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及火器杂谈
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的火药，是以硝石、硫磺、木炭或其他可燃物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
点火后能速燃或引起爆炸。硝石、硫磺等都属于药物，因此称这种混合物为 “火药”。
现代的黑火药，正是由中国古代的火药发展而来。 对于硝石、硫磺等药物的性质，在汉代已有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已对它们的特点和药性有所记述。但是从对硝、硫性质的认识和发现它们的起 火现象，到制成火药而应用于军事，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炼丹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硝、硫及硫磺的砷化物，都是炼丹 术中常用的药物，为了避免在炼丹时发生意外事故，如燃烧或爆炸，就要研 究各种能够控制这些药物的所谓“伏火法”。早期火药的发明正是与炼丹家 研究“伏火法”相联系的。相传在隋末唐初的医学家、炼丹家孙思邈（581—682 年）著作的《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多种“伏火”之法。唐宪宗元 和三年（808 年），清虚子在其所著《天上圣祖金丹秘诀》（后选入《铅汞 甲庚至宝集成》卷 2）的《伏火巩法》中，记载了对硫磺伏火之法：“硫二 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 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方捺， 以土冢之，候冷取出。”其中已包括有硝石、硫磺和“烧令存性”（即炭化） 的马兜铃粉，三者混合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已形成原始火药。为此炼丹时 要采取使硫磺改性的方法，还要采取入罐、掘坑、覆湿纸、冢土等安全措施， 以避免爆炸燃烧事故。正表明炼丹家通过长期实践，掌握了硝石、硫磺和木 炭等混合物的爆炸性能。因此可以推断，至迟在公元 808 年以前，含硝、硫、 炭三种成分的火药已经在中国制成。
火药发明以后，至迟到公元 10 世纪时，中国已经开始用火药来制造兵 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最早的火药兵器，有毒药烟毬、霹雳火毬、蒺藜 火毬、火药鞭箭和火炮等。该书中还列出三种正式冠有“火药”名称的配方， 即用于毒药烟毬、蒺藜火毬的火药和火炮火药法。这些都明确地证实，在公 元 1044 年以前，北宋军队已装备有多种原始的早期火药兵器。英国著名的研 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博士正确地指出，《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三种火 药配方，“是所有文明国家中最古老的配方”。十分清楚，中国是将火药用 于军事最早的国家。同时，在北宋都城官营的制造军事装备的手工业中，设 有“广备攻城作”，其下领有制造火药、猛火油等作坊。这些情况见于《麈 史》所引《东京记》一书的记载，并且在《宋会要辑稿》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它们表明在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中已能成批量地生产火药，并用以制造兵 器。当时对生产技术实行高度保密，严禁外传。
火药用于军事行动，从此揭开了古代兵器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火器和冷 兵器并用的阶段到来了。
火药用于制造兵器，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述，当时主要用于传统的火 攻战术，作为纵火的一种手段。据书中所记载的三种配方分析，虽然已具有 硝、硫、炭三种成分，但是这些配方中的硝含量低，又含有大量其他成分， 通常只能速燃、发烟，还是一种低级火药，是近代火药的雏形。因此所制造 的火药鞭箭，以弓弩发射的火箭（将原有的油脂等燃烧物质改成火药筒）， 以及“铁嘴火鹞”、“竹火鹞”等以木身、纸皮、竹编中实以火药的器械， 都属于纵火器材。有时也在火药中增添毒剂等，制成播毒或发烟的毒药烟毬 等兵器。最后，当时已开始认识火药的爆炸性能，制成爆炸时可发巨响的霹 雳火毬。
到宋金战争中，火药兵器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 随着火药性能的不断提高，利用火药爆炸性能的兵器开始大量使用。靖康元 年（1126 年）宋军守汴京时，使用过威力较大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炮”。后 来更以铁制造外壳，造出威力更大的“震天雷”、“铁火炮”等爆炸力强的 兵器。第二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造出单兵手执的喷火兵器——火枪。 这是在一般长枪上扎捆一个装火药的筒，一般是纸筒，作战时点燃筒内火药 使其喷火以伤害敌方。当火药燃完后，长枪还可用于扎刺格斗。第三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它引起了以后兵器制造技 术的划时代的变革。
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也出现于宋金战争时期，目前所知有以下两 项：
一是绍兴三年（1132 年），宋将陈规守德安时制作了巨竹火枪，这也是 一种喷火枪。它以长竹杆制作，用以焚烧敌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桥”。由 于它以竹筒喷射，所以与在冷兵器的长枪上缚附火药筒的做法有显著的不 同。
二是开庆元年（1259 年），寿春府（今安徽省寿县）地方制造了“突火 枪”，也用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并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先喷 火焰，火焰喷尽后，“子窠”发射出来，同时发出巨响。“子窠”是什么？ 记载不详，有人认为是子弹的雏形。突火枪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称“突火筒”。 它大约是最原始的管状射击火器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以上两类火器，文 献记载过于简略，也无法获得实物资料。但是，仅据这些记载，还是可以表 明当时确已出现了原始管形射击火器。
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使用和枪炮的制作
以金属铸制的管形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何时， 尚无确切资料，但从传世的元代至顺三年（1332 年）铜火铳铭来看，总应出现在元朝末年以前，至少在公元 14 世纪初年已用于实战。（图 7）据《元史•；达 礼麻识理传》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达礼麻识理为了对抗孛罗 帖木儿的军队，在铁旛竿山下布列的队伍中，已是“火铳什伍相联”，可以 说明其所装备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数量已很可观。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 出土了一些大致可以推断为元代晚期的铜火铳实物。其中较重要的一件出土 于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元代遗址，铜火铳由铳管、药室和尾銎三部分 组成，全长 26.5 厘米。药室呈椭圆状，有安装药捻的小圆孔，药室内还遗有 一些残留的黑火药。与此大致相同的铜铳，在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 市都出土过。由于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是以竹筒制造的，故称为火筒。改用 金属铸制后，也随之出现了一个从“金”旁的新字来称呼它，但仍沿用“筒” 的音，那就是“铳”字。据明代邱濬在他著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讲到“铳” 字时说，在字书里过去没有这个字，只是“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 炮，又谓之铳”。说明这个新字的出现，正反映出大约在元朝晚期由竹制的 火筒演变为金属制造的火铳的实际情况。
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展
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很大发展，火铳已为农民起义军广泛使 用，朱元璋的军队中就装备有较多的火铳。《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有朱元 璋部将胡德济、谢再兴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用火铳守诸全（今浙江 诸暨县）的史实。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间（1368—1398 年）曾大量 制造铜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形制日趋规范化，与元朝晚期的 制品相比，身管加长，口径略微缩小，制作更为精细。一般都是前有细长的 直体铳管，管后接椭圆形的药室，药室后接铳尾，向后开安装木柄的銎孔， 器形颇为规范，尺寸也大致相同。明朝火铳多在铳体铭刻制作地点、年月、 重量及编号，还有制造部门及监制官员和制作工匠的姓名。这一时期的铜铳， 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省市都有较多实物出土。洪武以后， 铜铳继续改进，形制日趋统一，并有统一编号，如以“天”字为头的统一编 号的铜铳，口径为 15 毫米左右，全长 36 厘米左右。已发表的资料中，“天” 字号铳，最小序号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 年），最大序 号为“天字九万八千六百十二号”，制于正统元年（1436 年）。此外，还有 “英”字、“胜”字等编号的铜铳。 从已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上述洪武年间制作的火铳为代表，形体较小，尾銎装木柄，供单兵手持施放，应为后来枪械 的前身。以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址南墙内发现的洪武年造铜火铳为例， 它们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 年）和十二年（1379 年），全长 43.5—44.5 厘米，口内径 2 厘米，重 1.9—2.1 千克。其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 1∶20。另 一类如元至顺三年铜铳，长 35.3 厘米，口径 10.5 厘米，重 6.94 千克。它的 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 1∶33。其尾銎的直径 7.7 厘米，所装柄的粗也应如 此，这样粗的木柄是难于单兵手持，何况点燃施放时铜铳还要震动，所以只 有用安放木架的办法才成。同时，铜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 2 厘米长的方孔， 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据此可以推知原来应是 以金属的横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这个金属栓还可以起耳轴 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以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放射角度。类似的大型 铜铳，有的铳管稍细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状，故又称为大碗口铳。又如中**事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 年）造的大碗口铳，全长 36.5 厘米，口径 11 厘米，重 15.75 千克，器身自铭为“大碗口铳”，与元代的碗 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加粗，药室明显加大。 在拆除太原旧城时，还发现过洪武纪年的铁铳，长度已达 1 米，口径达 21 厘米。因此，这类大型金属火铳，需设置铳架，应该是后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西方火器的引进和仿制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生产火药兵器的国家，元末明初中国的金 属管形射击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但是这一优势并没能够长久保持。进 入明代中叶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长期陷于发展 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 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火药兵器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革命性 的变革，而当它传到欧洲时，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使它对社会的进程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终导致“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 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 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于是到了明代中叶，火器的故乡中国 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养分，仿制了比火铳先进的“佛狼机”和“红夷炮”， 还有单兵使用的鸟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较大的“大将军”等大口径火炮， 开始改变军队兵器装备的面貌。
佛狼机铳（佛朗机铳）约在明正德末年（1521 年左右）从葡萄牙传入中 国，它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 可瞄准射击。铳身后的腹部颇粗，开有长形孔槽，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 火铳，上有提把，前无铳管，填入母铳后腹的孔槽后，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 管。每一母铳备有五至九个子铳，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装填入母铳发 射，因而提高了射速。嘉靖初，中国开始成批仿制佛狼机铳，生产出大小型 号不同的产品。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造铜佛狼机铳， 编号“胜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径 38 毫米，全长 91 厘米，子铳口径 35 毫米， 全长 23 厘米。佛狼机铳虽有以子铳预先装弹填装，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 优点，但是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点。 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由荷兰传入的大型火炮，约在万历后期传 入中国。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 裂石城，震数十里”。炮身铸有准星、照门，中部有炮耳。与佛狼机相比， 这种炮的口径较大，管壁加厚，并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增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鸟铳是由欧洲传入的火绳枪或燧发枪的统称，大约在嘉靖年间经日本传入中国。它与原来的单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 口径的圆铅弹，因而射程较远，侵彻力较强。又增设有准星和照门，变手点 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 此可稳定持枪进行瞄准，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其外形与结构已接近于近代 的步枪，正是近代步枪的雏形。至于为何称为“鸟铳”，有不同的说法，戚 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认为“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另有 说法是因其枪机形似鸟嘴，因而名鸟嘴铳。
佛狼机铳、红夷炮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国火器有了较优良的作战性 能，改进了明军的装备。特别是明末与后金军在东北地区的战斗中，红夷炮 曾起过很大作用。
清朝建立以后，军队中也装备了从明军装备中引进的火炮和鸟铳。清初 颇注重火炮的生产，以适应统一全国及平定三藩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当时大 量制造的火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沿袭着明代的红夷炮制造的，称“红 衣炮”。这种炮还曾在中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作用，至今黑龙江省博物馆还 藏有一门，为康熙十五年（1676 年）所铸造，称为“神威无敌大将军”，铜 铸，炮身前细后粗，口径 110 毫米，全长 248 厘米，重 1000 千克，装药 2 千克，铁弹重 2.7 千克。一种是子母炮型，类似明代的佛狼机铳。还有一种 是大口径的短管炮，称为“冲天炮”、“威远将军炮”等。现存故宫博物院 的一门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铸的铜威远将军炮，口径 212 毫米，全长 69 厘米，重 280 千克，以回轮车运载，能发射 15 千克重的爆炸铁弹。据《清文 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 年），清中央政府所造 的大、小铜、铁炮约 900 门，但火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改进不大，也可以说 是沿袭着明代中叶引进欧洲火炮技术后的发展势头。不过清代中期以后，火 炮发展的势头又一次被扼制下去。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而且妄自尊大的 大清帝国，终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巨舰大炮面前惨遭败北，于是中国一步一 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此，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后一阶段——火器 与冷兵器并用阶段宣告结束。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喻为“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 改变的新因素”，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兵器生产的革命，更没有促成社会 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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