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美红
“你总是有着一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你已经狂奔而去。”这是两年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想去北京发展后的一番感慨。那一年我正好30岁，到了女人成为豆腐渣的年龄。
我把两岁多的女儿扔给了先生，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2001年10月15日，我终于坐进了中央电视台办公大楼里，开始一周的新员工培训。那一刻我恍然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我第一次坐进《齐鲁晚报》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份傲视天下的轻狂挂满了眼梢嘴角，然而，青春不再，我的心学会了平和，学会不因物喜不因己悲。但我仍然是高兴的，为自己终于按自己的意愿做了喜欢的事。
至今仍有许多朋友不理解我和先生的选择。在老舍笔下有着美丽冬天的济南，我们一起渡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又一起构建起美满的小家，房子有了，孩子有了，事业也不能不说是小有成就，先生已经做到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主任，而我也是一家排在全国晚报前五名的报社的最优秀记者之一，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在最初来北京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借住在先生的一位朋友家中，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想孩子，又想他，精神上的痛苦非言语所能及，而每天一早拼命挤上公交车，咣当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的折磨也让我曾经一度犹疑，我这一步走错了吗？先生找工作一波三折，更让我心力交瘁……
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有时，先生慨叹闯京城不易，而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艰辛。即使在他奔波着连换两三家单位的困难时期，看他忍辱负重的样子，我还会苦中做乐，开他的玩笑，“老先生，这回你可满足了吧，别说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连明天你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了。”因为来北京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先生所说，在济南我们可以把自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退休后的生活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这样的日子即使前面繁花似锦，于我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曾经写过一卷散文《走在路上》，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当一股强劲的风扬起我的头发的时候,我知道地铁快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瞬间，惶恐，犹豫，又一点点坚强和自信，就像第一次我来到北京，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的一样，许多种感情交互混杂在了一起，在我的心头柔柔流动着。”
其实，我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上大学前我一直非常忧伤自闭。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所向披靡，令许多男生咬牙切齿，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脆弱、自卑与敏感。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姐妹众多，我就像一株生长在荒野里的小草自生自灭，而学习成绩是我用来捍卫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
1989年，我以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很多大学都减少了招生，特别是文科生的名额。我所有的志愿几乎全是远在他乡的政法学院，然而，一纸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击碎了我所有的梦。
至今难忘握着通知书绝望而泣的那一刻，而不久后得到的另一条消息更让我对世界彻底失望了。当年学校惟一的省级三好学生的名额经校长会讨论给了我，但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却被一位在市教育局里的实权人物偷梁换柱调包给了他的妹妹——我们高中理科班的一位女生。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消息后去找区教育局长，却被威胁，如果再闹，怕是连录取都可能受到影响。在那个一分之差就可以刷掉一批人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被毫无道理地夺去了加二十分的机会。
曾经哭过、闹过、挣扎过，我并不想上这个大学，我要再考一年。但一切谈何容易，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供养四位老人和全家，妹妹还在上学，几千元的复读费应该是个不小的负担……我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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