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中、小学已经停课。学生们四处串连（即全国各地到处走），国家提供免费的车船票，各地设立免费包吃包住的红卫兵接待站。中央文革一次又一次地来电，支持造反派、红卫兵。语录说得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老人家70多岁了，连续8次在接见红卫兵。并且亲自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又是写信，又是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更是把红卫兵顶到了天上。并且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塘山小学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停了课，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老师们除了每月按时来校领工资外，无所事事。乡下老师也学起了城里人的时髦，分成几派：老造，老保，还有一派两边都不参加，人称“逍遥派”。这类人多半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自己有历史污点，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不敢乱说乱动的人。当然，其中不乏一身清白，懒得跟着凑热闹的道行高深的长者。这种人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熊秉刚也是“逍遥”的。你就是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提“造反”二字。随着运动越来越深入，熊秉刚觉得，自己之所以犯错误，就是马列的书，著作学得不够，跟跟得不紧。再说，解放后搞了那么多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商业、手工业改造，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跃进、反右倾，大鸣大放、反右派……有哪一次的手法是相同的？没有！自己水平太低啊！自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给被整的革命群众平反后，只要你是闲事不管的逍遥派，可以尽量享清福。不管是政府机关，厂矿企业，也不论是国营、集体单位，（那时，没有私营业主）包括临时工在内，所有干部职工，即使你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即使被暂时关押，只要没最后定性，工资一律按月准时照发。你领了工资，可以自己成立组织，也可以参加别人的组织，去冲杀，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进行到底！”也可以什么也不干，过自己的小日子。只是要当心管住嘴巴，别乱说；管住手，别乱写。说错了，写错了，是要当现行反革命的！当了现反，谁也救不了你。
这一年多，熊秉刚曲小芸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熊秉刚闷在家里读书，《毛选》四卷，马列原著，他都到市图书馆找来，慢慢啃。有时外出去找一找陈馆长，向他讨教书法。陈馆长同样属于没人管的三查对象。他教熊秉刚，现在不要写别的字。把《诗词选》找来，专门书写诗词。各种体都可写，如果能写毛体草书，那就说明你的书法炉火纯青了。陈馆长由衷地赞叹着：“真是天才！他的草书，旁人是学不来的。因为的经历，精神，思想，才气，世上无人可比。”“那你还劝我学他老人家的草书？”“我也在学。我们争取学一点皮毛吧！”见陈馆长较真的态度，熊秉刚也暗下决心：我就不信，我学不到！”从此，他闭门习字，专攻诗词，模仿的草书。曲小芸所在的郊区大院，已成两大派斗争的战场。宣传部的陈伟民，是区里最先起来造反的七个人之一。成立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竟然当上了常委。据说，相当于原来的区委常委。整个院里，就是文化馆最忙。文化馆组织人唱语录歌，写语录牌，跳忠字舞，一天到晚不得闲。和曲升平一样，陈馆长也熬了过来，被打伤的肋骨已经痊愈，他的生花书法发挥了作用。他很兴奋，终于有机会为宣传思想献出绵薄之力了。也很谨慎，他很清楚，如果抄写中错了一个字，将意味着什么！教歌编舞，由曲小芸一人包了。王超当了头，忙叨叨地帮他们做些后勤协调工作，他晓得大家都不容易。
工厂也是一样，抓革命的多，促生产的少。处于停工状态。这时候，像曲升平这样的“死老虎”更没人管了。他的日子逍遥起来。只是每天扫两趟厕所，再不抓他批斗，也不捉他写捡查，更不找他抄大字报。现在反正用不着写什么大块的文章，只需要刷写大字标语：热烈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坚决保卫×××！砸烂×××的狗头！打倒×××！……全是诸如此类的表态。这些后生子，细妹子经过这两年的锻炼，全拿得下来。用不着“阶级敌人”沾手。但老头子并没有忘形。他时刻记着自己的身份。仍是眯着眼，向人家陪着笑脸。
曲家外婆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像个弥勒佛，很少生气．实在气不过，就说两个字：“变相”．这是骂人，也是自我发泄．这两个字很幽默．几乎什么意思都可以包含：反常了，倒霉了！完蛋了！甚至于——要死了！外婆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自己说：“那时候，我爹爹姆妈在京城做豆腐卖。我是庚子年出咯世。哪里晓得，也是一个变相咯年。我落地还冇哭出声，外头就乓乓乒乒打起来了……”她十六岁从湖南来江西做保姆，什么样的东家没处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没受过？可谓见多识广。现在这个世道，不就是“变相”么！小芸觉得外婆说得有理．不过，她认为，变相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走向反面．即好的变坏，坏的变好．她一直纳闷，始终想不明白：既然大家都拥护，听的话，为什么就不能发表一个最新最高指示，叫大家不要打了呢！也许是毛方席太忙，也许的指示就藏在他的雄文四卷中，而我们还没体会到其精髓？她向熊秉刚提出这问题。熊秉刚搔了半天头皮。他掐指一算：的生日是1893年12月26日，比外婆还大七岁，现在应该是七十四岁高龄了。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还在为我们操劳，实在太辛苦了！全国人民最好都把工作做得好好的，不要让操心……还没等熊秉刚想出头绪，派来了亲人解放军——6011部队．部队进城的时候，队列整齐，全副武装，连火炮、战车等重武器也轰隆隆地从南昌最大的八一大道开过来．上街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就像现在的江西军区是国民党，不是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一样，就像南昌现在是1949年的5月22日，国民党白崇禧部夏威兵团弃城西逃，陈赓司令员的二野四兵团开进了南昌市区一样，那种热闹、激动的情绪，真像是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还有更变相的事情：解放军打解放军，自己人打自己人．6011部队带来了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老造称为＂红六条＂．是明确支持造反派的．说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成立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小组，组长是6011的首长程世清，副组长就有大联筹的头头万里浪．8月24日晚，说是抚州军分区不服，发生了叛乱，中央下令6011派兵平叛．许多南昌的造反派荷枪实弹，以胜利之师的姿态，跟在解放军后面，向抚州进发．去打谁？总之，对面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是美帝，不是苏修，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和这边一样，同属一个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
党报没人看，小报满天飞．什么《江西战报》、《火线战报》，吃香得很．
省委机关报的社论是打倒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江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题目是《打倒方志纯》。方志纯是谁？革命先烈方志敏的弟弟，继邵式平、杨尚奎之后主持江西工作的省委书记！方志纯既不贪污收贿，也不生活腐化．在新疆坐过盛世才的牢，组织上早作结论．连革命回忆录里都有。说他是大叛徒，有什么根据？就因为毛泽民林基路等先烈牺牲了，他就不该活着出狱？活着有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叛徒？过去艰苦的战争年代，谁胜谁负还没有定论，为什么不抓他们是叛徒？现在坐江山了，建设社会主义了，说人家是叛徒？真是变相！方志纯本人，这位党的高级干部，熊秉刚念初中时，倒是随班上一个叫方远新的同学到他家见过，是位很和气的老伯伯．还招待这些傻愣愣的中学生吃过苹果．后来，熊秉刚上了师范，方远新不知去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隐隐约约从老同学耳朵里刮到一两句，说方远新就是毛远新，是的侄子……
最为变相的是干部下放。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同时发表了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当年的5月7日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同时也把“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他们在庆安县的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这么做的目的，说是为了落实的“五•七”指示。他们很快就搞出了大块文章的经验，向全国推广，真是不简单！所谓“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写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封信，实事求是地讲，不过是老人家由军队农副业生产引发的一段议论。但是，当时把的话，尊为最高指示。当局从《选集》里，或者是《语录》里找出他老人家在任何时候，针对任何事情说的话，对照现实里的具体事件一套，然后就说遵照的教导，该怎么办等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惯常做法，没有人敢违背。谁违背了，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如果在《毛选》和《语录》里找不到现成的，可以适用的最高指示，怎么办？那就动用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评论，传达的最新最高指示，通常是要各单位在晚8点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红色电波传喜讯。神州大地齐欢腾……这是当年报纸上常见的语句。听完了广播，各单位：大中小学、机关团体、厂矿企业、人民公社，甚至农村公社的生产大队，城市里的居民委员会都会组织革命群众“自发”地上街游行，到省、市革委会报喜。报什么喜？就是报这个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特大喜讯”！人们敲锣打鼓，举着喜报、红旗、横幅、标语牌，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省、革委会的大门也张灯结彩，无非是多搞些红旗、红布、红纸，把电灯拉出来，换上100支光的大灯泡，弄得红彤彤、亮堂堂的，主要负责人率领一些工作人员站在门口，满脸喜庆地迎候报喜的群众队伍，和领队的人亲切握手，接过墨迹未干的红喜报，慎重其事地放在早已准备好的条桌上。这时，革命群众会点燃随身带来的几十响的大鞭炮，锣鼓会敲得更响，口号声喊得更大，所有人的耳朵里都被震得嗡嗡叫，没有人听得见离你最近的人对你说了一句什么。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很亢奋的神色，流着油一样的汗，闪着醉酒一般的光。似乎这个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所有的好事都会从天上掉下来。有的单位，小得可怜，但因为报喜到得早，譬如说，第一个赶到省、市革委报喜，那么，完全有可能在第二天的《江西日报》或《新南昌报》上头版头条的新闻：某某单位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分秒必争，第一个赶到省、市革委报喜云云。有一个设在墩子塘小弄堂里，专门生产红纸的文化用品厂，几乎和市革委是隔壁邻居，离一经路的省革委也不远，有了这个别人无可比拟的条件，再加上这个厂的头头都是些1958年大跃进时，毅然跳出家务圈，从街道里弄小厂做起的家庭妇女，特别听的话，跟走，她们看不到，也看不懂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文件，当时又没有电视、电脑、互联网，她们领会中央精神的办法，就是听广播，念报纸。所以，每当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往往第一个赶到省、市革委的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但是，这喜报在晚8点以前是万万不能送的。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如果提前了，那就是泄密。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个帽子没有人担当得起。日子长了，问题来了，有时晚8点一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报出台名，这边立刻响起报喜的锣鼓，忙忙叨叨赶到省、市革委，递上去的是一张红纸，上面什么也没写。到底又作出了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没有人说得出，根本没听清电台说了些什么，不知道！那些革委会的头头脑脑，真不愧是当官的材料！他们照样笑眯眯地接过红纸，热情地和革命群众握手，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和群众一起呼口号。至于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待革命群众，连广播都听不到。实际上，要等到第二天，报纸上把的最新最高指示印出来，大家才可能认真学习领会。不过，这时候昨晚闹腾到半夜的人，又绝大部分躺在床上打鼾。他们实在是太疲倦了。
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时候，熊秉刚正在塘山小课。原来的语文课本不能用，就教《语录》，那种当年人手一册，现在只在少数旧书摊上才能有幸见到的小红书。当年人们对它有一个爱称：“红宝书”。学校已经进驻了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这可不是熊秉刚他们搞的那种唱歌跳舞的宣传队。而是掌握学校生杀大权的太上皇。连学校革委会主任都得听他们的。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这都是根据的最新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革命左派”，“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出现的新气象。进驻塘山小学的贫宣队，基本上是熊秉刚教过的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那个当年被廖西带到省体育馆参加过羽毛球赛的学生王方苟，就在其中。他处处照顾这些曾经教过他的老师。可是，的指示一下来，他也无法可想。一查档案，这些老师大部分出身不好。按照公社党委定的条件，都得下放。形式简单得很，先组织大家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通讯报道，然后讨论表态，写申请书。第二天出光荣榜，公布名单，开欢送会，戴光荣花。敲锣打鼓，鞭炮一放，人就送走了。熊秉刚实在是教语录教腻味了，当老师也当怕了。就咬着牙写了要求下放的申请书（再说，不写申请也不行）。为这事，王方苟找他彻夜长谈，劝他留下：“熊老师，你不能走啊！你看，学校里没剩下几个能教学的老师了。”“方苟，我晓得你的好意。但我心里清楚，这事不是你我能作主的。”果然，公社把他放到最偏远的鱼头大队。还有更绝的一着是，不少关在“牛棚”里的“三查”对象，因为问题还没搞清楚，没有解放，还不能享受“下放劳动”的殊荣。塘山各小学，都有这样的老师。也就是说，能够下放，算是把你摆在革命群众内部的一种政治待遇。也就是说，把你赶离了原来的专业岗位，去做文盲也可以干的简单劳动，你还要感谢他！
“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最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做最损人的事。这个下放也是一样。不过，也有例外。正如现在赞叹温州人，给他一个针尖大的小孔，就能牵进一头牛。真正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其狡黠恐怕温州人未必比得上。像这次干部下放，尽管表面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光荣花，骨子里人人避之不及的事，就有人利用其中门道，巧妙钻营，玩起了货真价实的曲线进城。从中捞到真正的好处。所有这些，熊秉刚一类的乡下老师是比不上的。
乡下人进城定居，县里调到省里。小城市往大城市搬，那是做梦！有的人努力一辈子，好梦也成不了真。户口、单位、工作等等，把你卡得死死的，动弹不得。就拿省城来说，近在咫尺的南昌、新建两县的干部要想调进来，说难，就难于上青天。说容易，那是不费吹灰之力。
南昌、新建两县原属宜春地区管辖，后来划归省城直属。那一年，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消省城郊区，原郊区所属乡镇、公社，分别由南、新两县接管。哪里是郊区？省城四周全是。最近的郊区就到了城边上了，甚至就是城里。省委、省军区分别在一经路、二经路上，市委在阳明路，南昌警备区至今还设在八一大道。这都在南昌的老城区——东湖区范围内。可是就隔一条马路，紧挨着三经路、下沙窝，就是郊区塘山公社的长巷大队。那边，老省长邵式平建起的省政府大院，今天还是江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就处在塘山公社和湖坊公社的包围中。你说，离城近不近？是不是城里？那么，离省城远的呢？从郊区来说，就是和南、新两县交界的地面。也就是几十里路吧！现在交通发达，公交车到处都有，私家车也不少，可倒过去几十年，那几十里乡下的路，并不是容易走的！
省城郊区的几个公社，尽管离省城近，原先省城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一个户口本把马路两边隔成了两个世界，商品粮还是农业粮？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谁心里都明白其中的天壤之别。搞干部下放，这几个省城附近的公社，一下子成了热门的风水宝地，反应最快的是南、新两县的党政机关，那些满口乡音的县、乡干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省城边上的几个大队，成了最基本的下放干部队伍。他们喜滋滋，乐融融：下放，下放，越放越近！这些在仕途混了大半辈子的官宦们，对于像省城郊区这样的行政区划，一会儿撤消、一会儿设立的变化，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很清楚，过不了几年，省、市换了主管官员，省城郊区又会恢复。这些以下放名义进入郊区的县、乡干部，就是堂而皇之的省城人了。这情报很快被掌管户籍的公安部门知晓，当时有个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原公安、检察、法院统统不要，只在省革委里成立一个保卫部。那里留下的绝大部份是清一色的6011部队过来的军人．原公检法人员极少．省公安厅以造反著称的所谓一大队，捷足先登，放下了一批中坚分子。省城老造们（即造反派）的下场也好不到那里去，绝大部份都下放了．原有的各个工、农、商机构也大部份撤消，只保留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促部”。大学不招生（若干年后，说了句＂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才搞起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直至1977年正式恢复招生），中学迁校变成共大分校，小学只语录，又派工宣队，贫宣队进校，替换原有的正规教师．医院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也搞下放．这样一来，省城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大批干部．教师、医务人员．不少省级单位都瞄准了这些与省城近在咫尺的老郊区．拼命往里钻。
原南昌县委有个通讯员，只有24元钱工资，按当时的标准，这是起码级别的干部，但也可以作为勤杂人员对待，主任找他谈话：“小张，你要是当工人呢，就还在县委干，如果转成干部，县里没法子安排，恐怕要下放。”小张表示，情愿下放，也要当干部。小张人小心大，脑子灵光，晓得当干部有前途。他不怕下放，反正他三代贫农，下放有什哩（即什么）关系？中央那么多大干部不是也下放吗！好，县里照顾，把他放到了塘山公社最偏远的鱼头大队。在县里下惯了乡的人，晓得郊区再远也远不到那里去。鱼头大队紧隔壁就是老南昌县离省城最近的尤口公社。小张心中暗喜，下放，下放，直接进省城了。他把铺盖卷往那辆加重的28寸飞鸽自行车后座上一扔，离开自己距尤口镇还有15里的乡下的家，往省城方向骑去，中午时分正好赶到鱼头大队吃中饭。
鱼头大队得名于建在富大有堤上的鱼头闸。滔滔赣江流到这里打了个滚，一弯小溪通过闸门与浩淼的艾溪湖相通。起个防洪排涝的作用。堤岸本身就是公路，可以走汽车。过了鱼头闸，公路便拐了弯，离开了堤岸，从一座高坡穿过，奔尤口镇而去。公路左边，散落着几座正在冒烟的砖瓦窑，右边，经过一条长长的黄土路，便是一片隐匿在绿野与碧波间的村庄，迤逦排过去，是闸口黄村、明山庙、坎下吴村，这几个村子统称为鱼头大队，闸口黄村最大，据传，这里原本荒无人烟，300多年前，李自成兵败，死于九宫山。有部卒黄姓兄弟二人，为躲清兵追杀，一叶扁舟自九江、鄱阳湖、鲤鱼洲逃难来到这一带河湾。见这里沃野千里，水深土厚，恰似鱼头，遂定居谋生，老大烧窑，老二种田。兄弟俩的后代就互相传艺，又烧窑又种田。这里的堤坝，闸门，也是黄姓兄弟及后代以愚公精神，历经数代艰辛建成。老大是上房，老二是下房。两房有10代1000烟之称（即传了10几代，有1000多户人家）。它和尤口邓村，是最邻近的两个村庄，跨过田塍路就到了村口。双方的田地，水塘，菜园犬牙交错地咬在一起，难分你我．
坡坎上一幢破旧平房里传出稚嫩的声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是鱼头初小的孩子们在，朗读语录。初小对面，隔着那条黄土路，是大队的养猪场。身体粗壮的小张，本来就是个农民。他对小学校不感兴趣。晓得不管哪个大队的养猪场，都是肥缺，养猪场里的名堂妙不可言，肥水深不可测。正巧一股香味从养猪场飘来，年轻力壮的前通讯员便跃下飞鸽车径直进去。“小张，小张！”他抬起头，只见一高一矮两个人从八仙桌边站起身，和他打抬呼。高个的年轻英俊，是县粮食局的江宜方，省粮校1966级毕业生，分到县里一年，刚刚转正，就下放了。这个造了一年反的红卫兵，一肚子怨气。矮个的老徐，原在县财政局当会计。他满脸堆笑，热情地伸出手，要帮小张拿行李。看来，县里照顾进省城的人不少，绝不是像那个要他张大壮下放的老奸巨滑的主任说的，只有几个人！想到这里，小张有点来气。香味是从灶台上紧盖着的铁锅里冒出来的。听见动静，灶堂前抬起一张松树皮般的脸：“啷（怎么）又来了一个，你咯哩（们）‘五•七’大军到底有几多人？”“不知道！”小江没好气地顶了一句。老徐则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老根子，你莫着气，这是我们大队‘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张大壮。”小张一听老徐抬出了他的官衔，气消了一半，便学着县里当官人的口吻，拿腔拿调地说：“老根子，我在县里就听说你是土改的老根子……”“我有大号，我叫黄一鸣。”“叫什哩？黄一鸣，你打长工出身的老雇农，你鸣个卵子！”“你不要骂人。”老根子呼地操起烧火棍，指着小张。烧火棍这一头冒着青烟，差一点燎到小张的鼻尖，“这是我娘请俄头皇的老子，祠堂里教书的三先生取的，这里面的讲究深得很。你个后生崽仂，晓得什哩？不要在这里吵卵死！”小江见老根子发了火，忙把小张拉开：“走走走，小张，不要理他！养猪场今天死了一头猪崽子，老根子煮猪潲的锅里，弄熟了20多斤瘟猪肉，你闻到了香味没有？”小张点点头，耸了耸鼻子：“怪不得，他以为我要吃他的瘟猪子肉。哼！”不过，小张“不想吃”也得吃。因为鱼头大队的食堂就设在养猪场。这个食堂有些年月了。基本上是有了养猪场就有了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上边隔三岔五来人，到哪儿去吃饭？到社员家里吃派饭，很麻烦，再说，大队干部也不方便，不如起个食堂。反正，养猪场天天要烧火煮猪潲。那锅大得吓人，3岁小孩不小心掉进去，会淹死。煮几个人的饭，还不是顺手稍带的事。这边正在劝着小张和老根子，那边村里热热闹闹走出来黑压压一群人，足有二、三十个，全是到大队食堂来吃“肉”饭的。小江站在小张身后指指点点，向他介绍：“那走最前面的飘牙齿是大队书记黄登仁，是土改干部，斗大的字认得三个，就是自己的名字，也只会写这三个字。不管什么人写报告、批条子，你写好，念给他听，他听见意思差不多，就掏出关勒铭钢笔，歪歪扭扭把‘黄登仁’三字个写成竖着的一大块，就能到大队会计那儿支到钱，大队保管领到口粮。就是拿到公社，也是顶用的。走在他旁边那个白白净净的中年人，原是郊区蔬菜科科长，姓汪，他来得最早，现任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副组长，据说闸口黄家分上房、下房，派性闹得利害，公社派他到这里当工作组，解决派性问题。已经搞了半个多月了。这不，今天开大队干部会，好像是小结……”“你们怎么没有参加工作组？”小张到哪里都要摆出整人的架式。工作组是干什么的？整人的！他小张不参加，成何体统！想到这里，小张沉稳地迎上前去，主动伸出手，向黄书记、汪科长自我介绍。
这时，今天赶来报到的熊秉刚和早两天安置好的老师邹精湛、廖西、医务人员顾莲莲从小学校里钻出来，看样子也是到食堂吃饭的。这些人真做得下作，不就是一餐瘟猪肉吗！?
熊秉刚是从城里骑自行车去的鱼头大队。一般人到鱼头，习惯走三经路、下沙窝直接上富大圩堤往东。弯弯曲曲的堤岸下，匆匆忙忙向前奔流的赣江舒缓、壮阔，堤岸右边，一字儿排开，全是解放后新建的工厂。有段顺口溜说得好：香不香来油脂厂，堆满木头火柴厂，臭不臭来造纸厂，煤灰塞湖发电厂，扭扭捏捏纺织厂……煤灰塞湖，指的是七里街电厂。它是烧煤的，那煤灰往厂区外倒，正好倒在与赣江有一道闸门相通的青山湖里，那闸就是青山闸。闸的作用和鱼头闸是一样的，起着汛期拦洪，旱时放水的作用。那闸离江纺大门约100来米。扭扭捏捏纺织厂也很形象，讲的是纺纱织布，也暗指纺织厂女工多。这个厂全称是“江西棉纺织印染厂”。不过，这称呼只在政府文件或新闻报道等文字上才能见到，在当地，连三岁娃娃也晓得叫“江纺”。这是个大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0多个项目中的一个。由于有了江纺，塘山才一下子繁华起来。百货公司、粮店、派出所、中、小学、卫生所、菜市场、农贸市场、农机厂……一切都围绕着江纺热热闹闹地出现了。塘山乡政府也煞有介事地设在这里。但江纺自己办了食堂、浴室、理发厅、商店、学校、医院、保卫部等等机构，一切都自成体系，自我服务。那年头，当地人做梦都想进江纺当工人。本着工农联盟、工农一家的原则，江纺总是给周边农村许多“无私援助”。对塘山街上这些变化感兴趣的，主要是当地人和那些由市里调来的干部、老师、医生、民警。不管怎样，塘山兴旺起来了，1958年8月，塘山公社是全市第一个成立的郊区人民公社。在人们印象里，只是把乡政府的牌子换成公社的。仍然设在离市区不过15里的塘山。鱼头大队是塘山公社最边远的一个大队，距公社30里。路倒是很好走，沿富大圩堤，从青山闸一直往东就是了。（当然也有穿越田园阡陌的小路，不过，那是久居省城的人摸不着头脑的。）
熊秉刚从南昌师范（简称南师）毕业后，分配在塘山小学教书。塘山境内的5所公办小学，他待过四个，当过教员、教导主任、校长什么的，最后，去了郊区教研室，郊区的所有小学，几乎跑遍了。十年孩子王，在塘山转圈子转了六、七年。所以，他不仅熟悉郊区，对去塘山的路更是了如指掌。这不，他抄了个捷径：从江西医学院北院左侧，沿新修的青山路向北（因为修青山路的义务劳动，他参加过，所以十分熟悉），撇开青山闸，进江西棉纺织印染厂大门，过江纺生活区的食堂再左转，经江纺子弟学校上富大圩堤，沿堤岸顺赣江一直朝东骑，拐过几个弯，就望见高高的鱼头闸门了。他到鱼头，当然熟门熟路地先到小学歇歇脚，那是熊秉刚两年前亲手创办的初级小学。他当校长的闸口小学设在与鱼头一湖之隔的北沥大队，当时鱼头没有学校，为了解决鱼头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他派了一位公办老师，又在当地吸收了两位民办老师，在鱼头办了一个闸口小学分部。他刚刚在门口支好自行车，小学的公办老师焦叶盛、民办老师侯世德、邓秀英先后迎了出来：
焦叶盛原在市里东湖区当老师，背微驼，说话带女声，南昌师范简师毕业，从没教过三年级以上的课。每到教研活动时，是低年级组唯一的男性，女老师们叫他“焦驼子”，当作取笑的对象。他最怕熊秉刚听他的课。总是会捉到错。候世德老家在安义，不晓得怎么七弄八弄到了鱼头，当上了民办老师。他是党员，又上过初中，精瘦得很，过去见到熊秉刚，眼睛永远看着地面，脸颊挂笑。首先要尊称一句“熊辅导员老师”，因为熊秉刚辅导过他的课。所有民办教师中，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邓秀英在悄悄地把摇床往教室外面挪了。她和侯世德是夫妻，上课带孩子不过是家常便饭，熊秉刚发现一次，就要批评一次。
这三个人看见熊秉刚停在外面的自行车，车架上绑着的行李、网兜，讪讪地笑着。
熊秉刚已经下放，用一句时尚的称呼，叫“五•七”大军战士，来鱼头大队是参加劳动的。就是说，管不了他们啦！可能三个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这一点，尴尬的表情突然凝固在脸上。就是说，他们三个都比熊秉刚强：他们是在职老师啊！
“啊！熊老师。没想到，这么快就来报到啊！”还是侯世德反应快，他机敏地看看日历，作出热情的姿态。这一天，是1968年11月18日。
其实，还有比他来得快的人。候世德话音未落，学校后面的棉花地里转出三个人：前面那个躬着背的是老邹，邹精湛，中间那个年轻人是廖西，他们都和熊秉刚在闸口、塘山同过事，后边那个女的，是塘山卫生院的顾莲莲，熊秉刚也认识。他们三个人都在棉田里摘棉花，参加劳动。现在收工到食堂吃饭。听见说话声，赶紧过来看看。
“熊老师，你也来啦！”邹精湛情绪低落，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农历还不到十月，艳阳高照，晒在人身上暖暖的，他却彼着一件小棉袄。他是要回家吃饭的。他的家眷已经搬来，老婆、孩子的户口和他一样，都落在鱼头大队。一大家子，只有他一人每个月能领到四十七元的工资，“还不晓得能领几久？”他忧心忡忡地对农村户口的老婆说。据小道消息，下放的“五•七”大军，带国家工资的，保留工资一年，往后，就要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吃饭了。像他这样病恹恹的，能挣几分？也许顶不了一个妇女劳力！但他却是个优秀的数学老师，可惜，不让他教了。想到渺茫的未来，他浮肿、苍白的脸颊，很少露出笑容。
老邹看来，在小学里，熊老师几乎没有不会的。尤其是熊老师的阅读教学，在全市举行过公开教学，颇有名气。他记得很清楚，熊老师教的那堂《工人代表》朗读课，最后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参加听课的，有来自省内各地、县的老师，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的领导，教研人员，还有湖南的参观团。黑压压的，足有60多人，比上课的学生还多。把塘山小学的破庙礼堂挤得爆满。熊秉刚从容不迫走上讲台，在师生问好后，开门见山地说：“《工人代表》这一课，今天是最后一课时。要求同学们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前面两课时，同学们已经用部首查字法认识了生字、生词，用音序查字法理解了已经认识但还不太懂的字词；通过默读课文，了解了课文大意，划分了段落，归纳出中心思想。今天的重点是朗读课文。要用普通话。要求发音清楚响亮，不读错、别字，不添字，不漏字，不重复，不唱读。还要读出不同的语调，读出词语之间、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停顿，要注意轻重缓急，注意人物性格，故事情节，还要读出爱憎分明的感情。上一节课，我们进行了疏通性的读。同学们在读的过程中，能凭借自己的听觉，鉴别了自己对课文的理解。今天，我们就要进行欣赏性的读。就是分角色朗读。工人代表少奇同志，矿长、叙述人，工人群众等，都要分别由不同的同学来扮演。现在，我简单地向大家介绍四点朗读方面的技巧：1、停顿。唱读是不停顿，一直唱下去，或者是以字为单位停顿。而朗读的停顿，则是以词为单位，以标点符号为单位的停顿。……2、重音。相同的一句话，重音落在不同的词语上，强调的内容也不同。……3、语调。一句话高低升降的变化，叫语调。……4、快慢。朗读的速度与表达的感情，事件的进展有密切关系。表达兴奋、激动、愤怒、慌乱、惊恐时，朗读速度较快；表达悲痛、悼念、失望、迟疑则稍慢；叙述事情，说明情况，没有特别感彩的，用中速……”熊秉刚讲完后，按照事先的准备，开始分角色朗读。有几个同学扮演不同的人物。有的角色由两个或三个同学扮演。工人群众的呼声是全体同学齐读的，那声音真的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外的怒吼，振聋发聩。课文朗读完毕，下课铃声恰到好处地响了。雷鸣般的掌声，也在这时候响起来，盖过了铃声。公开教学后，省市特别总结了熊秉刚的四点朗读技巧，在全省推广。
他没想到，像熊秉刚这样出类拔萃的老师也会下放！？
“熊——”廖西一个“熊”字出口，熊秉刚就指住他，意思是叫他不要乱说。廖西扮个鬼脸，还是来了句俏皮话，“熊老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加餐啊！”
“熊秉刚呀，这时候才来！赶快向八姐交代：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和小爱人溜到江纺跳舞去了？”顾莲莲背着一筐棉花，大咧咧地和熊秉刚开着玩笑。塘山街上的年轻人，什么小学、粮站、卫生所、百货公司、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人民公社等等，一句话，凡是“吃公家饭”，拿国家工资的，除了本职工作外，有时候，上面来了中心任务，就不管你是隶属郊区，还是东湖区，就会由街道、公社或者派出所牵头，召集这些单位开会，分工合作一起干。出面的当然都是年轻人。一来二去，相互之间就熟悉了。碰上周末，唯一的娱乐，就是相邀去江纺跳舞。这里头也生出不少故事。塘山小学一位青年男老师，就在江纺舞厅结识一位江纺女工，后来相恋成婚。顾莲莲毕业于九江医士学校，几乎和熊秉刚同时来塘山。不过，一个在小学，一个在卫生所。她的绝活是打静脉注射，一伸手就能找准患者的静脉，一针下去，一点也不疼，简直神了。她和熊秉刚都是中专毕业，显得比较突出，共同语言就多一点。两人又是同年，但在生日上，她要大8天，仗着这点优势，她在熊秉刚面前自称八姐。熊秉刚和曲小芸领结婚证时，作婚前体检，人根本没去，是找她帮忙悄悄盖的章。她对熊秉刚说话就更随便了。她风姿绰约，漂亮性感，不晓得怎么搞的，至今未婚。塘山街上。在那些吃公家饭的人圈子里面，流传不少她的绯闻。偶尔会像风一样刮进她耳里，她不解释，一笑了之。
熊秉刚赶忙扶着自行车，离开那三个在职老师，向他的“五•七”大军战友靠拢。四个人离开了本职岗位，无拘无束地漫步在鱼头闸边的黄土坡上，秋高气爽，鼻子里闻着大队食堂飘来的猪肉香，看见食堂门前蠕动的人群，熊秉刚忽然觉得，自己成了绿林好汉的一员，这不是在大块吃肉，大碗盛饭吗！
公社的文教卫生人员，行政关系本来是隶属郊区的。因为郊区撤消，来不及办移交，就把这些人一下子划归公社就地管理了。所以，熊秉刚他们都是本公社的下放人员。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塘山公社实在是只能管到鱼头闸。如果，可以管到西伯利亚，恐怕也会把他们发配去西伯利亚的。
老根子那天的瘟猪肉，分了三十五个蓝边碗，工作组、大队干部、“五•七”大军战士，每人一碗，饭不定量，管够。超出部分用养猪场的饲料粮抵，也许是骑了两个小时的车，肚子饿了，总之，这是熊秉刚记忆中，吃过的一顿最香的午餐。他还发现，那个白白净净的汪科长，对着那份肉吸鼻子、皱眉头，最后悄悄给了廖西，自己掏出一包酱萝卜，舀了一碗早晨剩的稀饭，蹲在墙角喝起来。
大家吃得正起劲，社员收工了。砖瓦窑上，烧窑的分白、黑两班，交接班是清早，天刚放亮的时候，叫上窑、下窑。这是个技术活儿，要时刻注意火候，当班时，是不能离开的。窑工的饭要家属送去。只有三、两个做泥坯的人，才会路过养猪场，回家吃饭。做泥坯的也是“技工”，拿的工分分值比农业分值高，一般人他们是不屑看在眼里的，所以他们用冷漠的目光扫视这些吃肉的陌生和熟悉的面孔。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跟在最后面，步履蹒跚地向养猪场走来。老根子朝他喊道：“少雄！还不快点走，肉都吃光了！”汉子“啊啊”地应着，急忙奔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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