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童时的生活，是在气愤与不平中长大的。
父亲很老实，不善说话，村里有些人常常欺侮父亲，父亲在外边受气，只有回到家里拿温柔善良的母亲撒气，但父亲从不动手，只是发一些倔脾气，以解心头之闷。
记得那一年冬天，村里人发疯似的去抢河套边的柳条通，生产队的马车也被强硬的人霸占，成车的往回拉柳条子，爸爸在生产队当保管员，整日里守着仓库去挣那老8分，我们全家眼巴巴地望着人家那日益增长的柳条垛，再看看我们自己家的小毛草垛，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
当时，我们村偏僻落后，家家户户烧柴很困难，只能烧耙搂，烧茅草，以解粮米之炊。我从10岁开始，就和父亲到野外身背大耙搂柴禾了。能为家里的草垛多添一分柴禾，是我儿时的最大快乐。
面对这砍柳条的旺季，我心急如焚，哀求妈妈答应我上山。妈妈终于答应了，我准备好了镰刀和小爬犁，妈妈为了我煮了两个咸鸭蛋和一个玉米面锅贴饼，我高高兴兴地上山了。
我们家离河套近7里路，对当时仅10岁的我来说，这就是遥远的路程了，呼啸的寒风卷起雪花，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我的脖领里也灌进了雪，风吹透了小棉袄，身子一阵阵发抖，我穿的乌拉鞋里边蓄的是草，踩在雪里咯滋咯滋地响，脚被冻得猫咬似的疼，棉帽子上和眉毛上都挂上了一层白霜，我咬紧牙关，奋力向前走去，拿起镰刀干了起来，汗水湿透了棉袄，渴了吃口冰雪，到晌午时，我把那玉米饼和咸鸭蛋吃了下去。
我把割下的柳条子装在了爬犁上，用绳子捆结实，高高兴兴地奔向回家的路上，可哪里想到，那爬犁像生了根一样，怎么拉也拉不动，我好不容易才把爬犁拉到大道上，在硬雪地上行走还轻快些，可是没走几步，就气喘嘘嘘了，胸口像着了一团火，头上的汗像水洗一样，我走几步歇几步地向前奔去。
我们住的东屋邻居，有钱有势，占着一辆大马车，又拉了几个帮手为他家割柳条，那个外号叫大阎王的，手拿大鞭赶着四匹马拉着满满的一车条子，车行到我跟前，我急忙让开了一条路，他狠狠地甩了一声鞭响，大车呼哨而过。
我来到家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妈妈心疼得流下了眼泪，连声说：“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看你拉这么多，累坏了身子一辈子的事，行了，明天可别去了，反正咱柴禾也够烧……”
妈妈唠叨个不停，我心里却是喜滋滋的，这一小爬犁柳条卸下来，放在院子里，显得挺大一堆，我的饭也吃得特别的多。东屋邻居，收音机以极大的分贝播放着音乐，干活的人端着酒杯吆喝着，在我们村平时能喝上酒的人家太少了，父亲只能在年节时]喝上几杯。
第二天我还是照样出发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妈妈常常是迎到半路来接我。
有一天，我的爬犁坏了，我硬是拖着坏爬犁，把柳条拉回家里。
我们家的柳条垛终于长高了，一看到这柳条垛，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后来传出一条消息，说是公社不让了，割柳条是破坏行为，上级要没收，村里人开始到处藏柳条，有的用雪埋上，有的用柴草盖上。我不知如何是好，和父母商量如何隐藏。父亲倔脾气上来了，一再埋怨说：“我早就说过，挨这个累干啥，和人家比，那还能比得起，这回怎么样？”
妈妈生气地说：“你别唠叨了，值着你啥也值不上，死熊，受人欺负的命，孩子拉回来了，你还叨叨个啥？”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猪圈是个不显眼的地方，把柳条子藏在猪圈里，也许能躲过劫难。
邻居家没在乎那一套，大垛的条子明晃晃的摆在院子里。
这个消息果真成为现实，他们的搜查令我奇怪，有的明摆着的柳条垛，他们像没看见一样，一走而过；有的尽管藏得很巧妙，还是被查出来装走了；有的女人出来又骂又吵，躺在马车前边撒泼，他们也只好作罢。
他们来到了我家院子里，到处查看，终于发现了猪圈里的柳条子。于是，我那一身身的汗水，一天天的企盼都被他们搜去拉走了。
邻居家的大柳条垛分毫没动。
我木然地站在院子里，这一晚我没睡着觉，我想了很多，很多，我一直没明白。
30多年过去了，我参加工作并当上了领导干部，后来我听说村子里，那些比父亲年岁小得多的人，都相继过世了，听说邻居叫大阎王的一只眼失明了，后来又得了脑血栓去世了，而父亲虽70多岁，身体硬朗，还能干活。
我明白了很多，无论从身体生理上，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我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昨天，也许没有父亲和我及全家的今天。
但我掌握一个宗旨，任何时候都不能欺侮穷人和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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