奥斯特尔维克有多少摩尔根土地，他就会回答有一百一十二摩尔根土地，但是又眨眨眼睛，指着科施奈德赖声名狼藉的飞沙，纠正道：“至少总有一百摩伊吧。”
你会同意的，图拉——
你父亲是个蹩脚的辅助工。工长根本没法安排他去开圆锯。至于传动带经常滑下来的事，那就不用说了。他为了给自己把有钉子的木板锯成木柴，却把最贵重的锯条弄坏了。他只有一项任务是准时完成的，而且使所有的伙计都感到满意。机器问上面那层楼铁炉上的熬胶锅总是热的，可以随时提供五个木工创台上的五个木工伙计使用。胶冒着泡，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它可以变成蜜黄色，粘土般的暗色，可以变成“豌豆汤”，可以把大象皮绷紧。有的胶已经冷却，有的胶在继续缓缓流动，漫过锅边，产生一个又一个的流挂，不让一片搪瓷空着，让人认不出熬胶锅原来的真面目。正在熬的胶用一截椽子来搅动。可是这截木条也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薄膜，鼓着起伏不平的、坚韧的褶皱，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手里越来越沉，每当五个伙计把这个“长上茧子的狂热分子”称作大象胖墩儿时，往往就得换上一截新的、同等质量的、简直是永无止境地换来换去的椽子。
骨胶，木工胶啊！棕色的、独具风格的胶合板垛在一个歪歪斜斜的、积了半寸灰尘的架子上。从三岁到十七岁，我在裤兜里总是老老实实地装着一块木工胶。在我看来，这种胶十分神圣。我把你父亲叫做胶神。因为骨胶神不仅仅有完全呈胶状的手指，只要他一动这些手指，这些手指就会发出碎裂的呼呼声。他到处发出一种他随身带着的气味。你们那两间半住房，你母亲，你兄弟，都散发着这种气味。他还极其慷慨地用他的臭气来打扮他的女儿。他用粘满胶的手指抚摩她。只要他用手指戏法来哄孩子，他就会把胶粒撒在孩子身上。总而言之，骨胶神把图拉变成了一个骨胶女孩。凡是图拉走路、站立和奔跑之处，凡是图拉曾经站过、曾经走过的地方而不管她匆匆忙忙走过的是什么样的路段，凡是图拉摸过和扔过的东西而不管接触的时间是短是长，凡是她用来裹在身上、穿在身上和遮盖身子的东西，凡是她玩过的东西——有刨花、钉子和铰链——凡是图拉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一股短暂的直至难以忍受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压下去的骨胶味。就连你的表兄哈里也摆脱不了你。有好几年我们形影不离，我们身上都散发出同样的气味。
亲爱的图拉：
当我们四岁时，据说，你缺钙。对于科施奈德赖含有泥灰的土壤也作出了类似的断言。大家都知道，形成底碛层的洪积世的漂砾泥灰含有碳酸钙。只有科施内夫伊田地那些风化的、被雨水浸滤过的泥灰层才缺钙盐。在那里，肥料和国家津贴都无济于事。没有一种宗教仪式的行列——科施内夫伊人全是天主教徒——能给困地注人钙盐。不过，霍拉茨大夫却给了你钙片。很快，在你五岁时，你就不缺钙了。你的乳牙没有一颗松动。你的门牙稍微有点突出。据说，这些牙齿很快就使斜对面的那个弃婴燕妮·布鲁尼斯感到害怕。
图拉和我都不相信——
在找到燕妮时，这个吉卜赛人和仙鹤在一起嬉戏。这是一个典型的布鲁尼斯爸爸的故事。当然，在他身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处处都觉察到隐蔽的神秘力量。他往往善于在怪僻的漫射光线中漫游。虽然他现在用时常翻新的、往往是非常漂亮的标本来充斥他的云母片麻岩狂热——在古怪的德国有一些与他相似的怪人，他同这些怪人有通信联系——虽然他在大街上、在休息院里或在他的班上的举止像一个古代凯尔特人的巫师，像一个普鲁士的椴树神，或者像琐罗亚斯德①——人们把他视为共济会成员——他却常常利用人人都喜欢的这些怪人品质。不过，只有燕妮，只有同这个漂亮的小孩子打交道，才把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变成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不仅仅在学校范围内，而且也在埃尔森大街及其横路和平行街上、在朗富尔远郊和近郊都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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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28～约前551），伊朗宗教改革家、先知、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
燕妮是个胖乎乎的孩子。尽管埃迪·阿姆泽尔围着燕妮和布鲁尼斯团团转，但是这个孩子却没有丝毫变得更为苗条的迹象。在谈到他和他的朋友瓦尔特·马特恩时——两人都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的学生——有人曾断言，在以奇妙的方式发现燕妮时，他们是见证人。不管怎样，阿姆泽尔和马特恩成了在我们埃尔森大街和整个朗富尔被当做笑柄的那种三叶草的一半。
我要为图拉画一幅幼年的肖像：
我要给你看一个大鼻子的、面部表情变化多端的先生，这位先生在蓬乱的灰白色头发上戴着一顶宽边软呢帽。他身披绿色罗登缩绒厚呢的骑车斗篷，趾高气扬地走着。左右两边有两个学生试图跟上他的步伐。埃迪·阿姆泽尔是人们通常称为胖小子的那种人。他的衣服绷得很紧，小酒窝使他的膝盖更加明显。凡是看得见他的肌肉之处，都长着一个斑点。他全身不见骨头，只见肌肉在颤动。他的朋友则是另一种情况：骨骼健壮，自顾自地同布鲁尼斯并排走着，做出一副样子，仿佛这位教师、埃迪·阿姆泽尔和胖乎乎的燕妮都是受他保护的人似的。这个五岁半的女孩依旧躺在一辆大童车里，因为她走路有困难。布鲁尼斯推着车，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也推，而这个咬牙人却很少推。在车子底部有一个皱巴巴的、半打开的棕色纸袋。半个市区的小孩都跟在被推着的童车后面，他们在追逐他们称之为“卢贝尔兴”的糖果。
不过，也是在我们家斜对面的股票房前，当参议教师布鲁尼斯把高轮子的童车停下来时，图拉、我和其他孩子才得到一把棕色纸袋里的糖果。这时，尽管他那嘟嘟哝哝的老人嘴里还没有咬完光滑透明的糖渣儿，但他决不会忘记给自己嘴里放进一块糖。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嘴里含着一块糖去参加社交聚会。但我却从未见到瓦尔特·马特恩拿过一块糖。不过，燕妮的手指却被四四方方的麦芽糖粘着，就像图拉的手指被骨胶粘着一样，黏糊糊的。她嘴里吮着麦芽糖，嘟哝着；她在吮着玩儿。
亲爱的表妹：
当我想要理解和正确对待你和你的木工胶时，科施奈德人或者科施内夫伊人就一定会出事。要用一种所谓历史上的但往往又是没有证明的解释来说明科施内夫伊人的名字，这是荒谬的。据说，科施奈德人在波兰起义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德国人的极度仇恨，因此，人们可以从“砍头匠”这个集合名词推导出科施奈德人这个集合名词来。尽管我有各种理由学会这种解释——你这位逐渐消瘦的科施内夫伊人，具有从事这种手艺的各种素质——可我仍然坚持那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是理智的解释。据说，在图霍拉，有一个名叫科茨涅夫斯基的县长在一四八四年签署了一份证书，这份证书确定了该县各个村庄的权利与义务。后来，在他这位证明文书的签署人去世之后，这些村庄后来就被称为科施内夫伊人村庄。还有一点无法肯定。村镇和田野的名称也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查清，然而图拉——她更多的是一种东西，而不是一个女孩——却无法通过正派的县长科茨涅夫斯基来辨认。
图拉：
你的皮肤白皙，紧绷绷的。你可以头朝下，倒挂在拍地毯尘上的棍子上，倒挂半个小时之久。倒挂时，还可以用鼻子哼着歌曲。你全身都是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骨头和肌肉，不受任何脂肪的妨碍。它们使图拉变成了一个经常跑着、跳着、攀登着总而言之是个片刻不停的东西。既然图拉有她母亲那对深深陷进去、相互靠得很近的小眼睛，所以，两个鼻孔也就成了她脸上最大的东西。当图拉生气时——一天当中她有好多次变得冷酷无情，呆头呆脑，怒气冲冲——她就会翻白眼，一直到只剩下小血管纵横交错的眼白在眼缝中闪烁时为止。她那双翻着白眼的、愤怒的眼睛好似被挖掉眼珠的眼睛，好似装成瞎眼乞丐的那种恶叫化子的眼睛。每当她呆若木鸡、全身抖动时，我们就会说：“这个图拉又翻白眼了。”
我老盯我表妹的梢，更确切地说，我试图跟在你和你的骨胶气味之后，离你两步远。你的哥哥西格斯蒙德和亚历山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在走自己的路。只剩下又聋又哑的香头发康拉德参加我们这一伙。你和他，还有我，都在耐心等待着。我们坐在焦油屋顶的木棚里面。方形厚木板散发着气味。我被弄成了又聋又哑的人，因为你和他，你们可以打手势讲话。把某些指头挤到一边或者十字交叉，就意味着某种事情，这种做法引起了我的怀疑。你和他，你们在讲你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把你逗得咯咯直笑，把他逗得无声无息地前仰后合。你和他，你们制定了种种计划，这些计划的牺牲者在多数情况下就是我。如果说你曾经喜欢某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那个寒头发。而这时，你们却促使我把手放到你的衣服下面。木棚的焦油屋顶下面很热。木材散发着酸味。我的手有股咸味。我没法离开，我粘住了。你的骨胶把我粘住了。圆锯在外面歌唱，电刨在鸣呜直叫，整流器在哀号。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在外面哀鸣。
图拉，你听：
那就是它——一条竖耳朵、长尾巴、身体长长的黑色牧羊犬。它并非比利时长毛犬，而是一只狗毛中长的德国牧羊犬。我父亲，也就是木工师傅，在我们出生前不久，在维斯瓦河入海口的一个村庄尼克尔斯瓦尔德把这条幼犬买来。卖主要三十古尔登，尼克尔斯瓦尔德的路易丝磨坊就属于那个卖主。哈拉斯可以用训练有素、闭得很严的上唇捕获很多猎物。它那双稍微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在跟踪我们的脚步。它的颈部紧绷绷的，没有垂肉，没有松弛的喉皮。躯干的长度要比肩高多出六厘米，这个我量过。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观察哈拉斯，它的腿总是站得直挺挺的。它的脚趾并拢得很紧。它的拇指球很硬。它的臀部长长的，稍微有点下垂。它的肩部、腿和踝关节健壮有力，肌肉发达。每根毛也都很直，紧紧地贴在身上，又粗又黑，就连茸毛也都是黑的。没有丝毫在灰的或者黄的底色上染成黑色的狼的色彩，没有，到处都没有。在两只竖着的、微微前倾的耳朵里，在有很深旋涡的胸部，在长有一些细毛的腿上，它的毛都是黑色，是雨伞那种黑色，神父长袍那种黑色，寡妇衣服那种黑色，警卫队制服那种黑色，黑板那种黑色，长枪党①制服那种黑色，乌鸦那种黑色，奥赛罗的皮肤那种黑色，柠檬那种黑色，面粉那种黑色，牛奶那种黑色，雪那种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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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枪党是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初创于1933年，1937年佛朗哥成为长枪党的绝对领袖，1975年佛朗哥去世，1977年4月被正式取缔。
哈拉斯凭着灵敏的嗅觉寻找猎物，找到猎物，抓住猎物，叼来猎物，而且进行跟踪。有一次在公共草地上放牧时，它出了毛病。哈拉斯是牧羊犬，在种畜簿上已经登记人册。牵狗的皮带给绊住了，它拼命地拉。它直对着猎物狂吠，可是在清理其他猎物的臭迹时，它还是有节制的。木工师傅利贝瑙让它在霍赫施特里斯的警察局接受训练。它是一条有坏习惯的幼犬。在那里，他们让它改掉吃自家狗屎的习惯。冲压到系在它颈部的税牌上的数字是五百一十七，这个数字的横加数为十三。
在朗富尔的各个地方，在舍尔米尔，在席豪移民区，从萨斯佩到布勒森，顺着耶施肯塔尔路往上，沿着海利根布隆往下，在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四周，在火葬场后面，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前面，在股票池旁边，在警察局围墙的壕沟中，在乌法根公园的某些树木旁，在兴登堡林阴大道的某些椴树旁，在张贴布告的广告柱基座前，在公众聚会的体育馆前的旗杆旁，在朗富尔郊区尚未灭掉的路灯旁，哈拉斯都留下了自己的“芳香物质”。它对这些“芳香物质”忠诚不二，几代狗历久不变。
一直量到肩背部隆起的部位，哈拉斯为六十四厘米高。五岁的图拉身高一米零五。她的表兄哈里比她高四厘米。他父亲，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木工师傅，早上量，身高一米八三，下班后量，身高矮两厘米。奥古斯特和埃娜·波克里弗克，以及娘家姓波克里弗克的约翰娜·利贝瑙，所有的人身高都不超过一米六二。科施内夫伊人，这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亲爱的图拉表妹：
如果你们波克里弗克一家不是从那里来的，这个科施奈德赖同我又有何相干呢？但是我知道，科施奈德赖的那些村庄，从一二三七年到一三○八年属于波莫瑙地区的公爵们。他们死后，科施奈德人直到一七六六年都向德意志骑士团交租纳税。直到一七七二年，波兰王国才接收这一地区。在欧洲大拍卖时，科施奈德赖被拍板成交，给了普鲁士人。普鲁士人管辖到一九二○年。从一九二○年二月份起，科施奈德赖的村庄就成了波兰共和国的村庄。这些村庄从一九三九年秋天开始，作为但泽—西普鲁士省的一部分，归属大德意志帝国。这就是暴力，是隐蔽的安全别针，是风中的小旗，是宿营的士兵，是瑞典人，是胡斯信徒，是武装部队——党卫队，是“如果不，那就等着瞧”，是“完完全全地”，是“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四十五小时就……”是在平板仪测绘图纸上用圆规画圆圈，是在反攻时占领施朗根廷，是在通往达梅劳的公路上的坦克先遣部队。我们的部队承受住了奥斯特尔维克西北部沉重的压力。第十二空军陆战师的解国性进攻，在霍伊尼采南面给卡住了。在直线撤退的人流中，这个所谓的科施奈德赖被腾空了。剩下的部队在但泽南部集结。吓唬人的人，喝倒彩的人，爱开玩笑、开得令人讨厌的人，现在又晃动着镇纸，挥舞着拳头……
啊，图拉：
当人们被迫盯着拳头时，我怎样才能对你讲述科施奈德赖，讲述哈拉斯和它排泄的“芳香物质”，讲述骨胶、麦芽止咳糖块和童车啊！这时童年必须滚动。有一次，一辆童车在滚动。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辆四个高轮子的童车在滚动。它安在四个老式高轮上，漆成黑色，所有的皱褶都已裂缝，滚动着。镀铬的轮辐、弹簧和推车的把手都露出表层脱落的、灰蒙蒙的地方。这些地方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扩大。这是过去，是曾经有过的事情。一九三二年夏天，当时，当时，当时，当时我是个五岁男孩，在当时，在洛杉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就已经动了拳头，这些拳头很快就在人世间干燥乏味地挥舞起来。尽管如此，他们好像没有感到有丝毫的穿堂风似的，几百万辆高轮子和矮轮子的童车被同时推到太阳底下，推到树阴下面。
一九三二年夏天，一辆安在旧式高轮上、漆成黑色、有一些裂缝的童车在滚动。这辆车是那个对什么旧货都在行的中学生埃迪·阿姆泽尔从塔格内特尔巷买来的。他、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和瓦尔特·马特恩轮流推着这辆老爷车。把童车从那些涂上焦油、抹上润滑油但仍然干燥的木板上推过去，那些木板是布勒森海滨木板小桥上的木板。这个令人愉快的浴场——从一八二三年起辟为海滨浴场——有低矮的渔村和圆屋顶的疗养大楼，有日耳曼、欧根妮和伊尔泽膳宿公寓，有半高的沙丘和海滨树林，有渔船和由三部分组成的澡堂，有德国救生协会的瞭望塔和四十八米长的木板小桥，它正好位于但泽湾海滨新航道与格勒特考之间。布勒森海滨木板小桥有三层，往右有一道短短的防波堤，用来阻挡波罗的海的波浪。布勒森海滨木板小桥每个星期天都让十二面旗帜在十二根旗杆上迎风飘舞。开始时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旗帜，逐渐逐渐地便有了越来越多的囗字旗。
童车在木板上的旗帜下滚动。穿得太黑了一点、被宽边软呢帽遮住太阳的布鲁尼斯参议教师现在推着车，过一会儿他会让胖乎乎的阿姆泽尔或者粗壮结实的马特恩来替换自己。很快就要满六岁的燕妮坐在车里，人们不让她走路。
“咱们不能让燕妮走一走吗？求求您，参议教师先生。只是试一试。我们在左右两边扶着她。”
不让燕妮·布鲁尼斯走路。“难道这个孩子会丢失？难道要在星期天拥挤的人群中推着车撞来拉去？”人群熙来攘往，大家既见面又分手，或鞠躬问候，或视而不见。人们挥手示意；人们手挽着手；人们指着防波堤，指着雕窗；人们用随身携带的食物喂海鸥；人们问候着，回忆着，气愤着。所有的人都穿得很体面。人们穿着没有袖子、受到季节限制的服饰，穿着网球运动服和帆船运动员的运动衣，打着在东风中飘动的领带。拿着不断拍照的相机，戴着有新汗带的草帽，穿着牙膏一样白净的亚麻布鞋。高高的鞋跟害怕海滨小桥木板之间的裂缝。那些假船长们已经考虑到了望远镜，要不就把手搭在远眺的眼睛上面。如此众多的水兵服，如此众多的小孩子。他们奔跑着，嬉戏着，躲藏着，害怕着。我看到的东西，你没有看到。真是五花八门。瞧，酸鲱鱼，一条，两条，三条。瞧，那里，新市场的安格利克尔先生同他的孪生子女在一起。他们打着螺旋式的蝴蝶结，用没有血色的舌头慢慢地舔着覆盆子冰冻甜食。来自赫尔塔街的科施尼克先生偕夫人刚从德意志帝国访问归来。泽尔克先生让他的儿子们挨个儿通过望远镜观看一道黑烟，观看“皇帝号”轮船甲板的上层建筑。贝伦特先生和夫人再也没有喂海鸥的糕点了。军队广场上衣物干洗店的主人格鲁瑙太太同她的三个女学徒在一起。小锤路的面包师舍夫勒同他哈哈大笑的夫人在一起。海尼·皮伦茨和霍滕星期天没有父母在身边。在那儿是手指上粘着胶的波克里弗克先生。他那满脸皱纹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这个妇人总是把头很快地转来转去。她得叫唤“图拉”，还得喊：“亚历山大，到这儿来！”还得招呼，“西格斯蒙德，留心康拉德！”因为在海滨木板小桥上，科施奈德人不像科施内夫伊人那样——尽管木工师傅利贝瑙和他的太太并不在场——他们是不讲话的。利贝瑙星期天上午必须呆在作坊里讲一些问题，好让工长知道星期一该用圆锯锯什么。他的太太没有丈夫陪同就从来不外出。不过，他的儿子在那儿，因为图拉在那儿。两个人都比燕妮小，而且允许他们走路。允许他们在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和他那稍微有点拘束的学生后面，用一条腿十字交叉地跳来跳去。允许他们顺着海滨木板小桥走，走到小桥顶端，走到一个尖尖的、有风的三角形地区。允许他们顺着左右两边的阶梯往下走，走到底层，垂钓者就坐在那儿钓鱼。允许他们在用木板搭起的狭长走道上穿着凉鞋飞跑，悄悄地呆在海滨木板小桥的屋梁上，呆在五百只星期天穿的漂亮鞋子下面，呆在有点轻微撞伤的散步手杖和太阳伞下面。那里阴凉，呈淡绿色。那下面没有工作日。那里的水发出冲人的气味，清澈透明，看得见在水底活动的贝壳和鱼。在支撑着海滨木板小桥和小桥上人群的柱头上，飘动着飘忽不定的海藻须。刺鱼在游来游去，它们每天每日都匆匆忙忙，银光闪闪。烟蒂从上面的步行桥上掉下来，在水中散开，变成浅褐色，引来一些一指长的鱼，然后又使它们跑得远远的。鱼群突然反应过来，很快地前冲，然后又犹豫不决，转过身来，四散而去。它们在下面一层聚集起来，随即又散开，游向有别的海藻飘动之处。一个软木塞在上下颠簸。一张黄油面包的包装纸变得沉甸甸的，蜷成了一团。图拉·波克里弗克在涂上焦油的横梁之间撩起她的节日盛装，这件小衣服已经沾上了焦油斑点。她的表兄应当把张开的手放在下面护着。可他不愿意，也不必要，不可能再这样呆下去。她从十字交叉的横梁上跳到步行桥上，穿着啪嗒作响的凉鞋飞跑，让辫子飞起来，垂钓者清醒过来。她已经在顺着通向海滨木板小桥的楼梯，顺着通向十二面旗帜的楼梯，顺着通向星期天上午的楼梯往上爬。她的表兄哈里跟在她那股骨胶味后面跑着。这种骨胶味胜过海藻须的气味，胜过虽然涂上焦油却仍然在腐烂的横梁的气味，胜过被风吹干的步行桥的气味，远远胜过了海风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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