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上正常的飞行时间，从我们出发的城市到达日本的东京最少要4个小时左右，可是由于临时的变故4个小时缩短为2个半个小时。
在这短短的2个半小时里，我思考了很多事情，比如遗书怎么写，我死后有什么要求，还有我希望自己的骨头能被埋在乡下的土壤里，不希望被扔进焚烧过千百万人的炉子里出来后成了一堆烤锅巴似的的东西。
为了能达成这个心愿我特意跟空中小姐要了特制的防火胶袋将写好的遗书存放进去，然后贴上标签，希望家里人得到赔偿后会好好完成我的心愿，实在不行给我弄个非洲国籍也成，总之，能入土最好。
2个半小时啊，不仅是我的生命在这短暂的弹指一挥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想机上所有人包括那些楚楚动人、始终保持镇定的空中小姐也会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产生一点变化。
不过里面那三个曾经打得你死我活的人就不知道了，也许在他们看来生与死只是一场比武。
飞机进入东京上空后，伴随在飞机两侧的不再是图装着红色五星的战斗机，而是图装着红色太阳标志的战斗机，对于那种体态优美的飞机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当时我请教了公务舱内的一名官员后，他兴奋地告诉我那是一架美制的F16战隼战斗机，估计是经过了日方的改进，瞧那里，航电设备和挂载武器应该是自产的。
听着这位官员侃侃而谈，我们这架庞然大物终于不声不响地落了地，机舱门打开的一瞬间，一群身着防弹衣的Swat端着冲锋枪一拥而入，接着不用多说我们所有人都‘被俘’了。
当然这只是临时调节气氛的一种说法，事实上是我们都被安全地带到了机场外临时设置的一个隔离区，隔离区内早就布置好了若干个临时歇脚的地方，里面有一些漂亮的军用塑料帐篷、帐篷内是做工精巧的塑料凳子和青森产的长条桌，然后就是三个前来问话的当地警员，从他们手臂上系的红色袖标来看应该相当于国内的便衣了。
两个小时过后，本以为这件麻烦事会就此打住可是没那么简单，日方的警探走后我们中方也派出了调查员，把本次航班上所有的乘员都列了个表，然后一一谈话，不用说这绝对是出了大事。
从他们问的问题里我就能看的出一些苗头。
比如他们会问“你觉得机上有什么可疑的人?”
“降落前，公务舱内有谁离开过？”
“你是否注意到照片上的男孩离开过公务舱？”
“你觉得身边的人有谁象恐怖分子？”
我的回答是“根本没注意到”
可是这些人似乎并不相信我所说的，他们接着又说了“这个男孩在飞机降落前被杀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场精心安排的谋杀，还有机长接到了一张写着返航就引爆飞机上炸弹的字条，希望同为国人你们配合调查”
听完了他们的一通爱国主义教育，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心头上早就冒出了冷汗，心想如果当时返航的话，那我们这些人估计早就跌进黄海海底沉睡了。
于是接下来我非常配合调查，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也被反复折磨了将近6个小时才算完事，留下各自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后，才准许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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