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两种技艺和雕版印刷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发明。
据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由“布衣”毕昇发明的。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农学家王桢制成木活字，并制成转轮排字架，使用活字排版更为简便、迅捷。并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之后。宋、元两代，用泥、木活字印过一些书，如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用“胶泥铜版”印其自著《玉堂杂记》；元大德二年（1298年）王桢用木活字印其纂修的《旌德县志》；至治二年（1322年）用活字版印《大学衍义》等，但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活字印本，弘治后渐兴，早期鲜见记闻。所用活字，分木制和金属制二种。关于木活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亦云：“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其实“大盛”云云，也只是相对而言。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一文统计，现今可考的木活字本不过一百余种，而明本传世数以万计。可以说木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年间发明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尝试和予以改进，却从未得到认真的推广和普及。
现存最早的明代木活字印本为弘治年间排印的《鶡冠子》一书，版心下刊署“碧云馆活字板”字样，原为清马裕家藏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呈，或云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即是受此本启发而成，因而在明代木活字本中极享盛誉。其他见于著录的尚有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著《冶城真寓存稿》，嘉靖间嘉定徐兆稷印其父徐学谟撰《世庙识余录》、万历十四年崧斋印《唐诗类苑》、万历间建阳游榕排印的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庐陵陈嘉谟念初堂排印的《函史》、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等。他如宋刘宰《漫塘刘先生文集》等前贤遗著，以及明劳堪《柴桑问答》、桑悦《思玄集》、曹佺《诗经质疑》、魏国道《历代史书大全》等大量明人著述，也都有活字印本。云南也用木活字印刷了钱塘人陈善所撰《黔南类编》，可见木活字的运用，在地域上还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末开始用木活字排印《邸报》，即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抄写。”邸报也者，朝廷官报也，最需准确快捷。唐、宋时称“邸钞”，至明末用活字排印，正是取活字可任意组合，方便、迅捷的优点。
明代木活字版以私刻为多，官刻除邸报外，惟藩府本有之。如蜀藩朱让栩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印宋苏辙著《栾城集》，益藩万历二年（1574年）印元谢应芳《辨惑编》和《辨惑续编》等。此外或言晚明江浙一带大族有用木活字排印家谱者，但传世极稀，笔者亦未见。
相比于木活字而言，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更显成就斐然，其中尤以铜活字、锡活字使用最多。关于铜活字的起源，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提到五代有“天福铜板”。据张秀民等前辈学人论证，因其为整块铜板，与活字无关。又《梦林玄解》载宋孙奭《圆萝秘册》叙，有“镌金刷渚，敬公四海”句；清孙从添《藏书记事》称宋代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所记皆语焉不详，又有主观臆断之嫌，不足凭信。
此外，张秀民先生在论及铜活字源流时，举元人黄溍《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句，诘之曰“辞义含混，意义不明”，就很难令人同意了。此论后亦为戴南海、施延镛诸先生辗转引用，故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点辨证。
所谓“智延和尚塔铭”，即应是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载《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的缩写。《塔铭》云：“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必赐坐，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引文无“三岁”两字，可能系所据版本不同所致。另考以《补续高僧传》卷一《法桢传》：“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两书所记为一事，即元英宗在位时，有梓行铜版大藏经之议。其中“镂铜板”三字，很值得玩味。一部大藏经，至少也需十余万块版，以木雕镂，尚需数年或十余年始毕全功，古代所刊大藏经莫不如是。全用整块铜版，即使以国家之力，亦非易事，“三岁”而成，更不可能。故这里所说的“铜板”，实应为铜活字版。可惜的是，关于这部大藏经，再无其他资料可考，是否付梓，亦难断定。另据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所记：“近世又铸铜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盥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是元代亦有锡活字。不过因工艺尚不过关，未能推广。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书，以弘治、正德、嘉靖间较盛。名声最著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桂坡馆诸家。
中国活字印书起源虽早，但在传世的汉文金属活字印本中，即以华燧会通馆排印之书为最早。据明代学者、无锡人邵宝撰《容春堂集•会通华君传》载：“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所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辩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採以质焉。或广坐通衢，高诵不辍。既而为铜板锡字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可见，这是一位熟谙校雠之学并颇为自负的印书家。
华燧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卒于正德八年（1513年）。他在《会通馆印正容斋随笔序》中自诩：“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很有些天降印书大任于斯人的气概。他用金属活字印行的书，今可考者有弘治三年（1490年）印宋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弘治五年印《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各四十卷，弘治八年印宋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又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正德元年（1506年）印《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辨证》十卷，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其间还印有宋人潘自牧编辑的类书《记纂渊海》、宋人左圭编的大型类书《百川学海》以及华燧自撰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十七史节要》等。若总而计之，共有十五种之多。在明代的活字本印书家中，就数量而言是最多的。
华珵是华燧的叔伯，字汝德，号尚古。《无锡县志》称其：“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用金属活字印行了《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坚为华燧之侄，华镜为华坚之子，兰雪堂排印的金属活字本，就数量而言少逊于会通馆而多于尚古斋，较著名的本子有正德八年（1513年）印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名录》二卷，正德九年印的《玉台新咏》十卷、正德十年印唐欧阳询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目录后有“乙亥冬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刊记，同年又印汉蔡邕《蔡中郎集》十卷，《外传》一卷，正德十一年印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十七卷等。
嘉靖初，安国继华氏而起，成为无锡最重要的活字印书家。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木活字本《胶山安氏宗谱》载：安国字民泰，明无锡胶山人，为无锡巨富，人称“安百万”。性喜梅花，在宅旁植株两里余，自号桂坡。家藏图书甚富，闻人有奇书，不惜重金购之以充邺架。所刊活字本有：嘉靖二年（1523年）印《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嘉靖三年印《吴中水利通志》、嘉靖十年印类书《初学记》三十卷，以及《重校西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石田诗集》十卷诸本。另清初钱谦益《春秋繁露》跋称：“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说明安国所印之书，在校勘上还是颇为精细的。
无锡活字本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修的类书《太平御览》。隆庆间，闽人饶世仁、游廷珪等在无锡制字始印，方印成十之一二即辍，活字亦被常熟周光宙、周堂父子，无锡顾肖岩、秦虹川等购得，直至万历二年（1574），三家复汇聚各存活字，仍聘用游、饶续印，版心题：“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部”。《太平御览》是一部卷数达一千的宏篇巨制，得以用活字排印，足以说明当时活字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个本子在《太平御览》的流通、刊印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歙县鲍崇城所印汇校刊本，游氏本即为主要的校勘底本之一。
除无锡外，明代用金属活字印书的尚有苏州的金兰馆，印有宋范成大《石湖居士集》、明孙蕡《西庵集》；五云溪馆印有《玉台新咏》、《襄阳耆旧传》；五川精舍印有《王岐公宫词》；南京建业张氏印有《开元天宝遗事》；浙江于正德间印有《诸葛孔明心书》；芝城印有《墨子》，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岁次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刊记，是一部非常有名的活字蓝印本。另印有《通书类聚剋择大全》，署“嘉靖龙飞辛亥春正月谷旦芝城铜板活字印行”，知印于嘉靖三十年。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中考，所谓“芝城”，亦即建宁府城的别名。
明代的金属活字，究竟是用何种材质制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以无锡华燧会通馆为例，过去一直以为其所用为铜活字。1980年，南京图书馆潘天桢先生在《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中，引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存裕堂义庄木活字本《勾吴华事本书》卷三十一《三承事南湖公会通公东郭公传》所记：“乃范铜板、锡字”；另据明嘉靖十一年华从智刊《华氏佳芳集》卷十五中的《会通华处士墓表》所载：“乃范铜为板，镂锡为字”等四篇史证，指出会通馆印书，实系把锡活字排在铜板里施印，是“铜板锡活字”。历来认为的“铜活字印书”，实系对诸多印本中的“活字铜版”刊记理解有误，把其附会为“铜活字板”所致。这个考证，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若推而广之，则无锡尚古斋、兰雪堂、桂坡馆以及芝城所印，多有“活字铜板”或“仝板活字”刊记，似也应是“铜板锡字”。至于金兰馆诸家所印，在无新的史证之前，只能姑从旧议，认为是“铜活字本”。归根到底，明弘治、嘉靖、正德年间活字印本的流行一时，是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一次光辉展现，就如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鉴定》一书中所言：“好在铜、锡只不过是不同的金属，于书籍生产方法无关紧要，且明代那么长时间，那么广的地域，有铜活字印书，是毋庸置疑的”。
也有学者提出，明代不仅用锡活字印书，亦用锡活字印伪钞，所据为明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三十八，大意是江苏句容县以杨馒头为谋主，令银匠“密修锡版，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印刷”，以说明锡活字制作工艺之进步。依笔者愚见，印刷钞票或需整版施印，，或分版套印，活字的用场不大。银匠密修的“锡板”，恐亦为整般，不见得与锡活字有什么关系。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中，以无锡华氏所制最称精善，故藏书家论之曰：“流传至今四、五百年，……愈久愈稀，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刊名抄，争相宝尚，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刊，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明人刻书校勘不精之病，华氏亦不能免之。清顾千里《文苑英华辨证•跋》就说：“是书字句多所脱落，未为精善”。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论及宋刊《国朝诸臣奏议》时亦云：“是书除此本外，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谬误不可枚举。……不思字句之不贯，不顾文义之隔绝。籍非宋本尚存，奚从订正其误？”陆心源《重雕兰雪堂本〈蔡中郎集〉序》疵议更甚：“明弘治中，华坚兰雪堂活字印本即从欧出，传古虽殷而雠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而互伪，亥豕鲁鱼，无叶不有”。在排印方面，或以为亦未必尽善。《天禄琳琅书目》就批评兰雪堂本《白氏长庆集》“参差不齐，则其法虽精，而其制尚未尽善也”。此类批评，应该说都是很中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明代以无锡华氏为代表的活字印本，毕竟是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的一个**，是活字印刷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而且上承宋、元，下启清初，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这些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套版印刷的应用和发展，也是明代书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所谓“套版”，即根据同一版面不同的内容之所需，分别镌刻制版，用不同的颜色轮番施印。早期的套印本多用朱墨两色，后发展为三色、四色、五色。清道光年间涿州人卢坤用朱、墨、紫、蓝、绿、黄套印《杜工部集》，是世所仅见的六色套印本。
套印发明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曾经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1941年发现了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刊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文和注解分为朱墨两色，扉画《灵芝图》亦为两色兼施，为单版涂色一次印成，于是论者又多以此为我国套印术的起源。其实，参以文献记载和近世考古发现，两说皆不确。
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蜀中风物》载：北宋初年四川流通的纸币——交子，“制楮为绢，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兼错，”很可能就是套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券，制六印，四印用墨，两印分用朱、蓝，用六印轮番捺印于币面，也可视为套印法的先奏。1973年8月，陕西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在碑身背面与石柱连接处发现了《东方朔盗桃图》版画，用浓墨、淡墨及浅绿色施印于淡黄色细麻纸上，为宋金时印品。虽然它是套印拟或单版涂色尚难判断，但其为现知最早的多色印本则无疑义，比欧洲第一部带色印本《梅因兹圣诗篇》至少要早了二百余年。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三幅彩印绢地《南无释迦牟尼佛》图画，有人认为它是最早的套印品，但实际上，其大抵出自丝漏印法，和木版分色套印在技法上有很大不同。但它毕竟比元刊《金刚经注》要早了三百多年，亦为我国早期彩色印本的重要遗珍。综而言之，套印术发明的时间应在宋、辽、金时期。
套版印刷术虽然不肇始于明，晚期尤其是万历、天启年间，则是它运用上的兴盛期。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考万历三十年（1603年）新安黄氏初刻《女范编》，为墨色单印本。四、五年后改编重刻为《闺范十集》，加朱色眉批，“在朱墨印本中亦为最早之本。”“最早”云云，断语下得过于草率了。不过，这的确是现知明代套印的首开先河之本。此后不数年，吴兴闵、凌两家崛起，成为明代套版印书最杰出的代表者。
闵、凌两家皆为吴兴望族，从事过刻书的人颇多，而其中最著名者，则为闵齐伋和凌濛初。闵齐伋，字及五，号寓五，生于明万历三年。本人诸生出身，博通经史，著有《六书通》一书传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闵齐伋与其兄闵齐华合作，刻印出了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该书《凡例》云：“旧刻中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话说得很清楚，闵氏刻套印本的初衷，并非专为美观计，而是为了适应明代盛行评点经史的学术风气，正文和批评、注释文字，区别以颜色，读者持卷按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当然更利于研习。而这部《春秋左传》，就是现知最早的吴兴双色印本。
闵齐伋所刊套印本中，以朱墨两色印本为最多，有《考工记》、《东坡易传》、《左传》、《老子》、《庄子》、《孟浩然集》等二十余部。天启元年（1621年），他刊成朱、墨、黛三色套印本《孟子》，为三色印本之始。另刻有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载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家评语，凌森美为该书所撰《序》云：“耕庐（刘）缀以黄，须溪（刘辰翁）缀以蓝，敬美（王）缀以朱，分次井然，庶览者便于识别云”。这样的书本，评语出自诸家而毫不错乱，持卷诵读之，研习之，悦目而赏心。类似的本子尚有三色本的《楚辞》，四色本的《文心雕龙》、《杜子美七言律》等，在晚明吴兴的套版印书业中，闵齐伋实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除外，闵氏所刻套印本尚有天启元年闵振声刻朱墨套印本《兵垣四编》，闵昭明刊《新镌硃批武经七书》，闵一栻刊《唐诗艳逸品》、闵于忱刊《孙子参同》等。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所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名著。他从事套版印书业较闵齐伋稍晚，数量上却犹有过之。较著名的有戏曲、小说作品《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幽闺记》、《南柯记》、《虬髯客传》，以及《东坡书传》、《陶靖节集》、《孟东野集》等二十余种；与凌瀛初合刻有朱墨套印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从内容上看，多为子、集二部书，与闵齐伋更重正经正史不同。此外，凌氏所刊套印本尚有凌汝亨刻朱墨本《吕氏春秋》、《管子》；凌启康四色本《苏长公集》、朱墨本《苏长公小品》；凌云刻五色本《文心雕龙》、三色本《记诗绝句类选》；凌毓楠刻《吕氏春秋》、《楚辞注评》等。不过，凌氏刻书虽多，但校勘质量上却逊于闵刻，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就批评说：“闵优于凌，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请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
兴盛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的套印本，就雕印技艺的进步而言，历来评价颇高，明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刊朱墨套印本《史记钞•序》中盛赞说：“三代以上，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手录。唐文皇遴选五品弟子入弘文馆抄书，雠对精详而诵读，因以该博。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此言把开创之功归于闵氏，固有失当，但闵、凌两氏的确是二色或多色批评本的倡导者和实践家。至于套印版画，将在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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