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使自己断了顿，且落得一身臊。幸好新疆的大哥适时地给我寄来了十元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久，我多了个叫陈新报的朋友，不久我和他便一块儿挖河去了。挖河回来便遇见了上面几章提及的张桂荣，接着便是看护蚕豆，在此项工作将结束的时候，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事后我了解到，老乔被人利用了，他上了一个大当，充当了一只鹦鹉了。
原来在去年播种蚕豆时，一个偷挖蚕豆种（人穷被逼急了，啥事都干得出来，为了顿饱肚子，已经入洞**的种子也是食物）的小孩被我逮到，扒光了他的衣裤作抵押，要他的父母带一条“长城”烟来作为赔偿种子的损失和罚款。采取的措施的确是很严甚至近乎下流和残忍。为此，小孩的母亲便从此怀恨在心，借机寻仇，找到了老乔这个戆大。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结婚登记。大麦眼看就要熟了，地里的蚕豆摘分了两次，乡民们总算熬过了饥荒。我一身露水的回来，煮了点红薯干米粥，去隔壁豆腐房打了块豆腐，拌上盐，稀里哗啦的喝了两碗粥，倒头便往床上睡去。不知哪一位文字研究家发明了这么一句成语——事与愿违。
这不，原本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的，谁知一阵恶毒且十分下流的谩骂声磕开了我干涩的眼皮。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同感——被人吵醒总不是件快事。而窗外传入我耳鼓膜的咒骂之声又直接冲我而来：“小宋，你这个孬（这个熊字，淮北人或者北方人把它简单地解释为男人的精子，即生儿育女的种子，孬即为坏，连起来就是坏种）小娘养的！婊子养的！你不是个东西！你叫人家干活，为啥自己天天大白天的关门睡大觉？你算是什么队长，有种的跟我上场拉石滚去！”
是老乔在骂我，最后一句话竟把我当作他手中拴着缰绳的牲口！根本没有时间去问什么到底为什么？无名之火顿时冲天而起，一下掀掉了被子，一条短裤，一件背心，蹬上一双拖鞋便冲门而出，不管是谁，不来惹我就相安无事。凭我的个性，也向来不去惹事生非，这叫做人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好吧，我现在就跟你到社场上去，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想拉石滚？
由于原先的社场（打麦场）已经布满了即将成熟的大麦，加上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压塌了半间牲口棚，队委会决定把打麦场移到靠近北边大沟的边缘上，离我现在的住屋大约有二百公尺。此时，正是早饭后出工的时光，大部分男女劳力都到很远的一块秧田里拔秧和挑秧去了，新开出的社场上只有几个石滚，在原地慢条斯理地转着圈儿。场地上什么粮食也没有，这些农夫们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麦糠，用石滚把场地压平，等到地里的麦子收上来，就可以打场脱粒了。阳光闪着金色，这是一个等待收获春天的早晨。
老乔大概是被我刚才气势汹涌的模样吓愣了，勉强地又骂了几句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是什么的话，牵着牲口，跟在我的身后向社场一步三摇地走去。
十多天了，我都是朗星满目的夜空下度过，以至于自己的眼膜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血丝，如今一发火，眼睛更像是充血似的，活像一尊随时出手杀人的恶魔，老乔哪有不怕之理？到达社场，他一声不吭就想要去套牲口，仿佛他刚才根本没有恶语中伤的骂我，到好像不久之前为了工作，和我这个当队长的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商谈似的。
“你咋不来套我呀？你刚才还在说要我来拉石滚吗？”听起来好像是一句问话，且是那样的心平气和，老乔看到了我那今日注定要使他好看的目光，他一声不吭的模样，极其认真的态度，完全可以评得上一名“五好社员”若论和年轻人打架，该考虑用上何招何式，攻守的办法，但他是个老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可以说，他是我手中任意宰割的一只草鸡。
“你才不是东西！你这个狗娘养的！婊子养的！你……你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把抓住他胸前的马褂，在一连串咒骂声中，一拳又一拳地愤怒地砸向老乔。也许是老乔从没吃过这样的亏，也许是老乔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向来文质彬彬的队长居然会出手打人！他愣了，他呆了，像是一只小老鼠见到了迎头扑来的凶残的猫。他是遇上了克星？不！他是给我的第一记重击打昏了头，第二下又把他的鼻梁给打歪了，鲜红的血溅满了我的白背心。
老乔，他本是全队出了名的借帐不还的无赖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对他都没有好感，不少人甚至还讨厌他，憎恨他。所以在场所有的人都不来拉架，他们是存心要观看这场不花钱的别开生面的武打戏了。
当然由于见了血，其中的一位还是直了嗓子朝很远的秧田喊了起来：“都快来人哪！不好啦！小宋和乔聋子打起来了！”谁料等他喊了几声后，看到秧田里的人们有了动静后，手中的鞭儿一甩，和其他的使牲口的老把式一样“心安理得”的在场地上还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地转悠。“唉！老乔啊，老乔，人到这一步你还有啥活的啊？倒不如找段绳子上吊死了痛快！”见到场地上其他人无动于衷的表情，我心中暗想。惯满劲力的右手也随之停了下来，抓住他马褂的左手也放开了。当然，此种说话未免有点难以自圆，因为此刻的乔聋子已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了。
秧田里，跑在最前面的人自然是老乔的老婆，她率先跑入社场，见到自己的丈夫倒在地上血肉难辨，不由怒火中烧，抬起左脚，脱下了一双两头见天的布鞋，蹬着着了疯魔似的大眼：“小宋啊小宋，今儿个老娘要和你拼了！”举鞋子便朝我砸来。
“好男不跟女斗。”我转身就跑，并绕着倒地的老乔和她转起了猴儿，真要是挨上一鞋底，这辈子恐怕要倒尽八辈子的大霉了。
“不好了，丈母娘打女婿啦！快来拉架啊！”江会计的老婆居然在此时此刻还开玩笑，谁知这句话还真起到了妙用，只见那疯了似的女人举在空中的手垂了下来，游戏似地追逐也顿时刹车。她略有所思的停了一下，继而跑到在丈夫的旁边嚎啕大哭：“我的天哪！”
江会计老婆的这句妙语虽说中止了不可收拾的打闹，但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活脱脱地给我带上了一顶让人取笑难以摘取的“礼帽”，要不是在后来与那位阿闵对打后出走，其后果真难以想象，或许我真可能要娶一名比我小十一岁的姑娘为妻！
地上的老婆子自然知道我有助于他们一家而不会忘记，因为她十分清楚，粮食给了他们，几乎使自己当了半个月的叫花子。而且做母亲的自然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当时，就已经知道——是我帮她的女儿换了衣服，虽说是穷人家但毕竟是个少女啊！做母亲的能不想入非非吗？！此刻她除了怜惜自己的丈夫的哭声以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呢？虽说她衣衫褴褛，但她毕竟只是个加了引号的疯婆娘。
“别哭了！还不把他送到卫生所去！”病魔缠身的老队长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沙哑的声音不高吼叫也同时制止了这场无休止的哭闹。老乔的鼻梁给我打断了，被人抬送到了大队卫生所，血止住后又送到了公社医院治疗，多嘴多舌的老乔倒霉地将四十多块钱送给了医院，还承受了一场不必要的痛苦。
活该！谁也没有叫他让人当枪使！称得上是腥风血雨的斗殴结束了。拔秧的人们照常去拔秧，使牲口的老头们似乎从头到尾的看完了这场“戏”而感到比秧田里的人们多了一层眼福，余兴未尽的继续在场地上牵着牲口绕道道。我孤零零的站着，任凭阳光和微风佛干我那由于刚才的流出的虚汗。不一会儿我走出了社场，像是要巡视工作似的向远处的田间走去。不知走了有多久，连自己也不知道走在什么地方？一股睡意上来，便在一棵有巨大伞盖似的梧桐树下睡倒了。说来也巧，谁也没发现我就这样睡着了，而且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被一阵凉风吹醒。
就在我离开社场最多半个小时吧，驻扎在我们这个大队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老李——李樟获悉了我和老乔打架的消息，带着他的助手，一个淮南市的很胖的却不失女性美的姑娘，来到了我这个生产队。
见我不在，自然第一件事便向人打听我上哪儿去了。有人说看见我上蚕豆地里去了，也有人说我临走时只穿得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想来不会走远。工作组今天本来是在开会，岂能扔下会议后而白跑一趟？于是，便派人去找哪里有我的影子。
老李似乎觉得情形不妙，各种最坏可能的设想也由然而生。他找来了民兵排长：“小宋突然不见了，你今天负责帮我把小宋找到，不然你赔我一个！”
他可真急了。民兵排长像是接了一道违者必杀的圣旨，立刻下令停下所有的活计，分头找人去：“找不到小宋谁也不许吃午饭！”他也急了！官职不大，但弄得不好一旦真的怪罪下来，也够他受的！于是，石滚停止了转动，秧苗静静地躺在了地里。
人们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全去找我了，四下走开了。大白天里，人们恨不得挖地三尺，似乎只要找到了我，就等于找到一件稀世珍宝一样，好拿回去邀功领赏。自然的是最使人忧心的莫过于老李了。他以极快的时间把所有的大队干部召集起来，商量找人的办法及找到人后相继采取的措施。
于是我的住房成了找我的临时指挥所。但是他们又能有什么良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吸着纸烟，一边是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我贴在墙上的魏体大楷：“纯真的金子，光泽永远不变。坚持真理的人，信念至死不移！”正像民兵排长所说的，这间屋子里的人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吃饭，到底为什么？这个答案只能找他们自己去解答了。
睡梦中，我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当我站起身来，懒洋洋地朝住房走去（大概有二里之遥）的时候，眼尖的人在远处发现了我的身影：“是小宋，他还活着！”于是，跑过来许多人，七手八脚的把我扛回了家，当时太阳快要落山了。
时值1976年，文化大革命快要接受尾声，但是两条路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此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下午，那个指使老乔恶语中伤的女人被挂着一块肥皂箱做的牌子，站到了社员大会的场地中间，牌子上写的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分了某某某！”正好也是地主份子的老婆，在那个碰碰就要“上纲上线”的年月里，挂上这块牌子似乎也不枉了她。自然在那次社员大会上，我又碰到了那双熟悉的，美丽动人的眼睛。自然有关小英子的传说，人们的脑子里也非常清楚，那只是个人们在田间劳作以及茶余饭后的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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