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仁书记对“五•七”大军的确照顾得很周到。首先住得都不错。一律是原先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家没收来的正规土屋。老邹带老婆、孩子，住在水塘边的一幢高大屋子里，和廖西，顾莲莲做邻居，小张住到了坎下吴村，那里离他家近，骑车20分钟就到了。小江则搬去明山庙住，据说是大队妇女主任李顺秀盛情相邀。
熊秉刚和老徐住在四队的队屋里。这是一幢青砖大瓦房。椽子间铺了杉木板，下再大的雪，雪花也不会飘到被子上。宽敞的厅堂，逼仄的后进间，队里时不时放些化肥、农药之类的公物。熊秉刚和老徐分别占了屋子的东西厢房。这是三先生留给他长房长孙的房产。屋子的真正主人，三先生的孙儿黄忠厚家却住在大瓦房西边低矮的厦屋内。大瓦房门前麻石垫地，一棵枝繁叶茂的柚子树将绿荫公平地撒在厦屋和正房之间。三先生偕小妾逃走时，只带了些金条、银元、珍珠玉器等细软，把偌大的家产和一家老小全留下了，可见当时他的仓促和狠心。忠厚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和老婆、孩子、母亲静悄悄地生活。这一家人从不发出声响，没有鸡鸣狗叫，连孩子也不太哭闹，四周静悄悄的。忠厚娘常佝偻着腰，围满了皱折的眼睛，无神而混浊，从不和人正视；双手骨节粗大，似乎从未停止过操劳。永远在忙着什么：喂鸡、择菜、抱孙儿、捡柴禾、煮猪潲、晒谷子……忠厚个子高、人瘦，熊秉刚亲眼见他从邻居家把二百来斤的石磨轻飘飘地扛上肩，大步流星地走到自家屋前，急匆匆放下，然后操起一把锹，飞一般赶去上工。好像没听见他说过话。忠厚老婆倒是鲜嫩得如同清晨的菜叶，看去比丈夫要小一轮。这小女子总是用惊奇的眼光窥视熊秉刚，像扫瞄器一样，过滤熊秉刚的手表、自行车、钢笔、鼻梁上架的眼镜，不理解为什么熊老师床上一床新被窝，还有一床毛绒绒的毯子，下面不垫禾草，铺了一床新棉絮！为什么？她想不通！认为这简直是奢侈！甚至于煮面条放一大匙猪油，用笔在一张表上写几个字，邹老师就会把一大叠钞票（发工资）一五一十点给他，也会让这小女子惊叹不已。这些钱，他们一年做到头也从来没有见过，而熊老师却每个月都可以领一次！她明显地表示：熊老师，你的日子太好过了啊！熊秉刚搬来那天，到他家讨过一次水喝。一家老小正吃中饭，光溜溜的方桌上，只放着一大钵腌菜，连那个抱在忠厚手里的两岁男孩，也大口吞吃忠厚送进他嘴里的掺了芥菜叶子的饭团。紧靠竹蔑泥巴墙架了一张窄窄的竹板，补得已经看不出原样的床单下露出黄黄的稻草。灰褐的土布棉被，是唯一的奢侈品。床头摆一块土砖，熊秉刚现在知道，是当枕头用的。里间大概是小夫妻的卧室，最显眼的就是有一床大红棉被和一对绣花枕头，床单不太旧，下面铺着比较整齐的稻草垫。除了简单的农具，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四队队长大牛说，忠厚家还算好过的，一个半劳力，天天不误工，到年底不会超支。熊老师，你不晓得，还有更衰的，菜粥都喝不上。这腔调完全和小张一样。
土砖当枕头，也是黄村一景。如果不是下放。熊秉刚根本就不会相信，在离省城50里的赣江边上，会有这么穷的地方。
其实熊秉刚家也曾经穷到极点。
解放初期，他父亲是中学的语文教员。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是很滋润的。住在东湖区经堂巷一个独门独户的美丽院落里。推开篱笆门，是母亲精心打理的两畦绿油油的菜地；朝南，一大簇紫叶红花的美人蕉开得正艳，一棵正当年的柿子树枝繁叶茂，树上像红灯笼一样，挂满了令人馋涎欲滴的柿子。树根下、草丛里，蛐蛐、蝈蝈，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昆虫在鸣叫。北边从东往西，盖着一幢比一幢大的三间瓦房，最小的是厕所，中间的是厨房，最大的那幢修了高高的台阶，墙壁粉得雪白，木栏杆漆成栗壳色，地板擦洗得能照见人影。登上台阶，穿过走廊，便是亮堂堂的客厅，四周有好几个门，每扇门都通到一间房。房间大小有五间。他家离八一公园，百花洲，省图书馆，南昌二中，东湖，北湖，状元桥，杏花楼等等南昌人引为自豪的景观不远。二中后面，就住着革命先烈方志敏的夫人缪敏，少先队员熊秉刚曾随小伙伴们前去探望；父亲说，省图书馆旁，就是南昌行营，是当年蒋介石坐镇的地方；而杏花楼又称水观音亭，八一起义时，叶挺在那里设过机枪阵地，横扫从湖滨路冲锋的敌军；八一公园，名堂就更多了。过去称湖滨公园，后来改名介石公园，解放后，才叫八一公园。他家紧隔壁，是解放军的一个马厩。那些养马的战士，是真刀真枪打过仗，渡过江的英雄。幼小的熊秉刚，经常溜到马厩缠着解放军叔叔讲故事；并且还在那里亲眼见过当时全军有名的花木兰式的战斗英雄郭俊卿。得过英雄一张半寸的男装照片。（可惜，照片被他的初中同学徐温舒抢去了，不然，他会保存到今天的）这是当年的时尚。他的童年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幸福，恬静，兴奋的氛围里，各种新鲜事物扑面而来，那特有的人文典故渊源，从各方面哺育他，影响着他。他像海绵一样吸收这一切，好奇地探寻这崭新的世界。
但是，在他小学升初中那一年，熊家的命运改变了。他父亲在“肃反”中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捕。他们家是安义人，与国民党大官熊式辉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他父亲原在县中教书，日本鬼子打来了，书生气十足地投笔从戎，投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一名军需官，抗战胜利，说什么也不干了，复员回家。在省城中学谋了个位置，仍然当他的教书匠。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大官几乎都跑了，他父亲抗战时与新四军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是。留给他的印象不错。于是，决定留下来，迎接新政权。在中学里兢兢业业干了3年。经过了“镇反”，“反动党团登记”，都一一顺利过关。这次是肃清反革命运动，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军需官，属于历史反革命，所有材料在档案里都一清二楚，逃也逃不掉，只有束手就擒。同时，有人举报，说他家的房子是国民党大官的家产，属官僚资本，理应充公。这样一来，熊家断了生活来源，日子一落千丈，连住处也没有了。尽管政府允许他们留两间房居住，但要像其他住户一样交房租。这一年，熊秉刚考进南昌一中。住在城里，连水都要拿钱买。没有经济收入的母亲，无法可想，决定独自回安义老家，留下熊秉刚在一中寄宿读书。从未干过农活的母亲种菜、养猪，和男劳力一样下大田割禾、插秧。尽力供儿子在中学开销。但熊秉刚还是做什么都缺钱：交学杂费、买书、练习本、铅笔、钢笔、墨水、交伙食费、添置衣服鞋袜……母子二人想尽了办法：申请免费，申请助学金，向同学借课本，抄书，把父亲的旧衣物旧鞋袜找来，在学校就只吃一个中餐等等。总算赖赖巴巴读到初中毕业。那一年，省城赫赫有名的南昌一中，招了21个班的初中一年级，1000多人，创下了这个学校空前绝后的招生纪录。熊秉刚在这所学校也同样赫赫有名：穷得有名。每天下午，只要第二节课的下课铃一响，就会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早早地来到操场，他就是熊秉刚。他先做准备活动，然后绕着操场跑步。几圈下来，全身暖和了，便立刻返回教室写作业。熊秉刚贪玩，但也顶多是接住篮板上弹回来的球，反手投一个漂亮的空心球（球不挨篮板、篮圈，直接进了）。赢得同学们的一片喝采，就算了。他身材瘦长，弹力好，投球准，同学们常常找他一起玩。但他总是没空。他的课本没买全。语文书是上一课，抄一课，作业本全是用些不晓得什么样的纸装订的，用的钢笔，也是东拼西凑，鬼也弄不清它的牌子。总之，全年级（也许是全校）比他更穷的，恐怕难找出第二个了。这样的穷光蛋，却不时有惊人之举。10月1日国庆节，学校搞了个墙报特刊比赛。结果熊秉刚所在的4班得了冠军。最出风头的是刊头：那是一个立体的城楼，几乎可以乱真。最叫人惊叹的是城楼中央的像，画得和北京挂的那张一模一样。和像，都是熊秉刚的杰作。教美术的王老师见了，喜欢得不晓得说什么好。第二年的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来说，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也不例外，其规模可与23年后的与世长辞相比。为了开全校性的追悼会，南昌一中又有创举：画了一张巨幅斯大林炭笔画像。8张1K的素描纸，用图钉嵌牢在上体育课用的障碍墙上，王老师彼着纷乱的长发，手里捏着漆黑的炭笔、雪白的馒头，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眯着眼睛比划，用炭笔画，用馒头擦。画像实在太大了，王老师忙不过来，他从学生中选了唯一的一个助手，就是熊秉刚。
初中毕业，熊秉刚成绩不错。报考了武汉地质勘探学校，他打听清楚了，那里吃饭不要钱。而且可以圆一个投身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美梦。中考结束，他做梦都在唱《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并且天天练长跑，在太阳底下晒得黝黑。随时准备奔向祖国的锦绣山川。结果，不出所料，他的分数远远超出录取线；出乎意外的是，却没有被录取。用不着任何人解释，他也清楚，不录取他，是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班主任老师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南师的名额，你去吧！那里吃饭也不要钱。”这事情实在太滑稽。他并没有报考南师啊！他不想当老师！但是，为了母亲，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听了老师的劝告，进了南师。
说句凭良心的话，熊秉刚和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对党和除了深深的敬意外，还怀着朴素的感恩心理。他在一中读书，年年都评上了甲等助学金。这相当于现在的助学扶贫款。他心里很清楚，不是这个助学金，他是完成不了学业的。他也很感谢南师。他赖以生存的一点看家本领，都是在南师学来的。历经几十年的时间积淀，他仍然觉得，当年南师的校长、老师、教育方法、师德、学风，即使用今天2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先进的。潘硕音校长的风范，就是我们在舞台、银幕上常见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事果断利落，非常尊重老师、学生的意见；非常重视学校文艺、体育、科研活动的开展。南师的教员，是谆谆长者，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学生眼中的老师，是严父、慈母、兄长、大姐、朋友。设置的课程，有高中的文化课，教育学，心理学，各种教学法，体、音、美占了相当的比重；还有一门很奇特的手工劳动，学生可以动手设计、制作自己喜爱的手工艺品。音乐课，乐理知识讲得很专业，每个班有一个专门的琴房，那是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台钢琴或风琴，每个学生必须轮流去弹琴，当然也可以成双成对地利用那里“谈情”，钢琴课和风琴课是要考试的。而另一种“谈情”，学校还大有去处，教学大楼后面的桃林，经常能见到青春男女成双成对。“谈恋爱”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老师在学生面前往往用一种很神圣的语气，把马克思与燕妮，孙中山与宋庆龄，居里夫人与比埃尔•居里的故事向他们娓娓道来，梁祝姻缘，宝黛悲剧，牛郎织女，白蛇传，是中国式罗密欧与朱丽叶神圣爱情的化身。语文老师讲解《诗经》的首篇“关睢”更是出神入化，把学生引到那圣洁的纯情境地。对男女学生之间的交往，他们只是友好地，亲切地，谨慎地，淡谈地一笑，不说一句反对，也不说一句赞成。他们很清楚，三年毕业，这些学生也要为人师表，走向生活了。应该相信学生会有自己的正确选择。这种宽松的、鼓励学生发挥个人特长的教育氛围，的确培养了不少当时社会上急需的人材。当年的南昌，并没有专业的文艺学校，青少年体育学校，而南师的学生，往往在这方面独占鳌头。南师每年要举办学生文艺会演。各个年级，演出自己编写的话剧，朗诵自己创作的诗，唱自己谱曲的歌，跳自己编排的舞蹈……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当年南师学生表演的《荷花舞》，轰动省城；大型团体操，油画作品，在省、市出类拔萃。搞什么演讲比赛，诗歌朗诵，更是行家里手；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南师稳拿团体总分第一，万米长跑、男子铁饼、女子百米、跳高，名列前茅的都是南师的学生。马希贤老师的动物无性杂交，其实就是换蛋白，操作上是很麻烦的。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马老师认为，动物无性杂交，这在学术上是一个理论突破，潘校长就态度鲜明地支持。后来果真出了成果，得了奖。这种科研，在中等专业学校，是很罕见的。南师毕业的学生，除了文化知识外，能写会画，能说会道，弹琴唱歌，体育锻炼，样样入门，绝大部分成为省、市各中、小学的教学骨干，一部分进入市里的党政机关，担任相当重要的领导职务，南昌市、区两级，历届的副市长、副区长，基本上是南师毕业生。至于宣传部长、文化馆长，文艺、体育界的中坚力量，更是不计其数。
当然，南师也做了令学生们伤心的事，那就是“反右”。熊秉刚进的是普通师范科，1958年毕业，1957年下半年，他们是三年级期，从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转入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那一届是两个班，100名学生，按照当局5％的比例，应该有5个右派分子。熊秉刚班上打了两个右派，那个欧阳永，还不满18岁。也就是说按现在的法律，属于未成年人！熊秉刚也险遭不测。大鸣大放时，他提了一条意见：日本战犯都特赦了，我父亲是打日本的，怎么还关在牢里？他要求为父亲甄别、平反。因为父亲当军需官的那支国民革命军，是和日本鬼子打得最惨烈的部队，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战胜利，父亲就回家了，并没有和解放军打仗，算不上历史反革命！这还了得！这不是为反革命父亲翻案吗！？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吗！？在重点批判的时候，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要不是他检查态度深刻，恐怕也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因为反右，他们班上许多同窗三年的好友，毕业后形同陌路人。直到几十年后，人老了，背驼了，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才逐步走到一起，叙叙旧。但有的人还是心存芥蒂。
逃过这一劫，总算毕了业，分配了工作——到郊区小学当老师，熊秉刚恨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和反动父亲没有划清界限，思想意识，灵魂深处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强迫自己做好这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并渐渐产生了兴趣，做出了成绩。他做过美梦，想入团、入党，但在实际行动中，就是不敢。怕自己不够条件。这次文化大革命，等于在他背上击一猛掌！啊！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还得加紧改造啊！
他觉得母亲很可怜。供养母亲，是自己的义务，也能为国家减少一些负担。他按月往老家寄一半的工资。按母亲的年纪，已经做不动什么农活了。几年过去，他的工资从月，慢慢调到47元/月。但是，每寄一次钱，母亲都来信说寄多了。后来听说他找了女朋友，就再也不让他寄钱了。所以，基本上，他的工资是他一个人花。他的情形，在小学老师里，就算是富翁了。有的中年老师，这４0几元钱，要养一大家子七、八口人。
现在到了闸口黄村，没想到，这里的社员，真正是家徒四壁，有时，连混饱肚子都难。你看，吃一餐瘟猪肉，几乎全村都惊动了。
还有更难的。那就是出门。进城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对于住在鱼头大队，想要很方便地进城（或者是外出）的人来说，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如果没有自行车，怎么办？那就只有走路。沿富大有堤一直向西，走得快的，4个小时能到。走在路上的，多半是鱼头或尤口的贫苦社员。他们去广润门外买卖猪崽，送濒临死亡的亲人到省城的大医院急救，为儿女亲事进城扯布（即买布）……总之，不是急事，不会起早摸黑地赶路。他们很少有自行车骑。熊秉刚就亲眼见过四队队长大牛的老婆迎着夕阳往西走。问她上哪儿去？她说，赶去北沥徐村女儿屋里住一夜，明天一大早再从女儿家到塘山街上排队买猪油。“熊老师，冇有法啊！屋里吃红锅子（没有油，烧红了锅，直接舀水煮菜），大牛嘴巴都起了泡啊！”大牛老婆说。她是上房出了名的能干女人，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称老嫂子。她家的生活，在村里算中上水平，她家都舍不得买自行车，别家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从城里回鱼头闸，走不动路了，只有到老福山南昌汽车站，买一张到尤口的票，在鱼头闸下车。或者是到青山路口搭乘开往江纺的公交班车，在江纺门口下车，再上富大圩堤，慢慢往东走吧。30里的堤面土路，不时有路过的汽车扬起黄尘，裹胁着你，还有熟人骑着风快的飞鸽车掠过你身边，向你调侃地笑笑。那滋味怎么样？骑车的大都是公社、大队的干部，学校的老师，或者新婚的小俩口（因为买一辆自行车是女方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现在，大队忽啦啦来了七、八个下放“五、七”大军，全是有自行车的。每个月的16号，这些“五•七”大军个个怀惴工资，车把上带着老母鸡、鲜蛋、活鱼回城给家里送钱，那一溜自行车从鱼头闸的高坡上飞驰而下，场面颇为壮观。社员们或在窑上烧火，或挑粪下田，或在荒坡铲草皮，看到这情景，都会不约而同地投过感情复杂的一瞥。从这里，能很明显地看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拿工资和挣工分的差别。据说，把这么多城里人下放到乡下来，就是为了消灭这三大差别。这是理论问题，谁搞得清。
熊秉刚下放到鱼头大队以后，却有另一番常见的生活场景。
“熊老师，你的脚踏车（当地人习惯把自行车叫成脚踏车）放在堂屋里了，钥匙在鸡公头手里。他下午到公社开民兵连长会。”熊秉刚还在屋里扒饭，听见声音，赶忙出来，已经不见了人影。只有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歪在板壁边。这辆车28型，加重，最适合农村使用，是熊秉刚结婚前特地找朋友“开后门”，搞了一张票，在省五交化公司门市部买的。现在不到半年，已经面目全非，成了一辆旧车。熊秉刚自己倒骑得少，主要是贫下中农借用得多。有的时候，车子钥匙交出去，几天都不见回来。贫下中农知道这是熊老师的车，会自动传来传去，排队使用，你用完了给我，我用完了给他。反正，几百户，上千人，总有急事要办。总要用到熊老师的脚踏车。有时候熊秉刚自己要用了，还得一个一个寻访过去，才能找到。甚至于车的下落找到了，车子却不在。要等骑车人回来，才能物归原主。
熊秉刚很无奈。但一看当地的情形，心情便释然了。
不过，熊秉刚也有自己小小的计谋：车胎没有气，链条断了，就没人会来借车，他干脆不修。这一招果然很灵。熊老师的车子坏了，这消很息很快全村会骑车的人都晓得了，真的没人再上门。熊秉刚安静了半个月。15号发工资，因为要送工资回家，照例“五•七”大军都得放假。这一天，熊秉刚早早起身，向大牛请个假，到临近的尤口镇，买来胶水，自己动手修车。熊秉刚把车翻转身，扒开内胎，开始试水，突然觉得身边蹲下个人。他一回头，见是忠厚在对着他傻笑，粗大的手指着他身边的一只小鱼篓：“熊老师。”忠厚的声音是那种带磁性的圆润的男中音。好听到令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被他险险当成了哑巴的忠厚吗？“熊老师，买了这些黄鳝吧！是忠厚昨夜里捉咯，泼活新鲜呢。尤口街上一元钱三斤，我呢，一元钱四斤。”鲜嫩的忠厚老婆却是一副公鸭嗓子。她也在帮丈夫说好话。忠厚掀开鱼篓盖，伸手一抓，几条酒盅样粗大的黄鳝在他手里拼命扭动，想挣扎逃跑。可忠厚的手如一把铁钳，掐得紧紧的。熊秉刚一看，就晓得这是馆子店里用来炒鳝片的那种上等货。拿到城里墩子塘菜场。要买一元多一斤。忠厚这样卖，等于白给。
四斤多黄鳝，熊秉刚给了二元钱，忠厚捏着钱的手在打颤，她老婆连声说：“熊老师，多拿了五角，多拿了五角。”
他们本可以和其他社员一样，起早到尤口街上去赶集，卖掉黄鳝，买些盐、豆干、萝卜干、酱油回来，“我们屋里驼了阶级（被划了地主阶级成分），队里来了工作组，大牛打了招呼，叫我们不要随便走动。”忠厚老婆说完这几句，急急跟在丈夫身后走了，生怕有人看见。熊秉刚一阵心酸。他想：如果他在老家，恐怕也是和忠厚一样的命运。
目送忠厚夫妻的背影，他突然升起要马上见到爱妻曲小芸的。他赶快收拾好，骑上车往城里赶。和他同路的有廖西，顾莲莲，小江、老徐，汪科长等人。小张一个人早从南面走了。大家有说有笑，怀里揣着钱，自行车的后架上，车把上，绑着、挂着只有农村才买得到的鲜活农副产品。汪科长的肝病好得多了。他一样东西都没买，只带了自己的铺盖卷，这一回，他是彻底轻松了。省里公、检、法来了一批下放干部，已经通知他，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要调整，鱼头的工作组，也暂告一个段落。就是说，他不用再回鱼头闸来。可以安心到长巷大队去当他的“五•七”战士了。熊秉刚第一次发现：汪科长笑得很开怀，很由衷。这个聪明人，终于用他的智慧，把是非远远地推开，保护了自己。也力所能及地保护了芸芸众生。汪科长站在养猪场前，扫视着周围的一切：猪场的猪在嗷嗷叫唤，向老根子讨溲吃；窑上在冒烟，有的地方看得见明火，明天清早，又要出几窑好砖了；棉田露出点点未摘尽的白棉，等着妇女、儿童去摘第二遍；菜园的蔬菜绿油油，水嫩嫩的，那都是登仁叫少雄重新丈量过，分到社员和每个“五•七”战士名下的自留地；塘里不时有大鱼跳出水面，翻起浪花，红薯藤已经枯萎，还没有翻收，晚稻也开始黄熟，可以开镰收割了。这些都是大队集体的。他忽然长叹一声：“好地方啊！”熊秉刚注意到，他眼睛湿漉漉的：“汪科长，你——”“没什么，熊老师，我先走啦！以后有空到长巷来玩。”“我会去的。”“你们几个最好分散走。这样太打眼，对贫下中农是有剌激的。”
等到黄登仁提着一篮子鸡蛋跑来，汪科长已经过了鱼头闸，变成了一个快要消失的小黑点。
熊秉刚他们听了汪科长的意见，没有成群结队离开鱼头。上了富大有堤，熊秉刚就把鱼头大队的事抛在了九霄云外，满脑子都是他的老婆孩子。说起来很有意思，他到鱼头，是早晨，向东骑车，前面有个太阳向他招手，他觉得那是小芸的笑脸，他就对着太阳说话；从鱼头进城，一般是下午，向西，也是迎着太阳，他又把她当成小芸，倾诉自己的思念。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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