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伦的爹正名叫虞放勋，村子里却都喊他鸭子。年轻时他不喜欢读书，却很好学，只要身边出现新东西或者新行当，他总忍不住要把它学到手。到其他同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学会了杀猪、打灶、捡瓦、吹唢呐、骑自行车、开柴油机等一般农村人都不能做的事。他的勇敢与急功好义也是出了名的。每年春节抽干鱼塘或者夏季涨水排积时，水泵的底阀时常会被杂物堵住，这时，就要人潜入冰寒刺骨或者旋流湍急的水底，去清除。每到这种时候，其他人畏葸不前，而他呢？只要他在场，问题总能迎刃而解。因此，在村子里他是唯一受到普遍敬重的人，不管遇到何种问题，人们总会不期然地说，去叫鸭子吧！
于是，在家伦幼小的心灵里，鸭子这个词一直就是一个光荣的符号。可是，这份光荣也一直与耻辱连在一起。因为他不是爹的亲生儿子，也不是娘的亲生儿子，也不是哥哥家宽的亲弟弟。从很小的时候起，人们就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提醒他，他与光荣的爹、慈爱的娘和宽厚的哥哥不是一家人。他无法改变他的处境：他与他们并非血脉相连，可他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亲人也许从未把他当外人对待，可他总感到他与家人隔着一层。家宽总是象哥哥那样让着他、护着他，可他总觉得哥哥朴实的行为中透着虚伪；娘总是象其他娘疼幺儿那样疼他，可他总是无法忍受娘对他的偏心；爹总是象管教家宽那样管教他，可他总感到爹拿他当传宗接代的工具。他时时小心地掩饰着自己一切真实的情感，这并不暗示他性格内向，相反，他似乎天生爱交际。从很少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和别人打招呼；遇到桂伯挑着箩筐去打米，他就说，桂伯，去打米呀。遇到七叔牵着牛去耕田，他就喊，七叔，去用牛呀。到了上学的时候，他总是在出门前郑重其事地对娘说，妈，我上学去了。而放学后回到家里，他又总是对刚好呆在家里的哥哥说，哥，我上完学回来了。概而言之，正如乡亲们所赞美的，他是一个既礼貌又乖顺的孩子。可是，这个乖顺的孩子，该撒娇时不敢撒娇，愤怒时不敢表现愤怒，快乐时不能放声大笑，悲伤时无法痛哭。渐渐地，他感觉，他的真实情感都象一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畏畏缩缩地，刚一伸出头来又马上缩了回去，因为洞口蹲着一只虎视眈眈的猫。后来，他有时想找到某种感觉，比方说哭，可他就是找不到。
数年前，他爹做了村支部书记，主持在村里举债办了一个木地板加工厂，设备是从发达的广东地区引进的。安装调试时，技术员发现整套设备都是陶汰了的废品，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于是，村里只好宣布新厂破产。在债务处理村民大会上，乡长宣布全村干部、党员、村民按责任大小分摊债务。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村长站起来说，我在村里干了二十多年，结果分到了八千元债。我还不起，只好找根绳子上吊了。沉寂被打破了，人们纷纷议论起来。几分钟后，鸭子站起来说，大家不要讨论了。这些债由我一个人负责偿还，不要大家还一分钱。我说到做到！
就这样，一笔债务的大山压到了这个家庭每个人的肩上。为了迅速还清债务，爹卖掉了开在镇上的录像投影厅，办起了砖厂。从此，全家人便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那时家伦已经上初中了，每逢节日，他必须用最快地速度赶回家，去爹的砖厂做砖、码砖、拖砖、出窑。流汗、流血他都不怕。可是，他厌恶劳作在肌肤上烙下的印记，因为他得顶着它回到同学中间去。他用自虐的态度劳作与学习，心里想的，是如何用劳作磨练自己的意志，然后凭籍这份意志走出爹的***。贫穷与耻辱的***。现在，贫困与耻辱已经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他记得那年腊月三十吃年夜饭时，他家的饭桌上没有一星肉。饭后他注意到，屋前的阶沿上有一块邻家小朋友丢弃的鸡腿。他死死地盯着它，竭力克制着把它捡起来塞进嘴里去的**。随后，他心里就涌起了对爹的蔑视与憎恨。
与此同时，他开始幻想他的生父母，和他自己在生父母身边的生活。可是，他的生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倘若还在的话，他们自身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假如自己能幸运地生活在他们身边，又会有着怎样的不同于现在的感受？他完全想像不出来。可是，他没法停止幻想，只能任由它拖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远离现在的家庭。在家庭事务中，他最恨的就是祭祖，比如，清明扫墓、三十上供、七月半烧纸钱，等等。因为在这些活动中，虞放勋嘴里念叨的，总是请虞氏列祖列宗保佑虞氏子孙后代如何如何之类的话语，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在保佑之列。
读初二的那年春节，虞放勋照例在先天晚上就备好祭祀祖先的供品，家伦却乘家人睡熟后掏出他那件天赋的武器，在每只盛供品的碗里都洒上童贞的祭酒，以致第二天放勋端着供品嗅了又嗅，然后朝他和家宽脸上瞄了又瞄。事后，他暗暗地笑了大半天。可是，报复的快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常的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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