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以上冗长的回忆，第二天清晨，我们准备去叶井村看望多年未见的老乡们，大城市里淘汰下来的三轮摩出租车，像是小甲虫似的爬满了汽车站的广场，无论你想到哪，只要不出安徽省，可以说是随叫随起步。为此我们并不急于赶路，先填饱肚皮要紧。
车站广场的另一边，有许多活动的小吃摊以各自不同的食品在招徕顾客。我们在一个煮粉条（用淀粉和成浆糊状，放在铁锅上炕熟，再切成条子煮汤喝）的小摊上坐了下来，要了每人一碗汤和一只约二两重的馒头吃了起来。
摊主的开价是连鸡腿一只带汤是一元五角，天晓得她的儿子又来收了二茬钱，两人早餐一共硬生生多花了十五元。这是地头蛇欺负外地客所施一贯技俩，税务与工商所也无奈对此，莫名其妙被摊主斩了一刀，有了这次的经验，我叫小吴在掏腰包时不要说话，更不能说上海话，一切由我来应付，后来我们就真的没吃亏，我的淮北话跟当地老乡没什么两样。
钻进了一辆等得急不可耐地哇哇车。车子启动后，车主得意洋洋地撕了两张车票给我们。我一看面值是六元一张，不禁怒火中烧，刚才没出完的气全冲他去了。
“你想凭啥？你以为我俩是外地人吗？敲竹杠也得看看人头，这座县城哪条道儿我不知道？！想蒙俺俩，扯你的鸟蛋！”纯粹的颍上话。
车主好象没了主张，抓了抓尴尬地说道：“你俩不是出差的吗？你俩不是上海人？”
“咋啦，是上海人又咋样？是上海人就该蒙了？就该诈了？小屁防！你还早呢，想在这条道上混，跟你老头好好地再学上三年！”
小胡子坐着没说话，颍上话可不是一天半日就能学得滚瓜烂熟的。车主服了，老老实实地按实际的票价——两元一位调换了车票。但他最终还是不相信我俩是颍上人，直到我们下车，他还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车到夏桥，拐向了通往三友、刘集，杨湖的公路。也算是用沥青铺成的，但路面极不平整，有些地段竟是一个个炮弹坑大小的窟窿。哇哇车像是个顽固的不倒翁，晃东又晃西的，晃了一个多小时才晃到了三友集，这是个很落后的小村庄。
公路在82年通车（有了每日两班的公共汽车）后，这个村子里的三位朋友闲不住了。首先由一个朝鲜战场上炸断了腿的老头开了家烟糖店，然后是原告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土改老干部率领他的老婆与儿子儿媳们开了一家小酒店；其次是“老山”前线被地雷削去一只右手的退役军人用一笔抚恤金和转业基金开了家规模不大，但品种很多的百货五金店。
现在这个集是初具规模，建设和发展还是以后的事情，其真正的原因是刚刚竖好电线杆子，电线还没接通。这个集距叶井集只有三里路，在这平原地区，不出村口就能看到叶井村粗一点的树枝。这个地区的基本面貌，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还是泥巴垒成的土屋，只有少数人家盖起了青砖瓦房，方圆几十里路，居然看不到一幢二层以上的楼房，大概这个地方是沙土地，不适合盖楼房。这三友集算是有了几根电线杆，连电话线也没有。
我猜想，那位能把县城改变得天翻地覆的县长大人肯定是个本位主义者，他不需要涉足这里的穷乡僻壤，只要他脚上的皮鞋不沾泥就行了。虽说脚下的路从前走了十年，虽说小胡子也是黑龙江插队知青，可坑坑洼洼的路实在不好走，不到两华里的路程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
原本是准备在老李师傅家落脚的，但他去了三友集，在路上我们居然看见了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把他变成了晶亮的光头，令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就是老李师傅。
因此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在我的好友，同水大哥的三弟——同行处放下了简单的行李。同行以前在界首当过兵，回乡后曾与在本大队插队的一位亭林女知青谈过一阵子恋爱，终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面对现实——告吹！现今膝下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小孩，老婆是外乡人，长得还可以，精明能干且又落落大方，一见面就给人留下一种友善好客的印象。
夫妻两人一见两位上海朋友来访，忙不迭放下收割秋稻的镰刀，跑回家来烧水泡茶，忙得不亦乐乎！
主人还是那副对于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模样，只是皮肤晒得更黑，脸上的皱纹也添了不少。
他比我小两岁，但观其外表至少比我年长四岁。握手问好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当初在我认为是高档次的“大团结”香烟招待我们。
他告诉我们在两年前曾跑了趟江西，通过在省城南昌的亲戚关系搞到了一批配套齐全的手扶拖拉机，运来后不出本乡就卖掉了。后因天天下雨没事干，赚来的一万多元钱打牌输掉了一半多。老婆知道后喝了农药差一点没死掉。剩下的一些钱与人合伙办了个小型砖瓦厂，买了个厂长的位子，结果烧出来的砖全部给人赊了去，落了个两手空。
如今，这土屋的墙根都快烂完了，因无钱买料只好干着急。我打量了一屋顶，发现梁上横架着许多电线，奇怪地问道：“同行，这里根本没来电，你拉上电线又有何用？”
“这是前几年我用手扶机发的电，电视机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因柴油坐贵，只好连机子都卖了。本想拆除，但去年春上上头说要把电线杆子拉到俺大队来，又每户出兑了一百八十元钱，原指望可以点上电灯了，谁知一场大水延误了工期，到年底，这些交上去的款子给大队干部们这边扣那边扣地快扣没影了。今年春上还叫我们交钱，老百姓的钱不是偷来和抢来的，上当只能上一回，傻瓜才给他们再掏钱！”同行来了气，骂娘了快。
“这里的庄稼长得还可以吗？大面积的水稻，产量不下千斤，照道理来讲，你们的生活该很富了，为啥还是这么多的土草房呢？”小胡子也来了兴趣，像记者采访似的问道。
同行习惯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嗨！讲熊嘛，光看地里庄稼好又有啥用？那些个干部们光知道捞钱，干实事为百姓谋利的很少，但不是没有。再有吃闲饭的也很多，这些人的工分、开会的吃喝费用，请客费用哪里来，还不是老百姓头上剥，还有这种税那种税，还不是从这些稻谷上摊派，再说了还得背上农药、化肥、水费、机耕费等七零八碎的东西，千把斤一亩的稻子落到自家的粮圈里也就没有多少斤了。如果碰上荒年，那就连还债都不够，哪能剩得多少钱盖房？温饱问题还有待好好地解决呢？”同行不无感慨地说道。
“那么，你们的大队干部他们家里的生活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小胡子又追问了一句。
同行的回答像是讲故事，“他们，他们你就用不着操这个心喽！现在的可不像小宋那时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农业学大寨早就吃不开了，老百姓巴结他们还嫌来不及呢？什么大干苦干？只有入自己的口袋里装都是根本；谁有钱，大包小包的尽管送吧，什么送贿受贿，有多少？老**不敢要你的？去年冬天大队搞冬季征兵，马庄一个老头一下包了一千五百块三大包，村长，兵役负责人，还有民兵营长每人一大包。可巧的是，今年春上那小子从部队上因心脏病发作给淘汰下来了，可把老头气坏了，一下子骂了个底朝天，连他自己送钱的事情也毫无保留地给兜了出来，一直闹到乡政府，后来便不知其下文了。”
“是啊，应该去告，告告这些吸血鬼！”
“哎啊，小胡子，你说得倒容易，谁去告？你去告吗？那老头去告了，有啥用？啥毛不值！得找到证据才行啊！再说俺们是小老百姓，他们是地头蛇，土霸王，就是你找到了证据又咋样？弄不好给你顶‘诬告’罪的帽子戴戴；给你只小鞋穿穿，到头来，要数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土老百姓？”这位退伍军人越说越激动，抱怨粗俗的话说得唾沫飞溅。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金牡丹”，分给小胡子和同行每人一支，点燃后猛吸了几口，内心大有忿忿不平之感：想不到这里的形势依然是那么落后，这里的人们依然是那么贫穷和愚昧。
愚昧滋长了这些土老爷们侵吞、盘剥人们的狼子野心，致使他们在老百姓头上无所不为，横行霸道，不可一世。这些人肆无忌惮地把不是自己的东西用各种方法占为己有；把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挣来地血汗钱用欺世盗名的手段占为己有。然而受着愚昧和困苦的百姓们却敢怒而不敢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人们发家致富，提倡致富光荣，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党哪里知道是先富了这批土老爷们；国家正雄心勃勃地朝着“四个现代化”迈进的高标准武装自己（电气化、自动化、高档化，国际化）的家庭。名目繁多的税务老百姓理当尽然要付，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却还要负担各种莫名其妙的各种摊派，而且得无条件地付出。上交的资金便有这些土皇帝们随心所欲地扣除，瓜分和私吞，似乎还觉得心安理得并受之无愧。
他们可以把上面的指示和精神置之不顾，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上面一来人视察或调查，便摆上几瓶好酒，几桌好菜，吹东扯西地鱼目混珠，海阔天高地拍马屁，临走塞上一个红纸包，叫你“高兴而来，满意而返”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自然他们绝未想到尚未温饱的乡民们，也绝不会去好好地考虑考虑如何解决消灭老百姓家里的煤油灯。
没有电怕啥？他们有柴油机，蓄电池！他们梦寐以求的唯有如何升官发财。如果说到他们有没有天良发现，我想有！遇上召开社员大会，他们也会在直流扩音器面前，把忍辱负重的老百姓赞美表扬几句，赞美他们在没有水和电的情况下，怎样用古老而原始的方法奋斗，大干加苦干地与大自然抗争，夺得亩产千斤稻谷；他们也会煞有介事并楚楚动人地完美**的政策，讲一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
啊！我的第二故乡啊！为什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依附人们的吸血鬼非但没有驱除，却是那样倍出，那样膘肥体壮？改革开放多年了，为什么这里依然是死水一潭，死气沉沉？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锅屋里的浓烟不朝烟囱里面去，挤进了我们谈话的屋子，呛得我们涕泪直流。小胡子第一个宣告投降，跑到家后坐在小板凳上一边乘凉，一边看那本《江风夜雨十年灯》，去研究书中的巫幻神功了。自然我也不愿意冒着烟去无休止的和同水进行空口阔论，习惯地跑出了屋外。同水也极其顺从地接受了他老婆的命令——抓鸡。我无所事事，便在附近信步闲逛起来。
林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是名存实亡，纯属一副空架子：房子用不着分，泥土垒成的自然倒掉了；普通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抽水机、汽油喷雾机、碾米机、粉碎机等所有的农业机械，有用的按质论价分掉了，不管用的当废铁拆了卖钱。
这所从前上海、淮南、颍上等地的许多青年人的集中地，如今居然找寻不到一块农机部件、一只生了锈的螺丝帽。耕牛没了，就是不杀掉也活不到现在了；成片成片的法国梧桐没了，成块成块的大官杨、白榆、杜仲、板栗、还有那梨树苹果树、桃树，还有那数以万计的水杉苗，是我新手培养的啊！唉，全没了！替而代之地是大片大片的稻田，部分成熟了的稻子已被放倒晒着，有的依然站在湿漉漉的稻田里，有好几块已是光秃秃的稻根。大概在这些贫下中农的眼里，树乃是导致他们贫穷与落后的祸根。因此不管是什么树，只要是树在大山里长着就得连根铲除。好象只有这样，地里才能长出黄金似的，不然的话，就将会毒果遍地，乌烟瘴气不可了。
唯一可供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是一条水沟边上的三棵树，三棵由我们上海人种下的水杉树。这三棵水杉树原来可不是在水塘边上的，因同行要养鱼，把从前我们上海人开挖出来的水塘给扩大了，所以它们便在不知不觉中鬼使神般地被请到了水沟边上。沟——这是淮北人的一种独特而比较奇怪的称呼，凡不通内河的死水浜都叫沟，再大的沟都无法行船，跟各种引水渠灌又大不相同，由于是不动之水，老百姓是极少去会饮用的，尽管有时清澈见底，但也只能用来养鱼或清洗衣物及尿布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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