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1911年4月27日下午，继温生才成功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之后，同盟会第十次起义在广州爆发，黄兴仅以120人驱走广州总督张鸣歧，后又抵抗清军大队人们数昼夜，才告失败，那几日北京城一阵慌乱，清廷上下无不面无人色叶北在八大胡同看到那些公子爷个个惶恐的脸色，因为这些日子伺候他们而积的怨气一扫而空，他发电给袁世凯说：“北京城震颤不已，普通人却暗藏欣喜，可见驱除鞑虏的观念已深得人心，清廷已不足惧，当注意全国形势，注意人心所向，跟革命党结纳。”
袁世凯回电第一次对叶北疾言厉色，说叶北倾向不对，说革命党都是一些不知国家不识体统的刁民，自己深受大清朝厚恩，决不会依附叛党，说革命党必不可久侍，大清朝几百年根基非一时可以撼动，要叶北谨慎言行。叶北这才知道自己得意忘形，说了不该说的话，袁世凯心中所想的是无上的权力，但是这种想法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否则就容易授人以柄，招来滔天巨祸，年轻的叶北显然还无足够的深沉和狡猾。
叶北此时对于革命党是非常心折的，他所认识的那些公子爷在谈到这些革命党人时那种痛恨少于畏惧的神态让他大感痛快。温生才受尽酷刑仍谈笑自若，临死时还放声大笑，高呼：“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俞培伦在战前因为试制炸药伤了一臂，战斗中仍在脖子上挂了一筐炸药，奋勇争先，所向披靡，受审时犹视死如归，高声大叫：“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是杀不了的！”这样的一些人难道不是真正值得自己佩服的好汉子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为了权势，为了金钱的！
叶北为之震动，他因此怀疑自己的选择，袁世凯真是自己应该帮的人吗？他终究要走到革命党的对面去的，难道自己真要为了他最后要去陪他对付这些可敬的人吗？自己最终是不是可以引导支配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要自己去象那些革命党一样献身他又顾惜小命，但叶北终究是犹豫了，做起事来就有些心灰意懒了
此时天气逐渐转暖，万物次第复苏，京城上空高高飞扬的风筝早已宣告了春天的到来。广州起义刚过去不久，北京城在表面上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这平静又为春的到来而打破，一切似乎都鲜活起来。骄傲自大的北京人一向认为京都之地是最稳如泰山的，广州起义的迅速失败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几个月后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历史还将在旧有的道路上运行下去，至少还要很久。虽然这种运行已经颇为艰难，是踉跄着的，东倒西歪的，处处有坑有拌的。
叶北在没有想好自己到底该怎么办之前，索性把应付袁世凯的事暂时都交给了陈一鸣，陈一鸣没有见到袁世凯的那封电报，他很惊异，说：“你先前不是热情很高的吗？怎么突然就想撒手不管了？很多人都是你自己接触的，我接手以后怎么可能顺当！”叶北说：“有文影帮你，你怕什么？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我又没要求你什么！”
陈一鸣怀疑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要我敷衍袁大人吗？”他可是真希望大清早灭，他是大清的罪人，现在身份都还是假的呢。
叶北瞪眼道：“怎么了？我就是要敷衍他，不行吗？”
陈一鸣不知道为什么对叶北总是能够尽力忍让，他虽然闹不清叶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说：“行，当然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咬咬牙把事情接了过去。
从那以后，叶北就再也不肯去八大胡同，他每天除了勤奋练武，看看师父，就是在京城里四处游玩，连一点意见都不肯给陈一鸣。叶北出去既不骑马，也不坐车，他有了一辆脚踏车，那是从东交民巷的德国洋行里买来的，他每天就骑了它出去。那时候脚踏车在中国还是个稀罕之物，叶北每一上街都很引人瞩目，那玩意儿在他手中当然不算什么，他骑车的技巧经常能引来一阵喝彩。
一日，叶北与海军大臣载洵的表弟溥诇一起吃过中饭告辞回来，心想：“这个小子倒是挺平易近人的，我在这里认识了这么些有身份，有后台的家伙，若是大清朝不完，若我是大清朝人，我在这里肯定能够做他妈的一个大大的官。”
这位溥诇是叶北新交的朋友，叶北因为在他和另一位王府的贝勒争风吃醋时大出了一把力，因此很轻易就赢得了这个好色之徒的青睐。叶北投其所好，与这位大玩家不久就趣味相投，难舍难离了，他这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在一起。
叶北认为自己有条件做一个大官是有相当的理由的。
叶北知道溥诇的表兄载洵不过是一个贪鄙享乐之徒，没有任何能力，他的权势完全来自于他的哥哥摄政大臣载沣，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做到大清海军大臣的地位，可见大清用人是多么的荒唐，多么，多么有隙可乘。
这位海军大臣最出名的一件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载洵被派到奉天去查案，火车到了奉天，地方各级官员自然得到车站恭敬相迎，——这可是钦差大臣啊。火车到了，官员们马上抖擞起精神，绽开笑脸，屈腰拱手等着钦差大人下来。可是脸笑僵了，腰累折了，精神萎顿了，时间直过去了不知多久，载洵在车门口连个影子都没有露。再等一会，又等一会，还是这样。官员们惊疑了，急忙就派了人上去探听，——总不能老这样等着吧。时候不大，派去打听的人回来了，说钦差大人说了，要地方官员必须为他准备三千张貂皮，若不答应，他就决不下车。地方官员一听大吃一惊，心想，你以为奉天这边满地都是貂皮啊！可是不答应怎么行？钦差大臣不下车你什么事都办不了，得罪了钦差就等于得罪了皇上，他回去嘴皮子一动，乌纱帽不保还是轻的，闹不好连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要丢了。此事不答应也得答应，载洵下车以后，地方官员就忙不迭动用巨款去北京天津全国各地加紧采办，终于在载洵离开之时满足了他的要求。
其贪如此。
这样一类的贪官是最好打发的，有这样一类的贪官做后台，只要你有心，何愁不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其实大清末期贪污受贿是无处不在的风气，不止于载涛这一二个人，地方官员的钱财取诸于下层官员和民众，上层大臣的钱财取诸于地方官员，可谓顺理成章。在这样一个皇帝老子可以决定大臣的生死荣辱，大臣可以决定下层官员的生死荣辱的时代，进贡不过是一种表达忠心攀龙附凤谋取权势钱财的方式。于是乎以官求财，以财求官就成了一种必然，一种恶性循环，一种人人心知肚明的公式，泛滥成灾了。暗的暗贿，明的还可以捐纳，大清本就有一种明例，可以用钱捐官，所以叶北认为自己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大大的官，这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叶北在街上借着酒劲大耍了一阵车技，在京城乱转了一通，冒了一身热汗，他感到口渴之际，正好遇见了一个茶馆，就折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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