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起西南太平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至印度洋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宋代以前，我国统称之为“南海”或“西南海”，元代则称苏门答腊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合称为“东西洋”。明末，东西洋则以加里曼丹为界①。有史之初，中国和这一地区就有着海上的交通，但史籍可考者，则始于西汉时期。其时中国丝绸已通过海路外传，因而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一、汉、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①记载中又说，这些国家在武帝时就来献见，汉武帝并派遣直属宫廷的译长，率领应募的船员，带了黄金和丝织物，乘坐中国船只，入海远航，到这些国家交换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然后从已程不国返航。这是我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到这些国家的最早记录，也是由南海起航的最早为丝绸贸易而开辟的海上航路。
以上汉使所到达的国名，因缺少同时期的其它史籍可资印证，历来考据家的认识颇不一致。近代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②：当时汉朝的船舶，从日南郡（今越南会安附近）边塞或合浦郡的徐闻（今广东雷州半岛西南端的徐闻县西）航海出发，由南海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到达都元国（今苏门答腊北部），然后北上越过安达曼海，至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入海口附近），再沿海岸航行进入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登陆，步行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再入海航行越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部的黄支国（即建志补罗，位于今印度马德拉斯南）。汉使自黄支返国的归程，利用南海的季候风，不再循原路沿岸航行，而由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取道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至皮宗（新加坡西边），在那里等待季候风的转换，再回到日南郡南部的象林县界。
2.东汉时与海外诸国的往来
东汉时与南海的交通。据《后汉书》记载，西南海外诸国从“日南徼外”来献者有四：
（1）掸国“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①。古掸国在“永昌徼外”今滇缅边境。他们这次遣使来中国访问时，有乐队和幻术队随同前来表演。掸人至今仍是缅甸东部掸邦高原一带的基本居民。
（2）叶调“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①。据伯希和考订，古叶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③，也有人认为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或为该两岛的兼称。
（3）天竺“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和帝（89至105年）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④早在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即通过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早期，汉明帝（57—75年在位）派蔡愔去印度取经后，印度僧侣即大量来到中国，但多取道陆路。桓帝时始从南海道来献。
（4）大秦“大秦国……与安息、天竺綵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①大秦又名犁靬、海西，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它很早就想与中国交通，但为当时垄断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的安息所阻，东汉桓帝时来的使者，很可能是借用大秦王名义谋与中国通商的罗马帝国东部的商人。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交通和贸易
三国时，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中国，并受到孙权的接见②。接着赤乌六年（243年），扶南（位于今柬埔寨至越南南端）王范旃遣使东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位于今越南广南省南部至平顺省以北的东南部地区）王也遣使来吴聘问。赤乌八年至十三年（245—250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③。“寻”指扶南王范寻。康泰和朱应在航海访问扶南期间，曾历游南海诸国。归国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吴时外国传》等书，介绍南海诸国情况。前者今已全佚，后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印度访问的中国僧侣，经海道往还的很多。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著名僧人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由陆路前往天竺西行取经。归程循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苏门答腊），然后搭开往中国的商船回国。所乘巨舶，可容二百余人①。归国后著有《佛国记》一书（初名《佛游天竺记》，后又有《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行传》及《法显传》等名称），为研究中西交通及西域、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又刘宋末，扶南王阇耶跋摩曾“遣商货至广州”②。其它林邑、师子国、天竺等也与南朝有着通商关系。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底的名著《金草原》，并有公元六世纪时我国和阿拉伯通商的记载。当时中国商船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的首都）进行贸易③。南朝与海南诸国通商的口岸，广州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交州的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西捲（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④的繁荣景象。
早期对“南海”的交通，航海技术还不很发达，不得不依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⑤。由于尚未掌握季风规律，只能沿海岸航行。在远海及越洋航行时，每“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⑤。又由于单纯依赖天文导航，“唯望日月星辰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⑦，外海远航还不很安全可靠。当时南海起航也只限于广、交二州，东南沿海尚未有对外贸易海港的开辟。海上丝路还处于发韧时期。
二、隋、唐时期的海上丝路
1.隋代与南海的交通往来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从南海郡启碇，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经焦石山（今越南占婆岛）、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金兰湾北面的华列拉岬）南下，至师子石（今新加坡）。复由狼牙（今林加岛）、须国（今新及岛）海外南行，过鸡笼岛（今色列斯他岛），至赤土（今苏门答腊巨港）界①。“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②。热烈欢迎隋使的到来。此外，见于《隋书》记载的隋代与南海交通往来的国家，还有真腊（在林邑西南，继扶南在今柬埔寨及越南南端立国）、婆利（今婆罗洲）、丹丹（约在今爪哇东马都拉岛）等国。
2.唐代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
唐代从广州起航的南海航路，在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有详细记载。其具体行程是：从广州起航，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经军突弄山（今越南南方的昆仑岛）南行，经过称为“质”的“海峡”（今新加坡海峡）至佛逝国（又称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由此分两线走，东南通诃陵国（今爪哇）；西北出海峡至伽兰洲（今尼古巴群岛）、师子国（斯里兰卡），绕过印度半岛南端的没来国（今印度奎隆），循半岛西岸经新头河（印度河）口附近的提■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略东），更西航进入波斯湾顶端的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行到乌刺国（今伊拉克法奥），然后换乘小船，由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上航到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再向西北陆行至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全程需时约三个月③。这一航线直接沟通了东西两大帝国——唐朝和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之间的海上联系。
唐代佛教大师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天竺求经，往返均取海道。回程时在南洋滞留十年，曾周游三十余国①。归国后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海各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情况，成为研究七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的可贵资料。
三、宋、元海上丝路的鼎盛时期
1.宋、元时期，中国对南海的海上交通较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宋时，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成书于1178年）、赵汝适《诸番志》（成书于1225年）两书的记载，当时与我国贸易往来的国家仍以大食最为重要。阿拉伯商人由海路前来中国，要经过两个转运中心：其一、为三佛齐（即唐时室利佛逝），它地处“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②。因而成了南海各地的产品集散地和国际贸易的中心；其二、为印度半岛西南部马拉巴海岸的故临（今奎隆）。阿拉伯商人到东方来，先“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③即乘小型的阿拉伯单桅船到故临，然后再租用大型的中国船，开到三佛齐，再转航中国。
中国远洋船舶前往大食最便捷的道路，是广州和大食麻离拔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鲁卜哈利沙漠以南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境，是当时大食的重要国家之一）港口佐法尔（今阿曼境）之间的航线。“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指麻离拔国）”①。中国舶商倘前往波斯湾，则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①即中国商船从兰里开航，绕过细兰（今斯里兰卡）南部，一个月可到达故临。小船前往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进行交易，并在那里住冬，等待下年西南风期返航。这样往返一次，费时十八个月以上，也就是要跨两年的时间了。
经由故临前往波斯湾的航线路线既长，费时又多，还有转换小船的麻烦，远不如从亚齐绕过南印度横渡阿拉伯海至麻离拔的航线优越，但中国当时要通往大食阿拔斯哈里发的都城缚达，则非取此道不可。
宋代同非洲东海岸的麻啰抹（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蒙巴萨（今肯尼亚蒙巴萨）、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基尔瓦基西瓦尼（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等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贸易往来。中国船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港，同非洲只隔着一道曼德海峡，越过海峡沿东非海岸航行，往来极为方便。近世纪来，在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及基尔瓦群岛等地，不断发掘出唐宋时代的钱币和瓷器，正是我国和非洲东海岸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所记，还远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和地方，如勿斯里（今埃及），芦眉（今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今西班牙南部）、茶弼沙（今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猎（今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今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亚一带）等。这些地方宋时也与中国发生间接的交通和通商关系。
元代与南海的交通，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汪大渊于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以后），常附海舶浮海，遍游南海各国。该书正是他亲自旅游的见闻记录。其所记南海诸国邑名，达九十九个，范围较《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更为广阔。南海航线继续向西有所发展，从波斯湾的忽里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向南航行至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西入亚丁湾。或进入红海，经默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元称天堂或天方）西北行至开罗；或沿东非海岸南下，至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层摇罗（宋层拔）。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由海道来访中国后，曾在其游记中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他在述及当时已代替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泉州时又说：“刺桐城（泉州），我看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胜数。”①马可波罗也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②其繁盛情况可以想见。
2.宋、元两代海上丝路大发展的主要标志
（1）由“朝贡贸易”转变为“市舶贸易”
自唐代中期陆上丝路中断后，中西交通多由陆路转向海路。海外贸易也由过去以扩大对外政治影响为目的的“朝贡贸易”，转变为以扩大财政经济收入为主的“市舶贸易”。在广州开始有市舶使的设置。除收取外商十分之三的货物税外，地方政府通过收买、专卖所得“榷”利，即几“与两税相埒”③。时人描绘广州蕃舶云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④。宋时对发展海外贸易更为积极。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特“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⑤。及至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中西陆路交通几完全断绝，海上交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再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对海外贸易起了促进作用。宋政府除广州外，又设市舶使于杭州、明州、泉州等地，积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①。高宗绍兴末年，泉、广两舶市即“岁得息钱二百万■”②。更是“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③。元时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又在上海、澉浦、庆元（宁波）、温州和广州设市舶司，积极奖励海外贸易。
（2）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我国早在唐时已能建造称为“苍舶”的巨型海船。宋代“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④。海舶有的“张布■（帆）五十幅⑤”，桅杆以转轴起伏⑥。“阴晦观指南针”导航⑦。正是依靠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得以充分利用风力，比较安全迅速地进行越洋远航。
（3）泉州港的崛起
宋、元时期除南海航线中最大的海港广州外，又有泉州港的崛起。南海交通的起航海港扩展到东南沿海。我国商船唐代已能从广州远航到波斯湾，宋、元时期航线更进一步发展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以至红海及东非沿岸。和我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大为增加。
四、明初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
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实行闭关政策，撤销了原设于广州、泉州、宁波三处的市舶司，绝对禁止商船出海贸易，中国与南海的交通，一度陷于停顿。到明成祖朱棣时（1402—1424年），废除闭关政策，恢复市舶司，但对外贸易统归国家经营。由政府派遣武装船队到加里曼丹以西的“西洋”各国去“招谕贸易”。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即奉命统率这支大舰队，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先后七次下西洋。根据《明史》纪传、《明实录》、郑和撰写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以及郑和随员马欣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和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等书的记载，其船队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口）出发，曾经到达三十七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所谓：“联数十国，翕然而归拱”①。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与明朝修好和贸易。
郑和下西洋的前三次，永乐三、五、七年（1405—1409年），其船队均以到达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的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为限，不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后四次，即永乐十一、十五、十九年和宣德五年（1413—1430年），均往忽鲁谟斯（位于波斯湾口霍尔木兹海峡）以远西域诸国。有时分■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今索马里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朱巴）、麻林地（今肯尼亚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和贸易。其中第六次并访问了红海的■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和回教圣地天方（今麦加），画天堂真本图回京。第七次未能至“诸番国远者”，仅“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②。
郑和远航的船队，有舰船六十二艘，水手、官兵、工匠、医生、翻译等共二万七千多人。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容纳一千多人。船上有罗盘针、航海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拥有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的远洋船只。它比西方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要早半个世纪。船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郑和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馈赠当地的国王，或换取各地的特产，并在回国时邀请各国使节来访，为增进友谊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汉、晋以来开始的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与贸易，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已达到空前的巨大规模和繁荣的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地区所难与比拟的。中国人民在世界航运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光辉的一页。
五、明、清实行海禁与闭关政策及西方殖民者入侵后的海上丝路
明、清两代统治者，一反宋、元时期奖励私商海外贸易的态度，先后实行海禁与闭关政策。明朝前期自停止“下西洋”后，官方贸易和“朝贡贸易”也几乎陷于中断，民间对外的私商贸易往来，更是海禁森严。初闽、粤沿海的商人，仍甘冒风险，浮海到东南亚各地进行走私贸易，阴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开放后，福建海商前往吕宋经商的日益增多。
十五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开始东渐，自达-加马于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找到了通向东方来的航路以后，佛朗机人（明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呼）很快便由印度继续东进，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海，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来到广州。公元1565年，西班人占领菲律宾后，为了取得中国丝绸，满足其占领下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市场的需要，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鼓励中国商人前来贸易。当时来自漳州、泉州的商船，每年约有三、四十艘，满载生丝和丝织品停泊于马尼拉。据何乔远著《名山藏》云：“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其久贾以数万”。所谓“涧内”，意为“生丝市场”，也是西班牙殖民当局为便于管理而特设的华人区。
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起航的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开往太平洋彼岸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并转销拉美各地①。回航时运载墨西哥银元，再交换中国的丝绸。
海上丝绸之路新派生出来的一条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新航线的诞生，使一部分中国人也来得拉丁美洲。早在十六世纪，墨西哥城就出现了华人定居的“唐人街”。闽、粤、江、浙一带的海商和破产的农民，不断通过海上丝路漂流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谋生，不少人留居下来世代繁衍，这些人数众多的华侨，对当地经济的开发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闽、渐海上贸易，几乎全部被佛朗机人所独占。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和兰（即荷兰）人又逐渐取代了佛朗机的地位。以后，英、法等国也不甘落后，纷至沓来。中国与欧洲的交通，在殖民主义的逆流中兴起。乾隆年间，清廷重申海禁，海外交通一时受到梗阻，但不久又恢复通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取得了在华开埠通商的特权。随着领海主权的丧失，以及轮船逐渐代替帆船而成为海上航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国的远洋航业，逐渐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以上海、大连、厦门、香港为起点的通往欧洲、美洲、非洲、澳洲、西比里亚和南洋的六条国际航线先后开辟起来。其中除了南洋航路上略有华侨经营的船只往来外，几乎全部为外商所操纵。解放后，帝国主义的一切在华特权被取消，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远洋航业。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为了开拓广阔的国际市场，我国已建立了一支粗具规模的庞大的远洋商船队，与世界各大洲之间进行着广泛的联系。我国渊源最久的对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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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燮：《东西洋考》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粤地条。
②参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藤田丰八：《前汉对于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①②《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
③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页88—89。
④《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天竺传》。
①《后汉书》卷一一八《大秦传》。
②《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
③《梁书》卷五四《扶南传》。
①法显：《佛国记》。
②《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
③马斯欧底：《金草原》卷二，开罗阿拉伯文版，页85。
④《宋书》卷九七《蛮夷传论》。
⑤⑥《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⑦法显：《佛国记》。
①中外学者如丁谦《隋书地理志考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许钰《赤土考》、藤田丰八《狼牙修国考》、高桑驹《吉赤土考》、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等，均主赤土在马来半岛，近陈碧笙《隋书赤土国究在何处》（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4期）提出赤土在今苏门答腊巨港的新见，较为近理，因从其说。
②《隋书》卷八二《赤土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蕃国》。
③同书卷三。
①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蕃国》。
①《伊本-拔图塔游记》第二卷页136。
②《马可波罗行记》中册，冯承钧译本页609。
③《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
④李肇：《国史补》卷下。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市舶司本息》。
③《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立市舶法》。
④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二《江海船舰》。
⑤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客舟》。
⑥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
⑦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①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②《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
①迭戈.G.洛佩斯-罗萨达：《墨西哥经济史教程》，1963年墨西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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