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我至少通过8层关系才能扯上亲戚，无异于陌生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去某报社做记者，还行，理想职业之一。我非常正式地去报社和主编见了面，主编说为了报道好亚运会，他们决定招聘体育记者若干，但要等到亚运会开幕前一周才可以上班，让我先回去等消息。
我回了家，终于盼到距离亚运会只差七天了，打电话向主编询问情况。他说不要着急嘛，距亚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星期呢。我只好耐心等待。亚运会开幕前一天，我又打电话询问，他说：着什么急呀，毕竟亚运会还没有开始嘛。后来主编又在亚运会开幕的第一天对我说，亚运会才刚开始嘛，还有15天的比赛呢；在亚运会闭幕前三天说：亚运会尚未结束嘛；亚运会结束后说：没关系，还有后年的奥运会和下届亚运会嘛。
我终于明白这家办了十年的报社为何至今出的报纸还跟火车站卖的小报似的。
不要以为大学毕业就好找工作，像我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卡在中间最难受了。拿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来说，包工头对我不屑一顾，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麒 麟小而纯脑力劳动的工作，最低要求也是研究生。我既当不成劳动人民，又做不了知识分子，只能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四处游荡。
虽然对学习的兴趣丧失殆尽，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好坏，这仅限于上大学之前，上与不上大学有着天壤之别。等上了大学，学习因素在人此后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主要决定因素是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正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王大鹏就是其后一例，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中考勉强考了一所三类中专，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混入人民警察的队伍，再后来辞了公职，利用在职期间的关系，下海经商，发了财。
毕业多年后，我在一处位于北京某胡同深处的公共厕所里面与王大鹏久别重逢。
毕业前的一段时期，我手头紧得厉害，兜里的钱没有超过五十块的时候，除了走在揣着刚借来的钱从某人家出来，去另一人家还钱的路上。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兜里翻出五块钱，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
手头紧是因我忽然迷恋上打麻将所致，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同学支着牌桌，瞪着通红的眼珠，用沾满污垢和铜臭的手，斗志昂扬地抚摸着136张麻将牌。我的手气也不怎么就那么差，几圈过后，便债台高筑，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逃债生活。
我先后欠了十几个同学的钱，总共七八百，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几十块，不要小看这几十块钱，足够一个大学生活一礼拜的。最多的一笔外债是人民币一百二十元，那是一个同学准备带女朋友去打胎的备用金，却让我一宿输了个精光，第二天他让我赶紧还，我说等两天的，后来就一直拖着，直到有一天他忍无可忍对我说，你他妈赶紧还钱，还不依不饶地揪住我的衣服死不松手，我说我确实囊中羞涩，不信你翻，他真就翻了，结果只翻出香烟三根、火柴半盒，他说，我求你了，还我钱吧，救救我一家老小，让我叫你爷爷都行。
现在人就是爱金钱胜于面子，为了这么点钱宁愿当孙子。该同学还不顾女朋友身孕在身，动用了美人计，企图以此打动我，但我没吃这一套，于是他又实施空城计，说他肚子空空如也，久未进食，正等米下锅呢，我说你还有口锅，我早就砸锅卖铁了，幸好无妻女，否则她们难逃被我贩卖的劫运。
我把学校发的建行龙卡给了他，里面存着我每月60块钱的伙食补助，当然，这个月的已被我取走，从下个月开始，两个月后就能凑够120块钱，该同学不要，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甭说两个月，两天都不能拖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了，然后赶紧逃之夭夭，可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我一气之下进了女厕所，他居然也跟了进去。结果当然是女厕所的“哗哗”尿声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啊！流……流氓！抓流氓呀！”的叫喊。
我赶忙说：“大姐，不，大妈，您别嚷嚷，我什么也没看见，我走，我这就走还不行吗？”
“哪里走！”一双强劲有力的大手揪住我和该同学的脖子。“跟我走一趟吧！”一英姿飒爽的人民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操，王大鹏吧！”我惊喜问道。这个警察居然是我初中时候的一个铁磁。
“你是，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你是谁来着？”王大鹏拍着脑袋回忆。
“我是我呀！”
“啊，是你，怎么在这儿碰着了。”
女厕所里，我和王大鹏紧紧拥抱在一起，看得撒尿妇女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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