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和王红兵大串联回来，学校文革形势大变。工作组撤离学校，“尖枪战斗队”回到学校，在支左军队支持下，成了“响当当造反派”。王红兵领导的红卫兵成了“保守组织”，王红兵、李红梅和绝大多数人“反戈一击”归顺到造反派的麾下。接着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赵主任为首的几个前文革小组的头头被揪到批判台上，浑身被糊上大字报，批倒斗臭。又勒令前文革小组交出整右派的“黑材料”，给被整的革命师生平反。陈杰是“黑狗崽子”，不在平反之列。1967年1月开始，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尖枪”也夺了学校的党政大权，成立了“红色政权委员会”，把书记校长们这些“走资派”揪进了“牛棚”。
赵主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一直是“革命左派”，这一次却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先锋”、“保护走资派的保皇驴”。他很不理解：咦？1967年咋就和1957年扭了个180度？在1957年，攻击党委就是“反党”，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而现在，“反党”咋就成了“革命左派”？我们这些保护党委的人，在1957年都是整人的“革命左派”，而现在咋就成了挨整的“保皇派”？这究竟是咋回事？老骨干遇到了新问题，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管他理解不理解，文革风暴继续刮下去。黎县的党政大权也被造反派夺了，不久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被他打成“右派”的小朱老师当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们都被挂上“黑牌”游了街。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分化为观点对立的两大派。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要求“以我为核心”建立“红色政权”。他们称对方是“老保”（保皇派），对其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两大派争权夺利，相互指责辱骂，犹如两头野牛相对着走上独木桥，互不相让。开始是唇枪舌剑，后来就大打出手，搞起残酷的武斗。开始是拳脚棍棒，后来用大刀长矛，最后用枪支火炮，直杀得血流成河。
黎县对立的两大派是：“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红造”）和“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黎县一中的“尖枪战斗队”隶属于“红造”，小朱老师就是“红造”的副司令。县武装部政委杨某选择了支持“红造”派。由于军管时期，军队首长说话一言九鼎，所以在各地，凡被支持到的一派，在当地就算正宗造反派，队伍益发壮大，而对手呢，自然是保守派，逐渐众叛亲离。这造反派为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自己掌权，就拿“保守派”组织开刀。黎县的“红造”既然被军队支持，自然就成了“造反派”，而“赤卫队”就成了“保守派”。
一次，王红兵和红梅带领一群红卫兵到食品加工厂，去支援该厂的战友消灭该厂的“保守组织”。该厂造反派的一个姓谢的头头率领着他们来到该厂“保守派总部”。只见谢某面无表情的向保守组织的头头李某宣布：“经查实，XXX战斗队属保守派组织，应予取缔，现勒令交出公章、队旗……”，李XX见这个阵势，也很识时务，一言不发，把应该交出的东西全部交出，就这么一会儿工夫，这个“保守派”组织就消失了。
不是所有的“保守组织”都乖乖地缴械投降的。在各单位的“赤卫队”组织，已经被取缔得差不多时，还有三百多人盘踞在县委招待所里面负隅顽抗。
县委招待所，里面有开千人大会的礼堂，有若干幢接待会议人员的住宿楼，也有接待上级领导的几幢小洋楼，食堂都有几个，还有苹果园。
一天晚上，“红造”上千人手持棍棒、钢钎，把大礼堂团团围住，要“赤卫队”投降。王红兵和红梅也参加了这次战斗。红梅是播音员，她斗志昂扬、义正词严地一遍遍地广播“敦促赤卫队投降书”，警告他们：“不投降，就灭亡！”“赤卫队”有些人见势不妙，悄悄溜了，剩下的人则集中在一幢4层楼内，用桌椅把每层楼的楼梯口堵了，也手持棍棒钢钎，严密守卫着各楼梯要道。
“红造”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发动攻击，“赤卫队”则严防死守，不让对方往楼上冲，还有一些人爬上房顶，不停地揭瓦片往下掷，试图阻止“红造”的进攻。在这幢楼里面，每一个楼梯口，每一个房间，双方的争夺都非常激烈。
经过激烈的战斗，“红造”大获全胜。王红兵率领“敢死队”冲进四楼“赤卫队”的指挥部，“总指挥”虽然成了光杆司令，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勇敢战斗，誓死不降，与王红兵等人展开格斗，力竭被擒。几个“敢死队”队员施展出“桃谷六仙”的“擒拿手法”，捉手的捉手，拽脚的拽脚，然后喊了声一二三，生生的将“总指挥”从四楼上扔了下来。
这次武斗，“红造”多人受伤，只有一个“烈士”，他是黎县一中的一个姓赵的红卫兵，是黎县第一个“烈士”，享年17岁，。“红造”总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那天，出动了30多辆汽车在县城游街，领头的灵车是一辆卸掉车厢侧板的解放牌卡车，车头上架着一挺捷克式机关枪，3个射手神情肃穆。“烈士”的遗体上覆盖着旗帜和花圈，后面是宣传车和站满全副武装人员的卡车。宣传车里的女播音员红梅用沉痛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追悼的文章，每一遍读完，灵车上的机关枪便朝天射一梭子子弹。后面全副武装的人员，则一遍又一遍呼喊着“讨还血债”的口号。
追悼会后，红梅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刚满17岁的高一学生，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回家后，向爸爸妈妈讲述这位“烈士”的英勇事迹，洋溢着无比敬佩之情。妈妈听完后，脸上露出悲哀，说：“多可怜，才是个17岁的孩子啊！他妈妈一定会想疯了呀！”爸爸叹口气，说：“这叫什么革命，这是打群架呀！你千万别再跟着武斗啦！”
红梅家在县城“铁路职工家属院”，爸爸是老铁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一个哥哥在省城工作，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小学。爸爸没参加任何组织，只是闷着头上班干活，跟着开会喊口号。不上班时就在家里呆着，听听收音机。
就在红卫兵追悼会开过不久，噩耗传到红梅家：红梅的哥哥在武斗中被杀害了。妈妈哭的昏死过去，爸爸老泪纵横，红梅和小弟弟痛哭着喊“哥哥！”全家陷入极度悲痛之中。
带来噩耗的是红梅哥哥的同事姜某，姜某家也住在黎县城关，他和红梅哥哥是中学同学，是极要好的朋友。他是跑回家中“避难”的。他惊恐地讲述着省城武斗的残酷场面和红梅哥哥遇害的经过。
姜某说：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红色政权”，对立的双方都组建了“文攻武卫战斗队”，简称“武卫队”。这“武卫队”的人员、枪支、训练、后勤供应等等，完全由上面统一指挥，也就是说，那些个“武卫队员”，由“业余选手”升级到了“专业队伍”。
统一指挥的“武卫队”的确跟以前散打时期的业余选手不一样，游行时走上街来，那荷枪实弹的方队走得别提多整齐了，唯一欠缺的，只是一身军装。
“武卫队”分别驻扎在几个单位里面，统一安排伙食生活，一般居民每月只有25——27斤粮食供应，另外是2两清油半斤猪肉，豆腐条粉或其他副食什么的，一律凭票供应，而“武卫队”的伙食，是顿顿大米干饭管够，天天有肉吃。
姜某说：1968年2月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庆祝省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两派群众10万人，陆续在体育场附近集合准备入场，两派为占用会场发生争执。庆祝会还未开始，大部分人仍聚集在兴华路等主要街道上，此时枪声四起，两派组织动用早已准备好的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大打出手，出动了摩托车、消防车、钻探车等上百辆各式车辆，载着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多处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姜某说：“太阴山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我曾经听一个参加这次武斗的“武卫队员”讲，他在太阴山上看到的，有二、三百死人，其中多半是在投降以后被打死的，里面包括很多年轻女学生。我又特意问我认识的另一个参加武斗的“武卫队”员。他说他是第二天才上去的，至于死亡人数，他说他当时在约1公里的范围数了一下，数到尸体共21个，有几个在山上，其余的在后山下面的河滩上，其中女的看到5个，年龄都二十左右岁，像女学生。这5个女的身上裤子都被人扒了，裸露着下半身。
姜某说：特别残忍的是虐杀俘虏。“520兵团”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红色造反团”，攻克对方据点后，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多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在另一次武斗中，“红色造反团”为了报复，竟然把俘虏的“520兵团”成员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红梅的哥哥就是在武斗中当了俘虏被虐杀的。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