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故乡(5)
我的小说中，直接利用了故乡经历的，是短篇小说《 枯河 》和中篇小说《 透明的红萝卜 》。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挨，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个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送。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儿。挨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领导要鞋。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让我向毛主席请罪。队伍聚在桥洞前，二百多人站着，黑压压一片。太阳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样。领导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罪。
我哭着，跪在毛主席像前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
民工们都低着头，不说话。
张领导说：“认识还比较深刻，饶了你吧。”
张领导把鞋子还了我。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后就挨了一场毒打。出现在《 枯河 》中的这段文字，几乎是当时情景的再现：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部书记打了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上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
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眼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母亲戴着铁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母亲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
父亲一步步走上来。夕阳照着父亲愁苦的面孔……父亲左手拎着他的脖子，右手拎着一只鞋子……父亲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子几乎钉进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地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散着……
抄写着这些文字，我的心脏一阵阵不舒服，看过《 枯河 》的人也许还记得，那个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当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忿忿地说：“不就是拔了个鸟操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爷爷与我小说中的土匪毫无关系，他是个勤劳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一直有看法，他留恋二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生活。他一直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想不到如今果真应验了。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我的《 枯河 》实则是一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是没有爱的，环境使人残酷无情。
当然，并非只有挨过毒打才能写出小说，但如果没有这段故乡经历，我决写不出《 枯河 》。同样，也写不出我的成名之作《 透明的红萝卜 》。
《 透明的红萝卜 》写在《 枯河 》之前。此文以纯粹的“童年视角”为批评家所称道，为我带来了声誉，但这一切，均于无意中完成，写作时根本没想到什么视角，只想到我在铁匠炉边度过的六十个日日夜夜。文中那些神奇的意象、古怪的感觉，盖源于我那段奇特经历。畸形的心灵必然会使生活变形，所以在文中，红萝卜是透明的，火车是匍匐的怪兽，头发丝儿落地訇然有声，姑娘的围巾是燃烧的火苗……
将自己的故乡经历融会到小说中去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水上勉的《 雪孩儿 》、《 雁寺 》，福克纳的《 熊 》、川端康成的《 雪国 》，劳伦斯的《 母亲与情人 》……这些作品里，都清晰地浮现着作家的影子。
一个作家难以逃脱自己的经历，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有时候，即便是非故乡的经历，也被移植到故乡经历中。
七、故乡的风景
风景描写——环境描写——地理环境、自然植被、人文风俗、饮食起居等等诸如此类的描写，是近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便是继承中国传统小说写法的“山药蛋”鼻祖赵树理的小说，也还是有一定比例的风景描写。当你构思了一个故事，最方便的写法是把这故事发生的环境放在你的故乡。孙犁在荷花淀里，老舍在小羊圈胡同里，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马尔克斯在马孔多，乔伊斯在都柏林，我当然是在高密东北乡。
现代小说的所谓气氛，实则是由主观性的、感觉化的风景—— 环境描写制造出来的。巴尔扎克式的照相式的繁琐描写已被当代的小说家所抛弃。在当代小说家笔下，大自然是有灵魂的，一切都是通灵的，而这万物通灵的感受主要是依赖着童年的故乡培育发展起来的。用最通俗的说法是：写你熟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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