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时，在电影院看的《南京！南京！》很震撼，昨日在电脑上重新看一边，这次震撼少了一些，但却多了几分遗憾。
作为新一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硝烟和战火，一直安逸的成长的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
有时候想想，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手里玩着PSP，耳边听着索尼，却老随着人云亦云，喊着抵制日货，小日本滚蛋！
民族情节我是有的，对于日本人在二战时期的禽兽行为，对于日本人抹灭那段历史，是个中国人都会愤怒。
可是除了愤怒我们不应该想些别的，做些别的吗？
日本人侵略中国，固然是日本人的错，可是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中国强盛，或者说中国人自强，日本还能这样肆无忌惮的侵略吗？
在《南京！南京！》我看到一段，就是刘烨带着仅有的残部与日本人进行巷战，这样的情节令我很兴奋，因为我起码看到了中国人在失败后，敢于拿起武器与日本人做最后的死站，这样难道不比待在安全区等死的好吗？
可惜他们寡不敌众，最后还是失败了，日本人固然可恨，但是更加可恨的是出卖南京的国民党高层，如果不是他们下令放弃抵抗，提前撤离到重庆，日本军队能这样肆无忌惮的长驱直入，日本鬼子能如此舒畅的**，杀戮我们的先辈们。
看着那些令人发指的兽行，我突然想到了斯大格勒保卫战，同样是德军入侵，但是苏联军队在失落城市后与德军进行了顽强的巷战，虽然也是死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保卫了他们的人民，赢得了胜利。
对比南京大屠杀，我们难道不为我们死难的先辈们感到不值吗？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伸着脖子等别人来抹与殊死搏杀是两种性质。
我们应该为那些有骨气，敢于在失败后进行殊死搏斗的人们骄傲，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那些坐在安全区，睁大眼睛等待日本鬼子屠杀的国民党军人。
拉贝只有一个，沦陷的人却有几十万，拉贝不是神，他救不了我们。况且日本侵略的是我们，不是德国，我们应该自强，应该自救。一个出于人道主义的纳粹分子都能够站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
历史追究已经过去，过多的谈论也没有丝毫意义！
有人说反日情节，就要从抵制日货开始，搞夸他们的经济，殊不知中国尚有许多日资企业在聘请着中国员工，日本经济垮了，难道中国就没有影响吗？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日本科技是很发达，我们一味的抵制，有效果吗？美国人尚在用着日货，难道美国经济不如日本？
什么事都有着两方面，日本的错，日本鬼子的禽兽行为，我们应该紧记！这是我们最好的警钟！
但是日本科技的发达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能做的就是应该学习日本高尖段技术，进行自主的创新，不应该一味的抵制，闭关锁国已经让我们吃了大亏，只有在开放的潮流中我们才能壮大。
日本难道不是从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最后创新超越的吗？
我们应该清楚这些。
日本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同样能做到。
有人说日本人聪明，民族意识顽强，我只想对这样的话说：扯淡！
中国人是日本人的老祖宗，中国能创造的文明，他们能吗？中华民族屹立了5千年，他们有吗？
虽然我们现在落后了，但是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超越日本的，记得，华夏是他们的老祖宗！他们意识中有的，我们有，他们意识中没有的，我们照样有。中国人才是最聪明的人种！
以上皆是我看过《南京！南京！》发的牢骚感想！仅代表个人观点。
以下的是关于拉贝的介绍，凑字数所用，感兴趣的可以观看。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拉贝日记》就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www.xiaoshuodaquan.com)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在今天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内），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真实的拉贝
约翰•拉贝，英文名John•Rabe，二战时他有个中文名字叫“艾拉培”，南京人民写给他的感谢信中，对其使用的是后一种称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
历史题材的一直都是票房毒药，只要想到与历史、战争有关的电影，难免就会认为乏味就好像是条件反射，但是《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一个德国人——约翰•拉贝，这个德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拯救25万中国人的事迹再次震撼了国人。在商业大片泛滥的时代，战争、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振奋人心，张艺谋也将拍摄《金陵十三钗》，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抹不去的伤痛，在生灵涂炭的年代拯救国人的国际友人成为中国电影新热点。
在《南京！南京！》中的拉贝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实际上，他在56岁时回国，怎么会是老态龙钟的形象？拉贝在南京为中国人所做的一切被一笔带过，电影站在日本军人的角度思考这次战争，对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英雄轻描淡写，在整部电影中浓墨重彩的是拉贝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何努力，拉贝只是徒有其名，无疑对拉贝的功劳是一种埋没。
纳粹的身份
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约翰拉贝，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一度很受尊敬。他1908年就来到了中国，1919年甚至还数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驱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也对德宣战，而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的身份则异常尴尬，才被迫回国休整。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打着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这段时间他受到重点监视，怀疑他多次来访中国有着其他的隐藏目的，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权益之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行迹特殊的人”。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以及要员们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镶入日本军界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日本人在历史书上给他扣了个纳粹间谍的帽子。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莫名质疑，很多文字资料都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原因在于，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活菩萨”
1937年的冬天，国民政府败退并撤离，南京宣告沦陷。一时间，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拉贝是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很多人认为跑都来不及呢，回去趟这个浑水干什么，但拉贝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坚持留下。在日本飞机整天疯狂轰炸南京城内每一处目标时，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所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当即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百姓涌入，在纳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奉养起了他们，让每人都能在这个死亡了的城市里尽情咀嚼着生命的味道。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活菩萨”，他成了这个无比黑暗的城市里最后一盏仍旧燃亮着的明灯。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日夜奔忙，竭尽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迹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如他带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南京街头，用照相机拍摄下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并在1937年12月26日时，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佐尔格的手上，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将这些文件交到德国政府高层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视，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虽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身为前苏联秘密特工的佐尔格还是将这些资料复制了几份，交给了德国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府那里才得以保存。
凄惨的晚年
1938年二月份，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开始恶化，而且，由于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以及他对日本暴行的不断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对拉贝召回，接受质讯。拉贝最终在将难民营托付给马洛、沃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后便回了国。
在回国之后的不久，拉贝被党部的人调查，并封锁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拉贝没有接受警告，陆续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演讲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在遭到军警驱逐后仍旧坚持抗争，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确认无太多罪名可立之后，他又在家中被软禁，被特工监视。后来，在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化之后，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执拗地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监狱。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后，拉贝被暂时性释放，但仍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但却没有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并审查他了之后，前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极为危机的地步，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会被释放。但他入狱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还是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圆，才将他赎出监狱，恢复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贝的晚年十分之凄凉，在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他所做的，所写的，所成就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部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拉贝日记》精彩文摘
１９３７年日记九月日记(1)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
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9月19日、20日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战时日记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
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是的——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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