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省：又称“左省”。其长官名义上是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无职。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其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门下省的职权是主管皇帝宝玺、大朝会设位版、赞拜、拜表、宣黄、外官和流外官考课、年满斋郎转补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神宗改革官制时，重新恢复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门下省专司审议，但自门下侍郎成为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门下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中书省：又称“右省”。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也有名无职。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给赐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及寺观名额等事②。神宗改革官制后，中书省则专司取旨出令。但自中书侍郎成为尚书右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中书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门下和中书两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③。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称“小两省官”。④。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⑤。北宋前期，大两省官员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尚书省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邢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左、右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宋太祖时，设立流内铨（简称铨司）、委派“权判流内铨事”2员，专管考试选人、判决案例和拟定差遣等事。还设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当三班院”，员数不定，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①。太宗时，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负责对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随后，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②。太宗时还设置“京朝官差遣院”，负责对少卿监以下京朝官注拟差遣。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审官院。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阁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的磨勘、注拟差遣等事。又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叙其爵秩、注拟差遣等事。两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员、主簿2员。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铨注之法全归吏部，撤销审官东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左选、主管寄禄官在京朝官和职任非中书除授的文臣；撤销流内铨而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主管从初任到选人的文臣；撤销审官西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职任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销三班院而改为吏部侍郎右选，主管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的武臣。据《宋史·职官三》载，从此以后，以、武官员的选试、注拟、责任、升迁、叙复、荫补、考课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勋、赏罚、殿最的制度，都归吏部掌管。吏部的长官为吏部尚书，设一员，副长官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分管尚书左、右选和侍郎左、右选。此外，还有司封、司勋、考功的郎中和员外郎各两员，官告院主管官一员等。户部：宋初设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职掌，只委派“判户部事”一员，接受各地土贡，至时陈列于殿廷。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礼部：宋初设太常寺礼院。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礼部只委派“判礼部事”一员，掌管科举，奏补太宙斋郎等事。神宗时，撤销太常礼院，其职权划归礼部。礼部设尚书、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礼部下设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机构之一，主管全国刑政，并审复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太宗时，创设审刑院，将刑部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审刑院成为全国另一最高司法机构。神宗时，撤销审刑院以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将其审复等权归还刑部，从此，刑部的职权大为扩大，主管全国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设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员，都官、比部、司门等司各一员。本部郎中和员外郎，又分左、右两厅，厅各二员，左厅掌管详复，右厅掌管叙雪。工部：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员，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工部职权很少。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南宋时，将军器监和都水监并归工部，工部的职权就更为扩大了。工部还兼管军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时还设立制造御前军器所，委任提点官二员和提辖、监造官各若干员，负责制造武器；文思院负责制造金银、犀玉等器物，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宋代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宋史·职官志》云：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宰执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zhu1n，音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都堂就是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概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五次变动。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丰以前。如上所述，就是这时期的变化情况。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第二次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开始的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钦宗靖康年间，又废除太宰和少宰，改为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这也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当时大臣虞允文、梁克家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枢密使。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宋史·职官志一》说，哲宗元佑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任之。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军国重事”可管。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重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理宗时，权奸贾似道也升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窃位日久，恩宠日隆，位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于副职的地位。宋初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的长官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五人。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最后干脆就改称为“中书门下”。宋初虽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名称照旧，但这些与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首先是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其次是三省的职权已转移。唐代三省分掌定策、封驳和执行之权。但宋代三省的权力被削弱。这个削弱，与“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有关。《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就记载了元丰改革官制以前，三省权力旁落，官署冷清的情形：“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报版、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至于尚书省，实际上自唐末五代就已经逐渐荒废了，至宋代就更是名存实亡。因此，北宋前期经常有大臣建议恢复尚书省的地位。例如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右谏议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复尚书省”。他建议“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唐代的尚书省分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行政、财政、司法、仪礼的大权。至宋代，官吏的选用，另设审官院，“除授者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户部则归于三司。这样，行政权归于政事堂，财政权移归三司。三司的设立，是宋太祖收回财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化基废“三司以实尚书省”的建议，自然不被采纳。但是为了搪塞众议，宋太宗对尚书省长官的地位也给予某些提高。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升尚书令于三师之上。然而，这并没有提高尚书令的职权，何况尚书令又很少授人。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995年—1061年），不断有大臣提出恢复尚书省制的问题，但均未有结果，这个问题至神宗元丰改制以前，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尚书省职权之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枢机构的权力而强化皇权的反映。正是这种变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进为一省制。◎三省六部门下省：又称“左省”。其长官名义上是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无职。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其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门下省的职权是主管皇帝宝玺、大朝会设位版、赞拜、拜表、宣黄、外官和流外官考课、年满斋郎转补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神宗改革官制时，重新恢复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门下省专司审议，但自门下侍郎成为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门下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中书省：又称“右省”。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也有名无职。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给赐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及寺观名额等事②。神宗改革官制后，中书省则专司取旨出令。但自中书侍郎成为尚书右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中书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门下和中书两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③。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称“小两省官”。④。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⑤。北宋前期，大两省官员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尚书省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邢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左、右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宋太祖时，设立流内铨（简称铨司）、委派“权判流内铨事”2员，专管考试选人、判决案例和拟定差遣等事。还设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当三班院”，员数不定，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①。太宗时，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负责对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随后，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②。太宗时还设置“京朝官差遣院”，负责对少卿监以下京朝官注拟差遣。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审官院。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阁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的磨勘、注拟差遣等事。又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叙其爵秩、注拟差遣等事。两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员、主簿2员。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铨注之法全归吏部，撤销审官东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左选、主管寄禄官在京朝官和职任非中书除授的文臣；撤销流内铨而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主管从初任到选人的文臣；撤销审官西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职任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销三班院而改为吏部侍郎右选，主管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的武臣。据《宋史·职官三》载，从此以后，以、武官员的选试、注拟、责任、升迁、叙复、荫补、考课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勋、赏罚、殿最的制度，都归吏部掌管。吏部的长官为吏部尚书，设一员，副长官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分管尚书左、右选和侍郎左、右选。此外，还有司封、司勋、考功的郎中和员外郎各两员，官告院主管官一员等。户部：宋初设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职掌，只委派“判户部事”一员，接受各地土贡，至时陈列于殿廷。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礼部：宋初设太常寺礼院。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礼部只委派“判礼部事”一员，掌管科举，奏补太宙斋郎等事。神宗时，撤销太常礼院，其职权划归礼部。礼部设尚书、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礼部下设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机构之一，主管全国刑政，并审复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太宗时，创设审刑院，将刑部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审刑院成为全国另一最高司法机构。神宗时，撤销审刑院以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将其审复等权归还刑部，从此，刑部的职权大为扩大，主管全国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设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员，都官、比部、司门等司各一员。本部郎中和员外郎，又分左、右两厅，厅各二员，左厅掌管详复，右厅掌管叙雪。工部：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员，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工部职权很少。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南宋时，将军器监和都水监并归工部，工部的职权就更为扩大了。工部还兼管军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时还设立制造御前军器所，委任提点官二员和提辖、监造官各若干员，负责制造武器；文思院负责制造金银、犀玉等器物，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枢密院与三衙枢密院是总理全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共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宋史·职官志二》说：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又《通考·职官考四》说：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其下设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由武官担任。还设编修官，不定员。枢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准，有调动兵马之权。枢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枢密使这一官衔在唐太宗时就设置了，但唐代的枢密使只负责管理军事情报，机密情报之类，由宦官兼任，直至五代时还保留这个官衔。而宋代的枢密使地位抬得这么高，权力这么大，其原因是与当时国内外的阶级矛盾、政治形势有关。宋时阶级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北宋初年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边境，又有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立，形成边防的紧迫局势。内忧外患使得宋王朝需要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方能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因而，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管理这支军队，这就是宋代设立枢密院的原因。同时，枢密使的设立又可以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强化皇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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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是北宋末年色艺双绝的名妓，她慷慨有快名，号为“飞将军”。她的事迹在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多有记述。张端义《贵耳集》、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说李师师曾与著名文人周邦彦、晁冲之有来往，并互有诗词相赠，于是成为北宋后期的一段风流韵事。宋徽宗在位期间，自政和年间以后，也常微行出游，由数名内臣导从，乘小轿子前往李师师家。相传聚众梁山泊起义的宋江，打算归顺朝廷时，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也偷偷进人汴京访李师师。由于李师师深得徽宗宠信，后来徽宗索性把她召人内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宣和七年十二月（1126年1月），徽宗团全军进逼，将皇位样让给太子钦宗。李师师失去靠山，为了免祸，曾汇集徽宗赏赐的钱财，献给官府，以助河北军饷，并自乞为女道士。靖康元年（l126），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经过这次变故，李师师不仅家产殆尽，而且她本人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综观历代记述，有关李师师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为代表。小说称金军破汴京后，主帅挞懒点名索取李师师，声称金国主也闻知李师师的名声，一定要活着得到她。张邦昌等人探得李师师的踪迹，将她献于金营。李师师怒斥张邦昌，脱下金簪刺喉自杀，未死，又折金簪吞下，才气绝身亡。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恐怕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另一种说法，以张邦基《墨庄漫录》为代表，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当地的土大夫犹邀请她歌唱，但李师师已“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又说她“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而来刘子*《汴京纪事诗》，也有“辇毂繁华事可纷，师师垂老过湖湘，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的诗句。其后，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称其流落于湖湘，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称其流落于临安（今杭州），可能都是沿袭上述说法而来。还有一种说法，称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士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据情理分析，似乎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汴京失陷前，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说她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很有可能的。而金军是根据当时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李师师不太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上，很难成立。当然，李师师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是永远难解的一个谜了。
李师师色艺压群芳,一天，宋徽宗因游幸已倦，坐在千秋亭上闷闷不乐，时有高俅、杨戬在旁陪侍，高俅见了，便进言道：“陛下贵为天子，何事不可为！正可及时行乐，以期不负韶华，况人生如白驹过隙，若不自寻欢乐，未免老大徒伤。]徽宗答道：“卿言甚是，朕当排遣愁怀，力寻欢乐，以免辜负年华。”正说着，忽然一阵风飘过管弦之声。徽宗说：“朕深,知九事之中，反不如小民这样快乐。朕欲出观市廛景至，恨无其由。”杨戬立即说：“这个容易，陛下只要扮作秀才模样。我等装成仆从，自后窄门出去私行，就可以畅观市廛风景了。”就这样徽宗被两个奸里引出皇宫。一路穿大街、过小巷，但见到处是歌台舞榭，酒市花楼，看得徽宗皇帝好不高兴，天色将暮的时候，来到金环巷。这里的风趣又与他处不同，户户家家，帘儿底笑语喧哗，门儿里萧管嗷嘈。是汴京城有名的妓院所在地，原来高俅常常在这里出入，尤其认得名妓李师师，特地把徽宗引来。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吭嘹亮，声震屋瓦，那老憎合什赞道：“这小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那年，她父亲以罪入狱，病死狱中，从此由邻居抚养，渐渐长得眉目如画，通体雪艳，又善解人意，经营妓院的李媪将她收养，并延师教读，又训练歌舞，十三岁那年就以青倌人的姿态，挂牌应客，不久名满汴京。朝廷命官、文人雅士、王孙公子之流、三山五岳之辈，以一登其门为荣耀，就连山东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首领及时雨宋江也不远万里，冒死潜入汴京，为的是一亲芳泽，事后还在墙壁上留词纪兴：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奴？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绞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回想芦草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想万极，醉乡一夜头白。李师师当时名声日高，寻常人难得一见。宋徽宗被高俅领来，听说要见名妓李师师，开始还说：“这恐未便。”在高、杨二人信誓旦旦地担保绝不会走露风声后，立即说：“既没甚妨碍，朕就进去一游，只是略去君臣名分，勿使人识破机关。”高俅领命立即引徽宗入内，李师师早已迎了上来，徽宗见到师师暗暗地喝一声采，李师师瞧着高俅对她微微一笑。徽宗三人各报一个假名，李师师原就与高俅相识，这时不由一愣，她原还以为是高球来玩，后来见高球在另一人面前居然还卑躬媚笑，她何等心灵性巧，立刻就知道那人来头更大，那一份精神劲儿立即改变方向。宋徽宗看着李师师轻佻微逗、眉目传情，早已忘记了自己是皇帝，便与李师师百般调笑起来。高、杨两人乘机从旁鼓助兴致，渐渐地谑浪笑傲，绝无禁忌，高、杨二人知趣退出。徽宗见二人退出，便抱起李师师人踩上床，李师师明知他是位大贵人，自然放出手段，百般奉承，宋徽宗但觉味道新鲜，欢娱无比。李师师有一种怪癖，凡是到她这里来，只要略通文墨，便得留诗词一首。她见宋徽宗雍容华贵，雅致非常，当然不会放过。宋徽宗诗词、书画无不冠绝古今，这时又正在兴头上，欣然命笔，用他那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书法写道：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不知不觉，天色微明，高、杨二人帮徽宗赶紧穿好衣服，直奔后宫，又急急帮徽宗换上九龙袍，宜奔朝堂，这时文、武两班大臣早已立定多时。但徽宗心里还只记着李师师，那有心思去理朝政，那神色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欢喜，一会儿露出猥邪的笑容，弄得那上奏的大臣不知所措，生怕一不小心，触犯了龙颜，赶紧讲完，原有一些准备上奏的，为慎重起见，也三缄其口，于是这天的早朝很快就结束了。宋徽宗回到后宫，只觉得那些后妃没有一个比得上李师师的，因此茶里饭里，坐处卧处都惦念着李师师。但身为皇帝，深居九重，不便夜夜微行，只得忍耐，好容易挨过两天，恰有学士王黼在旁边，便问道：“朕欲外出察访民情风俗，你认为怎样？”王黼与高俅是一伙的，宋徽宗与李师师的事他早已知道了，当即说道：“当年太祖皇帝微行访宰相赵普，虽然遇到风雪，也毫不在乎。皇上身居九重，如果不微行，民情如何，皇上怎么能够直接知道呢？皇上如果愿意去，我愿意随侍。”宋徽宗大喜，换过衣眼，带着王黼直奔李师师家。李师师接了徽宗，见到王学士在侍，心中更加明自。因为王黼生得风仪秀美，目光如电，他仗着自己的品貌和地位，经常在金环巷走动，李师师与他极其熟识。李师师见到这人前次有高俅陪着，这次又是王学士陪着，除了皇帝有这般的声威外，还会有谁，一旦想通此节，便加倍承欢，自此徽宗与李师师恩爱非凡。到后来竟常不带一人，偷偷地就跑来了。自此李师师也不敢招待外客，况且象高俅、王学士这样的人，自此以后，谁又还敢去当这禁脔？特别在一件事情之后，更是如此。武功员外郎贾奕，年少英俊，武艺超群，原也是李师师肚皮上的常客。自从知道宋徽宗去了李师师那里之后，便不敢再去找李师师寻欢，不意那天郊游遇到了李师师，旧情重温，晚上便忍不住到了李师师家中，大概是酒醉了缘故，居然喝起宋徽宗的闲醋来，填了一首“南乡子”的词：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似仙；暗想圣情珲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道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自然就有好事之徒把这词传扬开来，一下子传到宋徽宗手上，宋徽宗看了不禁炉火中烧，下令将贾奕斩首。幸亏贾奕还有一个不怕死的好朋友，谏官张天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朝堂，对徽宗说：“皇上治国应以仁德为重，今为一娼妇轻施刑诛，岂能使天下人心服！”揭了来徽宗的底，宋徽宗才赦免了贾奕，把他贬到琼州（今海南岛）做可户参军，并规定永远不许再入都门。大家都还是命要紧，李师师再美也只能晚上睡在床上想一想了。李师师的家中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但内中却有一人是李师师自己不能割舍的，他就是周邦彦。周邦彦号美成，钱塘人，生得风雅绝伦，博涉百家，且能按谱制曲，所作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在宋神宗的时侯就做了朝廷的太乐正。他和李师师时常往来，李师师以善歌闻名，为她作曲写词的就是周邦彦，两人的关系不同一般。这天李师师听说宋徽宗染病，不会出宫，就暗约周邦彦来家，两人久不相逢，携手人房，互相慰问，正在叙谈的时侯，忽然传报圣驾降临。周邦彦惊慌失措，李师师也慌作一团，仓猝之间，无处躲避，周邦彦只好葬身在李师师的床底下。不到一刻，宋徽宗拿了一个新鲜的橙子，进了李师师的房子，坐了下来，将那个橙子送给李师师，说是江南地区新进贡来。宋徽宗与李师师调笑了半天，便要启驾回宫，李师师假惺惺地挽留：“城上已传三更，马滑霜浓，陛下圣躯不豫，岂可再冒风寒。”宋徽宗答道：“朕正因身体违和，不得不加调摄，所以要回宫去。”这些话从头到尾被周邦彦听得清清楚楚，宋徽宗一走，周邦彦从床底下爬出，酸溜溜地对李师师说：“你得到皇上这样的恩待，可真是千古风流佳话。”李师师笑道：“我只道做皇帝的不胜威严，那里知道也和你一样的风流。”周邦彦听了，心有所感，便将刚才的情形，谱成一阙《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邦彦填了这词，便在李师师家住了一夜而去。这词题得情景真切，清丽芋绵，李师师十分喜爱，便依着谱，练习歌唱。一天，宋徽宗又来到李师师这里垂筵畅饮，教李师师唱一曲助兴，李师师一时忘情，竟把“少年游”唱了出来。宋徽来一听，说的竟全是那天在李师师房内的情事，还以为是李师师自己作的，正准备夸奖几句，李师师随口说出是周邦彦谱的，话一出口就知错了，脸色顿显局促不安，宋徽宗看了李师师的表情，就知那天周邦彦一定也在房内，脸色顿时变了。心想：朝中大臣明知李师师是我的外宠，还敢再来，那还了得，如果不严加惩处，必定会使李师师门户顿开。当天怏怏地回到后宫，就派心腹收罗周邦彦平日所写的艳词，作为罪证，说他轻薄，不能在朝为官，把他贬出汴京。处理完这件事后，宋徽宗心中高兴，便又来到李师师的家中，李师师却外出未归，一直等到初更，才见李师师回来。却是玉容寂寞，珠泪盈盈。宋徽宗惊问她如何这个样子，李师师直言是送周邦彦去了。宋徽宗好奇地问：“这次又谱了什么词么？”李师师说他谱了“兰陵王”词一阕，言罢引吭而歌：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谶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桑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剪，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侧。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李师师一边唱，一边用红巾擦泪，特别是唱到：“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时，几乎是歌不成声，宋徽宗听了，也觉凄然，他自己也是个大有慧根的人，第二天就降旨复召周邦彦为大晟乐正，想不到经此一事反而使周邦彦天天与徽宗混在一起，填词作诗。自从接待了宋徽宗，李师师的院子大兴土木，那紫云青寓已变成一座美奂美仑的华楼，楼成之日，宋徽宗亲题“醉杏楼”三字为楼额。那瘦金体字，古今一家，格外醒目。又用他独特的工笔画技，画一幅“百骏朝阳图。”挂在李师师接客的客厅中。当时宋徽宗三天两头地呆在李师师家，引起了一批正直大臣的反对，说他玩安忽危，不顾宗社付托之重，刘皇后更说得坦率，认为：“皇帝行娼，自古所无，再加上昏夜出行，保卫工作也不周全。”力劝宋徽宗。宋徽宗在蔡京、高俅、王黼一班人支持下，又那里听得进去。靖康之难，徵、钦二宗先后做了俘虏。当时全军大将粘没喝子真珠到处找李师师不到，就把徽宗身边的贵妃王婉容和一个帝姬带回营中受用。徽、钦二宗到金后，先被迫换了素服，去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然后一个被封为昏德公，一个被封为重昏侯。宋室南渡后，李师师辗转来到江市，流落在湖广一带，艰难无以自存，不得已重操旧业，但他经离乱，受尽折磨后的李师师已心绪萧索，容颜憔悴，仅卖唱度日。南渡士大夫慕其盛名，常邀她参加酒会，席上她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另外关于李师师的余生还有三各不同的说法：其一：当李纲主持东京保卫战时，她将全部家财捐赠出来，助宋军抗金。靖康之难中她逃出汴京，到慈云观中做了女道士。其二：金军攻破汴京后，金主垂涎李师师，降臣张邦昌千方百计寻找，不惜重金悬赏，最后终于找到她。她蓬头垢面，不肯盥洗更衣去见金人，乘人不备，吞金自杀。其三；李师师南渡后，士大夫多把她当作红颜祸水，不肯与她交往，她穷愁潦倒，嫁给商人为妾，溺死在钱塘江中。现在在开封市北关外尚有李师师墓。对她一生的所做所为，有这样一首诗作了高度的概括：芳迹依稀记汴梁，当年韵事久传扬；紫宫有道通香窟，红粉多情恋上皇。孰料胡儿驱铁马，竟教佳丽死红羊；靖康奇耻谁为雪，黄河滔滔万古殇。红羊，指我国传统的八卦运数中的红羊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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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编辑本段【身系国运初战告捷】
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历任绥州、渭州、桂州、寿州、泗州五州刺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从小爱读兵书，练武功，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刻苦认真。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他不仅武艺高强、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传说，他20岁时，在河东(今山西)服役，曾犯过军纪，按律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他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性命。郭子仪果然不负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天宝八年(749年)便出任安塞军使，拜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出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这时由于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不理朝政，政治十分。他又在边镇设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人。节度使后来又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和进行的叛乱战争。安禄山，本姓康，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混血胡人。母亲是巫婆。他年少丧父，随母改嫁到虏族将领安延偃家，因而改姓为安，字禄山。开元初年，安延偃携带他投归了唐朝，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队里做事。张守珪见他作战勇敢又有智谋,就把他收为养子,并推荐给朝廷。天宝元年(742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到河北采访，安禄山对他百般谄媚，拿出很多金钱结好张利贞的左右人员作为私恩。张利贞入朝，极称安禄山有才干，玄宗便任用他为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于是有了入朝奏事的机会。第二年入朝，他的奏对很符合旨意，玄宗很欣赏安禄山办事干净利落，于是迁升为骠骑大将军。第三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这时朝廷由宰相李林甫专权。安禄山便大肆贿赂他。李林甫嫉恨儒臣因战功提升，对自己不利，便劝玄宗大批启用蕃将，因此皇帝对安禄山的宠爱更加牢固。安禄山大行韬晦之计。他表面上装作愚蒙不敏以掩盖其奸诈。天子让他去见皇太子，他故意不叩拜，左右官员指责他，安禄山说：“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何官？”皇帝说：“我百年后将皇位付给他。”安禄山谢罪说：“臣愚蠢，只知天下有陛下，而不知有太子，罪该万死。”于是再叩拜。当时杨贵妃得到皇帝的宠幸，安禄山即请求做贵妃的养子，皇帝同意了。他叩拜时，必先叩拜贵妃后叩拜皇帝，皇帝对此感到奇怪，他回答说：“蕃人是先母后父。”皇帝非常高兴。从此以后安禄山存有朝廷不难对付的心理，令麾下刘骆谷居住在京师，为他窥伺朝廷的动静。安禄山晚年更加肥胖，腹部松弛到膝盖，两只臂膊用力拉牵着腹部才能行走，可在皇帝面前跳起《胡旋舞》，仍然迅疾如风。皇帝看着他的腹部说：“胡儿腹中有何物而这样大？”安禄山说：“惟有一片赤心!”玄宗于是被他的赤诚所感动。天宝六年又进升为御史大夫，封他的妻子段氏为国夫人。皇帝给安禄山在京师建立府第，让宦官监督工程，告诫他们说：“要好好部署，安禄山的眼孔大，不要令他笑话我。”为他雕窗镂户，台观池沼的华丽都超过了他的身份。皇帝登临勤政殿，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幛，中置一榻，诏令安禄山坐，来表示对他的恩宠。太子进谏说：“自古以来幄座不是人臣应当享有的，陛下宠爱安禄山过分，必然要骄慢。”玄宗置若罔闻。当时社会由于长期太平，人民已忘记战争，皇帝春秋已高，被受宠的美人牵制封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替把持朝政，纲纪大乱。安禄山估计天下可取，造反的阴谋日益炽盛，每当他经过朝堂龙尾道时，就要向南北侧目窥察，好久才离去。安禄山回到范阳后筑雄武城，扩充兵士，积聚粮食，暗中派遣胡商到各地经商，每年坐收百万之利，同时为他采购了大量叛乱物资。为了迷惑皇帝，他骗诱契丹各酋长，大排酒宴，酒中放麻药，待他们喝得酣醉，将其全部斩首，先后杀戮数千人，将被杀人的耳朵献到阙下。皇帝不知真情，赏赐给他铁券(免死牌)，进为东平郡王。安禄山还不满足，又求兼领河东，玄宗遂拜他为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他遂兼制3个道，兵力称雄天下。安禄山造反的苗头皇太子和宰相都有察觉。杨国忠屡次上奏说明安禄山的野心，唐玄宗也有些不放心了，杨国忠出主意说：“现在把安禄山召进京来，他若有意造反，怕我们扣留他，肯定不敢来；若无意造反，他就敢来，这叫‘做贼心虚’。”唐玄宗觉得是个办法，就下旨召安禄山进京，不几日，安禄山真的来了，唐玄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他庆幸自己没有错怪安禄山，并在华清宫摆宴招待。酒酣之际，安禄山在唐玄宗面前放声大哭，边哭边诉怨道：“臣是蕃人，受人歧视，又没有一点学问，可是圣明的皇上并不嫌弃，不断地提拔，我真是感激不尽啊!臣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杨国忠，他一直想要杀掉我，请皇上为我作主啊!”唐玄宗听了这一番哭诉，更加同情和信任安禄山了，还授给他左仆射的官职。安禄山从京城出来，惟恐杨国忠有埋伏，疾行出关，以日行300百里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范阳老窝。从此，再有人报告说安禄山要造反，唐玄宗就怒气冲冲地斥责报告人诬陷，还将他绑缚送给安禄山处置。但报告人还是很多，有人拿出了确凿的证据，唐玄宗才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还是采用杨国忠的计策，降旨召安禄山进京。可是，这次安禄山称病推辞了。唐玄宗又施一计，为安禄山的儿子赐婚，要安禄山前来认亲，安禄山还是推辞不往。唐玄宗一切都想过来了，可是为时已晚。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天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杀人中原。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本军讨逆，唐朝的国运几乎系郭子仪一身之上了。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各地多年未发生战争。在和平环境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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