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贪了200多万呢！”
“以前开沙场的那个赵老大就是他杀的
“。。。。。。。”
不能不说小道消息总是无比接近于事实，至少群众更愿意相信那就是事实。原因在于事情更多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更在于人的劣根性——炫耀和随众，消息灵通的“能人”成了煽风点火的推手，唯恐不乱的干柴前仆后继，火势不断蔓延。
据说，没有查证，这是南安乡第一次有正科级领导在任上被拘，而主角又是南岸乡土生土长。不大的地方，三万多人口中倒是十有七八认识或是知道黄胜勇，于是南岸乡热闹了，关于黄胜勇的真实或不真实的故事席卷着这方圆几百公里——蔓延到了邻乡甚至邻县，其活跃程度似乎丝毫不逊于两个月前的那场洪水，因为悲伤的事情远远没有这些花边的演绎要来的精彩。
作为事发地乡党委书记的张绍仪自然是焦头烂额。还好出了这样的事情也起到了警示作用，灾后重建的财、物倒是没有再惹出什么麻烦，经过黄胜勇“大骂”已经回到正轨的灾后重建工作加速推进，三湾村村支书黄胜财也被顺便“斩草除根”免了职务，真是一人失道，全家遭殃。
后来又根据可靠消息，黄胜勇涉案的都是些陈年旧事，与初来咋到的他没有什么关系，让他心情才好了一点。倒是乡长梁远振仿佛打了胜仗，一早到晚挺高兴的样子，惹得本来就烦躁的张绍仪相当不爽，在正式场合称呼了两次“梁代乡长”，让梁远振不知轻重翘起的尾巴灰溜溜的耷拉了下来。至于梁远振是否心生怨恨却不愿意去顾及他太多。
牛岩当地有句话说“再小也是干部。”数十年来，干部因为体制的炼化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在读书人不再享受特殊待遇的今天，在农村社会里作为一个“崇高”甚至“强悍”的存在，从村民小组长开始，到正儿八经的归属公务员序列的乡干部，当了干部就意味着脱离了“群众”的范畴，都口口声声说“群众”如何如何，已然没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一部分。
小到每个月十数斤的低保救济粮，大到几千上万的救灾款，虽然轮不到“干部”想给谁就给谁，但是想不给谁却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善良而软弱的“群众”一般情况下是不敢做出聚集起来到乡政府“闹”的事情来的，没有“惠及”的群众更多的可能是买上两瓶好酒再加上两盒糖果来到村支书、村主任的家里，聊聊家常，再说说困难，实在不行了再许诺钱到手了再返点折扣。他们在坚实的统治和生存的压力之下，从来都是软耷耷，何时敢坚挺的立起来？
另一方面，仍是根据可靠消息，纪委之前并没有在调查黄胜勇，而是突然间收到了匿名举报，且证据确凿得足以采取了措施。
所以，背后一定有人。
而且应该就是领导干部，否则不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
但是张绍仪想不到会是谁，即使根据谁受益最大，谁嫌疑最大的原则，在南岸乡里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嫌疑人。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整个南岸乡就没有一个受益者：
梁远振现在还顶着“代乡长”的帽子，首先他不会节外生枝；
挂职副书记本来就不愿意掺和到乡下的破事中来，一心等着挂职期满回去当他的副局长，他没那动机；
两个副乡长看似嫌疑最大，因为他们最可能接任人大主席，其实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和黄胜勇一样都当了快两届，彼此间有太熟悉，这么点地方，有猫腻岂少得了其中的谁？从他们这段时间慌忙的模样，还有经常往牛岩县城跑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也不是；
其他的副职们、一般干部也不太可能，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谁会干？
虽然想不明白，张绍仪却又在不断地纠缠，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鼻息之下有这样一个危险的人存在。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是除了提醒自己需谨慎小心也别无他法。不过有些事情却是必须提上了日程，从利于他的角度，从利于工作的角度，他准备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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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乡政府大楼四楼会议室，领导班子会议。
“今天主要研究下人事问题。”讨论了些常规工作之后，张绍仪主持着会议：“班子成员出了事，谁脸上都不光彩，在此希望大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黄胜勇的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虽然县人大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乡人大会议却还没有开，党委可以推荐新的主席，但是估计上面暂时也会压着，所以这个职位暂时先不讨论。”手续，或者说程序上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主要还是张绍仪心目中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此时说出来也有引诱的意思——想上吗？看你们表现。
作为新任的党委书记，他对本乡人事问题的话语权是上下心照不宣的。说了不算让你当这书记干嘛？对于他这样背景深厚的书记更是如此。
“大家先讨论下还空着的这个宣传委员、副乡长的职位，班子形成一致意见之后上报组织部。”张绍仪不紧不慢的说着，其他人心思各异的听着。“我个人意见是从现有班子成员选一个人顶上，大家谈谈看法。”
乡镇领导班子会议不像县里的常委会，书记要最后一个发言，因为这一级没有“常委会重大事项议事制度”这些个东东或多或少的限制。从历史和现实上来讲，书记在乡镇是绝对说一不二的。
而且张绍仪的话虽然没有点了名字让谁当这个兼宣传委员的副乡长，其实却是限定在了唯一一个人的身上。两个副乡长当了快两届当然不可能再只是这样挪一挪，他们要么上正科，要么调走，要么当副主任科员去。组织委员刚从别的地方调来，原来是教师，现在公务员的身份才刚办清楚，怎么敢奢望？武装部长除了复员军人没人能补上，南岸乡没有这样的后备干部，而且该部长太“粗”，干不了宣传这样的“细”活。
一数下来便只有人大副主席张博钊。于是数十双眼睛的光彩便忽闪忽闪的有意无意飘过张博钊所作的最末尾的位置，缕缕疑问和羡慕便随着香烟飘散在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
领导们开会抽不抽烟一般要向“一把手”看齐。张绍仪不抽而会议室里烟雾萦绕便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对这个本来是下属的党委书记，其他人从心底里没有那种敬畏，包括此时被幸福和自己呼出的烟雾包裹着的人大副主席张博钊。
“我提议张副主席。”梁远振刚要开口，却是统战委员兼副乡长钟培智依然大声说了出来。这样的人情谁不抢着卖？而且南岸乡的班子会议上从没有按座次发言一说，这是一项极其优良的传统，充分体现着民主在南岸乡已经生根发芽。
凡事先试图推销自己的意志，明知无法改变的就看谁的动作快。灵活是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
一脸遗憾的梁远振马上附议，其他人跟着附议，张博钊的宣传委员兼副乡长职位变成了囊中之物，他原本还故作镇定的面部表情也松动并精彩了起来。
“我提议由党政办主任韦明同志作为人大副主席的后备人选。”一番程序之后，张绍仪继续说道：“韦明同志我有比较深的了解，兢兢业业在党政办做了五年主任，工作上吃得苦，待遇上吃得亏，而且文化理论水平也比较高，经过这些年来的锻炼，已经具备了一名领导干部所要求的能力，……….”
张绍仪一边夸赞着韦明，一边扫描着其他人的表情，除了梁远振其他人都是事不关己的模样。由于乡镇的制度建设实在是太不完善，甚至连班子会议之前，除通知分管领导准备之外，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议题，别说书记的提的人员能不能、该不该提出异议，问题是想帮谁说话都没有提前准备好的人选。
梁远振面无表情的抽着烟，他确实很郁闷，甚至很生气，不过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他不是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原人大主席才是，而且他现在还是“代乡长”，可能当初他这个“代乡长”来得就有点困难，不知道谁又出了“龌龊”，根据妥协后的意思干脆让他“代”到年后的大换届再正式选举为乡长，意思是他还要“代”上半年，看看他的表现。而只要还“代”着，他便没有“挑衅权”。
于是，下午的领导班子会议在张绍仪的“有备”，梁远振的“无奈”，其他人的“无关”中顺利结束。
当晚关于最新的人事变动就像长了翅膀，为全体乡干部以及一些村干部所细知。在别人议论纷纷之时，张绍仪先后接了张博钊和韦明满口感谢、表达忠心的电话，他相信电话之后还会有别的。挂掉电话之后绕有兴趣的开着电视，由于临近国庆，电视里反复着伟大领袖在城楼上的宣言，他没脸没皮的想到：
今天也是一个宣言，他张绍仪是书记，他有权让谁上谁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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