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轩大致与宋缺、祝玉妍为同时代人物，年纪当相去不远。宋缺称自己年轻游历时，杨坚刚刚代北周自立，杨坚以隋代北周在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是时宋缺尤未成名，年方二十许人，由此可见石之轩应出生于公元560年前后。
时为南北朝末期，庶族官吏把持了实际权力，篡位权臣四起，多少皇冠落地，而每一次的政权更迭，都不知要有多少门阀世家破家毁身。是以在这等顷刻兴亡过手的年代，门阀大族已不复昔日荣光，在这等时代，大概石之轩的授业恩师根本无需亲手举行“斩俗缘”如此烦复的仪式，他所需要做的，或许只是在某个残阳似血的黄昏，向某个坐在满地尸骸中啼哭的婴儿，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
花间派的规矩是花间传人至迟在二十八岁时，要接受上一代传人以全力出手的“花间十二枝”相试练，但以石之轩的天赋，通过试练的年龄应当远在此岁之前。是时至多在隋代北周之初，天下尚末一统，乱世尤末终结，石之轩甫登武林，应当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
在那个时代，魔门的直接对手是只佛道两家，其余武林各派多半只是袖手中立。
慈航静斋自命代表的白道武林，真正完全的同盟者不过是净念禅院、四大圣僧外加一个宁道奇。
是以在南北朝末世这样一个国无常国、君非常君的动荡时代，还没有足够觉悟及实力主动卷进江山之争的魔门诸派其实还是很悠然自在的。
当时魔门的新一代接班人祝玉妍，当时最忙的并不是准备什么道魔之争，更不是江山之战，反而是很尽本职地周旋于宋缺、鲁妙子、晁七杀、岳山等黑白两道的顶尖人物之间，哪里还有什么正邪之辩，哪里还有什么门户之别。祝玉妍的年轻时代，恐怕更多的是花前月下，说不尽的旖昵风光，俨然是社交界新绽开之一朵光彩无限的交际花。
花间传人石之轩，就在这个时候，带着几分忧郁，带着一身的骄傲，施施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还未曾学习补天阁的心法之前，他或许是如候希白一般笑容可掬，善画嗜酒的风流才子，但他却有一种气质是候希白永远都不可能具备的，那就是石之轩那一份流淌在骨子的桀骜不驯，那一份永远不甘居于任何人之下，哪怕一个人面对整个天地，他也不会挑一下眉的桀骜不驯。
孤独几乎成为石之轩给人的最深印象，而石之轩的孤独感，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他心中那份深深的骄傲。
花间传人在两派六道中的尴尬身份，任石之轩再天纵英才，其成就仍然无法超越本派承传心法的限制，于是心比天高的石之轩不得不承认花间一脉在两派六道中成就不外中流，这样的现实难免会让他有些忧郁、有些不甘，有些愤世嫉俗。
祝玉妍修习的是《天魔策》中仅次于“道心种魔**”的“天魔功”，是代表两派六道的魔门新一代接班人。而围绕在她身边的，更都是中原武林一代俊彦。石之轩虽然未必会输给他们，但至少如宋缺、鲁妙子之流，自也会给他造成颇大的压力。而他所修习的功法，在先天上便要输给祝玉妍一筹，花间派的地位，也自一直被阴癸派压着一头。
任何一个正常男人，恐怕对于自己心仪的女子在各方面均超过自己，也还是会有些心结。更何况在斯时斯景之下，更何况石之轩是一个如此骄傲的男人。
石之轩为何能顺利成为补天阁的传人，这其中固然是有石之轩个人条件的因素，但从后来石之轩又将传人又复拆成两个可以看出，以一人承袭魔门两家之长，在魔门之中亦实属特例。若当时石之轩没有身为两派六道之首的阴癸派接班人的祝玉妍首肯乃至暗助，恐怕也还是要掀起不小的波澜。
是以当石之轩学成补天阁的功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后，相信祝玉妍会觉得已经等到了自己的幸福，于是她根本不顾当时自己正面临修习“天魔功”最上一层心法的机会，在花丛间，竹林下，两个有情人终于合而为一，仅从这一点看来，便可以知道当时祝玉妍痴情的程度不但甚于婠婠，甚至更甚于石清璇。可惜的是，相信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遇合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大唐》中在石之轩与祝玉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祝玉妍曾提起石之轩：“气死师尊”，这个当时阴癸派主的极端反应实可见当时阴癸派这个娘家对于石祝之恋所抱的态度。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祝玉妍正如日后的师妃暄，身上承寄了太多东西，虽然此时魔门尚不敢以江山为念，但祝玉妍这朵名动天下交际花无疑是魔门对外的一扇最佳窗口。
阴癸派主不知倾何等心力才培养出祝玉妍如此人物，石之轩虽然人才难得，但阴癸派主又怎能任由这座堡垒就这么被从内部给攻破了。是以我们想见当阴癸派主眼见着自己的得意弟子马上便要达成自己毕生的希望时，却被如此无情地粉碎，那样的打击，实在出乎于她的心理承受之外，其就此殆然长逝，实非无由。
阴癸派主的死将给祝玉妍带来多大的打击与压力，我想如何猜想都不过份。这个时候的她，在世上唯一可以依靠诉说的，只怕只有石之轩一人，而最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石之轩自身却又出了问题。
补天阁与花间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路子。花间派讲究生气盎然，从日后候希白的纵酒狎妓的潇洒生活中略可窥见花间派生活方式之一斑；然则补天阁所研究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杀技，一个真正的杀手，必然要冷漠，要无情，要离群索居。
侯希白曾说石之轩将这两派的功夫比喻成两个相反的车轮，这“如车轮”颇具象征意义。在各种心理学流派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以一个完整的圆来表现个体人格的心理轨迹，而一个人心中存有两个性质相同而位置相反的“车轮”，其实可视为石之轩身中具有两个各自圆成的而且截然相反的人格的象征。在一个人如何出入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上，石之轩无法应对，由此而患上了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如果石之轩曾经详细地将这番缘由解释给祝玉妍听，恐怕两人间的关系也还不至于走到日后的地步。无奈石之轩的骄傲让他觉得这样的症状难以启齿，也可能是他太过自负了，总觉得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到时再回头来寻找祝玉妍也还不迟；更可能他当时正受着补天阁行事方式的影响，于是他在不知道祝玉妍所面临的困境的情况下，就此选择了飘然远去。
我们实在很难以想象，祝玉妍在满怀着绝望与希望交揉的复杂心境下，推开石之轩那扇柴扉时，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那将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她师傅所预言甚至是诅咒的一切，似乎在这一刻都实现了!
一切都是假的。
那个男人只是在欺骗她的感情，在觊觎魔门的霸业。
相信在那一晚的泪水与狂笑中，祝玉妍从此再不会相信人世间任何感情。《大唐》中她的口是心非，心狠手辣，都可以在这个夜晚找到痕迹。
同样，石之轩的生活必然也是极端坎坷的，不管是人格分裂造成的折磨，或者是要如何想尽办法投身入四大圣僧门下，其需要的都不是一般的耐性与考验。然而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天份，一步步地达成了目标。
隋唐佛教直承魏晋而来，无论是三论宗说“真俗二谛，八不中道”，天台宗讲“一念三千，三谛圆融”，还是华严宗以“法界缘起”喻世间法，道信大师阐发“一行三昧”之说，其主旨均深受般若空观与龙树中道论的影响，宣说缘起性空之学。以现实世界的万象万法尽为虚妄，唯有法性真如为真实不二法门。是以对石之轩来说，体悟并认同这样的思想，也就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过是自己应对世界的外相，决定自己的这个人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在于自己的心。可见石之轩的解决办法，就是成功地将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完全融冶于一心之间。
可以想见石之轩发现自己成功地将吸化了两种不同的心法，从而成就再不在天下任何人之下的时候，那种兴奋莫名的心情。以他的性格，这些年恐怕早已藏得厉害，憋得厉害，此时神功大成，他再不需要掩饰什么，只是他恐怕也没能料到，原本慈眉善目的四大圣僧，满口万般皆是幻的，能在转瞬间换上一副嘴脸。
其实我们不妨细想想，那四位年近百岁、修养有素的大德高僧，在这件事上大动无名，竟不惜亲开杀戒、千里追踪，所要追回的难道是那本应视为皮毛外相的所谓武功？这肯定是说不通的，毕竟石之轩入门日浅，也不可能同时拜入四人门下，更不可能尽得真传。是以石之轩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恐怕更多的只能是佛法义理，而不可能是什么秘传神功。而如果说他们此举是为了卫道伏魔，那就更说不过去了，莫说祝玉妍、婠婠先后横行江湖，甚至安隆都公然把生意做得如许之大，四大圣僧连安隆胸口上的太极印都**到了，却是听之由之，可见“卫道伏魔”实在只是一句华丽的广告语，当不得真。
然而石之轩所学去的那一番佛家义理，不正是一切佛门子弟所想向一切人普及的么？自竺道生以来，“一阐提人俱有佛性”的论断渐已是佛门通理，那么为什么石之轩这样恶迹未彰的人，读佛法而有所得，这四大圣僧却不但不欢欣鼓舞，反而杀气腾腾呢？他们一心想追回来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佛家与魔门斗争的本质上讲，才能看得明白。
佛家与魔门之争，实质上是两种宗教思想的斗争。差别只在于佛家是成型的宗教，其理论体系十分完备；而魔门则是未成型的宗教，他们的思想驳杂烦复，却缺乏整理。
在数百年的争斗中，双方对于对方的武功恐怕多少已经有所了解，然而这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头等大事。正如两个相互竞争的贩毒团体，某次被对手抢去一批用来保护毒品的军火，虽然也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损失总还在可承受范围内。然而石之轩的这次卧底行动，盗去的却不是军火，而很可能是练制毒品的秘方，甚至毒品销售渠道的秘密，这自然由不得四大圣僧不撕破老脸，火力全开，务求把这个潜在的可怕对手扼杀在摇篮之中。
从后来婠婠、候希白乃至石之轩对寇、徐等人对于魔门思想的阐述，可以看见魔门在制造精神鸦片上的工艺上接受了佛门的启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石之轩重归魔门后，魔门从此之后掌握了佛门推广自己思想的销售渠道的秘密，那就是自道安、慧远一脉相传下来的那句不二法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如果转换成现在的语言，那就是依附甚至掌握国家强制力，才是推广思想的最大保障。
然而当时的石之轩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当他成功逃过四大圣僧的围击，并在这场游击战中领悟出天下无双的“不死印”加“幻魔身法”时，其志满意得的程度，恐怕实不啻于得中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于是他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地回到他的“家”去寻找那个在印象中应该是一直在苦苦等待着他祝玉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幕改变他一生的人生悲剧。
祝玉妍与石之轩一样的骄傲，一样的执着，在她认定了自己上了石之轩的当，甚至害死了自己的恩师的时候，她到死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这个念头。或许是出于对门派的补偿心理，她此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门派利益的角度出发。鲁妙子一直认为是先前没看清祝玉妍的本质，他却不知道是祝玉妍从此之后性情大变，她先是夺邪帝舍利重创鲁妙子，尔毅然决然地跟岳山诞下一女，我想这一方面是修习天魔**的需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她想彻底地断了自己对石之轩的想念。
可以想见，当满腔欢喜的石之轩重见祝玉妍时，人面仍依旧，世事已全非。昔日暖语温存的红颜知己而今却只余下满心满眼的杀气与仇恨，甚至她早已投入别人的怀抱，还心甘情愿地为那个各方面都完全不如自己的岳山生下了一个女儿。而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祝玉妍与石之轩的骄傲，都决定了他们都不会主动向对方做任何解释。
我们已无从知晓他们之间究竟有过何等层级的冲突，或许只是石之轩大笑而去，或者是祝玉妍出手击杀，总之任何的举动都只能让缺乏沟通的两个人之间误会重重加深，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境地。
但是石之轩的麻烦却远不止于此，四大圣僧虽然让他自四人合围中飘然逃去，但收拾他的心却不可能就停息。在请来宁道奇与石之轩的两度交手却难占上风之后，他们很迅速地调来了原本用以对付魔门新一代接班人的秘密武器，也就是慈航静斋这一代的传人，那位同样与着许多武林俊彦有着说不清关系的碧秀心。
碧秀心恐怕从来未曾意识到自己这趟任务的危险性，毕竟她以前从来未曾遇见过如石之轩这般视理法为无物的狂生。岳山对她敬大于爱，宋缺、李渊出身高门大阀，而且属于主流阶层，正是礼法的维护者。是以在碧秀心面前，恐怕拼力表现的都是自己修养的上半生，而不敢稍稍流露出男儿的本质。
然而石之轩却不然。
花间派的心法本就是追寻“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至境，这一点可由以后候希白叙述中看出来。此时他对祝玉妍已经可谓爱恨交集，恐怕还因此对女人怀有一份报复之心。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各方面与祝玉妍若有神似的碧秀心，他心中那份复杂的情感，转瞬间投射到碧秀心身上，并非是无迹可寻。
碧秀心的身上，与祝玉妍有着太多似是而非的相同性。比如同样地国色天香，比如同样地神秘莫测，比如同样地周旋于黑白两道顶尖的人物之间。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魔门与慈航静斋的接班人，本身就是两大宗派在江湖上的一扇窗口，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广告效应。两大宗派的目标客户相同，其广告性质上自然也相差无几。当然，正如肯德基与麦当劳一般，不管性质如何趋同，总是要强调自己的企业文明不同。阴癸派的企业文化自然是承自自身祖业的妩媚勾人，而慈航静斋的特殊包装则是宋缺所说的言行举止如仙子般的“仙化”。
这种“仙化”对于男人而言，尤其成功男士而言，恐怕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见石之轩与碧秀心初遇时，为何会有如此大失常态的做法，碧秀心的一切，都会隐隐让他想起潜意识深处的那个红颜；碧秀心的“仙化”对他而言，则有着不啻于制服诱惑般的刺激；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在和尚庙里呆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男人!
于是一切如此地顺理成章，于是一切如此地水到渠成。
当然这一切相对于碧秀心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感觉。以她的功力，与邪王那一战想必也是灿烂无比。以黄易对高手过招的正常描写来看，这一战必是心理、辞锋，无所不用其极。而邪王刚在四大圣僧处进修归来，禅机义理，只怕殊有不减于碧秀心之高明处，这种渊博本身也是男性的吸引力之一。更有甚者，心理的交锋直如心与心的交流，石之轩那种刚刚失恋后略带悲伤忧郁的气质，必然一览无疑地呈现在碧秀心面前。当然，爱情本来就缘于那种盲目性地燃烧与炽烈，他那种直取本质，单刀直入的赤祼祼的求爱方式，更是初涉江湖的碧秀心根本无法招架的武器。于是在那一场大战之后，邪王不但赢了碧秀心手中的剑，更赢得了碧秀心的一颗芳心。
当然，碧秀心本身也是具备吸引邪王的一切条件。无论是她的容貌、她的学识，她的医术，或者是她那令人浑忘尘俗的笛艺，都足以让此时一颗心百孔千疮的邪王沉醉于幽林小筑的二人世界，全然忘却小谷之外的悠悠岁月。
如果换一个身份，或许他们将是千古称羡的神仙眷侣，然而门第间的差异哪怕到今天都还是影响着婚姻的重要因素，又何况在那一千余年前的时代，又何况，他们两个人的身份是如此的特殊。
另外，生活也断然不可能是完全的风花雪月，石之轩与碧秀心的二人世界中也容不下另一个仆人，于是如何应对琐细而具体的日常生活，恐怕对于一向自在惯了的邪王与碧秀心，恐怕也是一大考验。我们实在难以想像，邪王与碧秀心要如何决定谁来做饭，谁来采购，谁来洗衣服，谁来倒马桶……
我不知道在石之轩心性修为的严重下降中，被烦琐生活的困扰的因素占了多大的比重，但影响是肯定存在的。毕竟佛门心法的圆融无碍，在很大程度与佛门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哪怕日后讲求“见性成佛”的南宗禅，也要以“农禅合一”的丛林清规来约整心性，而今走进婚姻围城石之轩，再难将心保持在于世间一切无住无碍的境界，那两种人格的影响不免又要隐隐发酵。
当然，如果让石之轩继续与碧秀心过着王子与公主的幸福生活，那花间一派的讲究情趣的生活方式终将占据石之轩的全部身心。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段生活使得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石之轩都难以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回补天阁的道路上来。但无奈的是，他们的阻难却远远不仅此而已。
石之轩与碧秀心的这场婚姻不但慈航静斋不可能同意，魔门对此恐怕多半也抱着疑虑的态度，这一点从安隆日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祝玉妍出于骄傲，或许对此不置一辞，但那位历来崇拜石之轩的安隆，恐怕对此是曾死谏过的。阴谋论、陷害论，恐怕是魔门对此流行的说法。石之轩对之想来只是一哂，但他如此敏感的人，恐怕潜意识里也难免会对自己与碧秀心间的身份认同产生疑虑与裂痕。
而代表碧秀心娘家的佛道二门，对于这件事更是难以容忍。只看多年之后师妃暄仍然将这件事情实质上有利于佛道二门的事情定性为“舍身饲魔”，便可知慈航静斋对于此事的态度如何。而碧秀心娘家人的这种态度，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石之轩骄傲而敏感的心。
这个时候，石之轩仍然是珍爱着碧秀心的，他甚至还跟碧秀心留下了爱情的结晶，这事实上也可见他与碧秀心对维持这段婚姻的努力。
如果没有外逆横来，或许一切就会这么平静下去。然而此时，却又发生了一件令石之轩自尊心大受伤害的事情，那就是慈航静斋的金牌打手宁道奇再次打上了门来，并且借着石之轩心绪烦乱的时候，胜了石之轩一招。
一个长久以来被娘家人看不起的姑爷，被娘家人打上了门来，而他居然还棋差一着被娘家人给打了。此情此景，对一向眼高于顶的石之轩而言，实在是不知情何以堪？
后来师妃暄说起邪王此次不敌宁道奇时“逃遁而去”，这实在是一个颇堪玩味的字眼。如今的邪王与往昔不同，他已经拥有了一个家。是以邪王此去，宁道奇或者说慈航静斋不加追击，绝对不是找不到邪王所在，恐怕多半还是抱有顾及碧秀心面子的意思。
而这一点，只会让邪王更难受。以邪王的高傲，他绝不容许自己托庇于女人之下，哪怕她是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只好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如果认为邪王的离去，只是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想去填补什么心法上的破绽，未免把邪王忒也小看，更实在难以解释邪王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为何修为上毫无寸进，反是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西域上面。
当然，站在慈航静斋立场上的后世史学家评说邪王的这次离去的时候，无疑是拿着阶级的放大镜，用最匪夷所思的恶意来揣测他的用心与动机。然而当我们把邪王还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我们很可以明白这样一个被娘家人羞辱过的骄傲男人，此时心里所急需的事情，恐怕就是向自己最爱的妻子证明自己的价值，虽然可能在他妻子的心里他永远是最好的，但向妻子、向娘家、向整个天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同样是一个丈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这将是妻子最大的幸福与骄傲。
所以石之轩走了，他的骄傲同样使他没向碧秀心做太多的解释，但是他却把自己最高的成就留了下来，那就是集佛魔两家大成的“不死印法”。
在《大唐》中提及此段经历的人，居然大都众口一声地称石之轩此举意在害死碧秀心，我实在不知道是怎样心肠的人，才能想出这种诛心之论。以这样的心态来揣测一个丈夫给自己的妻子留下的最后礼物，实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上面的分析，注重的是石之轩的向度，然而我们也应当明白，碧秀心是与石之轩同样骄傲的人。是以《大唐》中师妃暄提起碧秀心看《不死印卷》而自缩短寿元时，说的是碧秀心惮精竭力也想不出“破解之法”。但是难以断言在碧秀心数十年如一日地对不死印的研习中，是否包含着这种情绪的驱动，然而我想这应当也是一种合理推断。
《大唐》中对于碧秀心的政治智慧没有太多的评价，但以梵清惠与师妃暄的水平来评断，碧秀心的政治觉悟也自可想而知。以石之轩的聪敏，在经过了对这多么些年来斗争的反思，又与碧秀心相处这许多时间以后，此时的石之轩，已经理解了四大圣僧所最不想他学到的事情。这个时候的石之轩，所追求的已经不再修为上的提高，他的胸中，已经有了一个天下。
天下太平是碧秀心乃至慈航静斋的除了天道之外、甚至可以说是高于天道的另一个核心信仰。于是石之轩就要证明给她看，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实现她们的梦想。
石之轩走出幽林小谷的时候，应当是隋炀帝刚刚即位的时候，经文帝数十年积累，此时的大隋国富民强，一片升平盛世的气象。但石之轩却凭借自己超人的洞察力清楚地看出这个表面上一片繁华的国度所面临的最重大威胁所在，于是他借用了可能同为魔教某个流派的“裴矩”这个身份，接受隋炀帝的任命，一头扎进了西域。
从《大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阶段裴矩所从事的活动，书中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前有邢漠飞指责裴矩令其国破家亡，后有师妃暄说他意图分裂国家、祸乱天下。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可以算得上是正统史观。关于裴矩的事迹大抵见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在这几本由唐、宋史官编成的史藉里，对裴矩经略西域，以及后来与隋炀帝征高丽一事大抵持批评态度，这一历史观的影响直至现在。
然而与此相矛盾的一个事实是，唐代几乎完全继承了隋炀帝时期的西域政策，不但对西域各民族分而治之，甚至经略西域时先取吐谷浑的步骤都与隋炀帝如出一辙。而唐太宗、高宗两朝亦相续大举征伐高丽，乃至唐太宗临终死，尤以未能平高丽为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想我们有理由对裴矩，或者说石之轩，在这一阶段的事迹进行重新反思。
唐代史官之所以对此持批评态度，原因应该有二。第一，唐代初期，检讨隋朝施政得失的自觉占据了思想界主流，唐代史官在汲汲于以隋亡教训为鉴，作此论时不免以成败论英雄；第二，不管是经略西域，或者是远征高丽，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高度来加以考察，唐代史官习惯了以大唐为天下之中，其立论庶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偏。
自班固在《汉书》中以“西域”立传之后，历代的正史均立《西域传》。尽管各朝代的西域所指代范围各有不同，但是否能平治西域成为历代皇朝强盛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却是毫无疑义的。
西域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取决于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原因。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无法发展出有效的农耕文明。游牧只能是靠天吃饭，于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时间的灾难与迁徙中不断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向南方进行掠夺与征服，二者在斗争中不断融合，这才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所以在隋唐之际，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间的斗争，是有着其不得不尔的深刻原因，将突厥对大隋的攻伐说成是憎恨裴矩的挑唆，实可谓是倒因为果。
突厥人原本只是柔然治下的一个奴隶部落，但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时，突厥与西魏开始结盟往来，从此后走上了争夺草原霸权之路。在此后数十年间，突厥人横扫草原，灭国无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超级草原帝国。突厥的强盛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时还处于南北分裂中的中原大地，以致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争相向突厥人纳贡示好，以免腹背受敌。隋的前身北周亦饱受突厥欺凌，北周武帝甚至不惜迎娶突厥木杆大汗之女为后，而让他自己的原配窦氏退居侧室，其卑躬屈膝的程度一致于斯。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退让更加剧了突厥人的气焰，以致于到了佗钵可汗的时代，其竟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可见此时突厥人自认为其对于中原已经是类似于太上皇般地存在了。
但中原王朝的隐忍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隋文帝自认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北方，而且大隋国力日盛，是以随即切断了对突厥的财物供应。突厥为之震怒，当下全力南侵，全面突破长城防线，隋军尽起精锐相抗，却仍被杀得节节败退。突厥人纵横千里，所向无敌，直至隋将达奚长儒率两千隋军与十万突厥军在周桀拼死一战。是战隋军将士昼夜拼斗，血战三日，士兵手中武器全部损耗殆尽。隋军士卒赤手空拳依然毫不放弃，没有武器便用拳殴击，军士手皆见骨，突厥人死伤万余。而此时血战到底的隋军两千将士几乎死伤殆尽，达奚长儒自己身被五创，两处伤口甚至被刺穿，身负重伤。隋军将士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硬生生将突厥人吓退，这也显示了突厥的可怕实力。
由此我想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石之轩在西域的经略是何等的了不起。他在原本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不带一兵一卒，仅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短短数年间，在西域初步建立起了隋朝的霸主地位，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祭祀恒岳时，西域十余国“咸来助祭”。随后隋国在伊吾建城并分兵驻守的举动，由于裴矩的存在，西域各族不但毫无反对，反而深表认同。而石之轩发挥其花间传人绘画上的天赋而写成的图文并茂的《西域图志》，遍及西域四十四国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更是成为隋唐两代经略西域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石之轩在《大唐》里最为人诟病的唆使突厥分立的措施，实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诚可谓是泽及后世，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后，内战连连，却又各自奈何不了对方，于是隋国在此时可谓左右逢源，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甚至不得不采取表面臣服于隋的政策，昔日的老子成了儿子，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但确实已兆示着大隋颇有翻身做主人的气象。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石之轩达成这一目标虽然倚仗了大隋蒸蒸日上的国势的强大威慑力，但却不曾因此在西域动过半分刀枪。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石之轩在坚持着使用最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最血腥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是他心里午夜梦回时的一个倩影。
由此我们也很可以理解赤手空拳便将西域搅得天翻地覆的石之轩，为什么会在《西域图志》中自信满满地以“浑、厥可灭”来做结尾。当日的大隋军容鼎盛，国富民丰，在有了他在西域打下的良好基础，并有了《西域图志》这种对敌人形势的清楚评估文件之后，他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
说起隋炀帝征高丽，历代史学家所给的评价基本上都是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甚至因此而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这个观点同样出于唐代史观，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的研究者。然而当我们跳出国内政治的框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考量隋炀帝的远征高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隋唐之际的君主，为什么会前仆后续地将征高丽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之一。南北分治时，分立王朝均无力北向，而当中原大地一统于隋，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开始由势力均衡的多极分立向以隋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关系转变。
当时高丽在辽东的经略，却严重挑战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高丽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际向西北扩张，在经过了与曹魏及鲜卑慕容氏的几次生死搏斗，牢牢占据了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位居中原王朝与突厥势力的交界点，对中原王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控制了辽河流域，也便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国家，如此便可斩断势力已达此地的突厥人之左膀右臂，进而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形势。然而高丽占据了辽河流域之后，不但由此获得了肥沃农田，从而经济实力大涨。更以辽河流域为基地，开始将东胡各族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形成了突厥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间一个微妙的“关键少数”。
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力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
更有甚者，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发现高丽使节，顿时震怒不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
大业三年(607年)，自启民帐内回朝后，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二是高丽不臣。大业七年(611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然而在这个时候，石之轩的信念，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受尽后世史学家千古唾骂。
大业八年，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受尽唾骂，当时的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便直言上书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今日如果我们抛开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却可以发现而这样不合理的安排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用意。
首先，毫无疑问，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诚心悦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丽，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
其次，十分明显，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这一点，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就是明证。
第二，隋炀帝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种措施甚至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
第三，当时的兵部尚书段文振曾上表提醒隋炀帝：“但夷狄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丽的方针。身居决策上层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性，才深相劝戒。
倾举国兵力做一场华丽的宣示，勿求兵不血刃地逼降高丽。但过于强调政治性，则无疑会严重拖累军事部署，石之轩的这般举动，无疑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
如果赢了，从此以隋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将无疑确立，自此天下太平，四海休兵。
或许石之轩在望着旌旗蔽天杀向辽东的时候，心里已经想起了一个人，嘴角已经浮起一丝笑。他的心早已经飞回了那个只有两个人的幽林小筑。
他所有的作为，不过为了让她一个人来欣赏。
秀心，你不是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让天下大治么？那我就捧回一个万国来朝的升平盛世送你。
此时的大隋，争取了靺鞨，招抚了契丹，吸引了百济与新罗，高丽已是完完全全的孤军作战，胜利似乎只在眼前。
如果真的能以这样的手法来达成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是最高境界，就是不杀，就是和平。
可是，如果输了呢？
或许是因为当时石之轩的保证过了头，或许是由于隋炀帝自身好大喜功的秉性，当时的隋炀帝满心以为高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大幅度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前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助兴，于是，这一场原本已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煌煌远征，居然转瞬间成为一出遗笑天下的大闹剧。
可以想见当那一封封战报传来时，石之轩那由巅峰跌至低谷的心情。
数年之功，毁于一旦，而且毁得如此彻底。
以石之轩的智慧，如何不明白等待自己的，只能是千古骂名。
饶是再为骄傲倔强的人，遭逢此情此景，心里涌起的第一个念头只怕也就是－－回家。
家里，有一个会理解他的人；家里，有一颗会明白他的心。
然而，当满怀着无奈与期待交揉着的复杂心情的石之轩，挤出一丝笑来快步走入幽林小谷的时候，迎接他的却不是期待中那温柔的微笑，还有一声清脆的“爹”。
山谷里的女儿，眼睛里写满了令他不寒而憟的刻骨仇恨；而那半抔冰冷的黄土，居然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结发红颜。
如果那一夜幽林小筑的草木有心，也必然都尽碎了。
我们无从知道，石之轩那一夜是放声大哭，还是纵情狂笑，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一夜之后的石之轩，再不是原先的石之轩了。
在经历过如许的人生巨变之后，还要让石之轩相信狗屁国家民族、狗屁正义公理，那同样也是野蛮的。
在斯情斯景下，哪怕连石之轩自己恐怕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了。
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一步步害死了自己的秀心？
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
半抔黄土下埋葬掉的，几乎已经是他对人世间所有美好的全部记忆。
在那一刻，他几乎就要破茧成魔，成为真真正正的邪道之王。
如果不是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他与碧秀心之间的故事曾经真正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唯一见证——石清漩。
邪王疯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不停地逃避着。
师妃暄说石之轩是惧怕宁道奇，实在是将邪王忒也小看。石之轩从来不怕天底下任何人，却唯独不敢面对自己。
在这个时候，他本应当让补天阁的心法占据自己的身心，从此后再不为人世间任何感情所动。然而石清璇的存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触及他心里一些本来应当忘却的往事。
这个时候，造成邪王人格分裂的已不再是什么花间派与补天阁的争斗，他想让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然而每次看到石清漩，却总是让他的心触到了最柔软的一面。
在这个阶段，邪王所无奈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心太软”。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所以石之轩要出手争夺“邪帝舍利”，对于一个已经将自己的路走到尽头的人来讲，“邪帝舍利”中有多少功力他并不看在眼里，他要的是“邪帝舍利”中那些盖世凶魔输入其中的、曾令得寇仲直觉得“尤如千万冤魂索命”的狠绝凶厉之气。
然而或许是由于寇徐二人误打误撞地将这股凶厉之气泄去了大半，但我想更主要的是邪王自己的心，得到“邪帝舍利”后的邪王看似恢复了以前谈笑杀人的潇洒风范，然而当他真正敢于面对自己之后，他却不得不很无奈地发现，无论他再努力去忘却，有一些事，有一个人，却还是顽强地留在了他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
秀心一去，他的心便已经分成了两半，所以邪王石之轩的矛盾不管是在得到“邪帝舍利”的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的明显。
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邪王已经将他的女儿当成了碧秀心的化身，而将女儿喜欢上的徐子陵当成了少年时的自己。正如许多父母习惯于让子女来圆自己年青时曾有的梦一样，石之轩对于徐子陵与石清璇间的那段感情的珍视，不但使他一再地不顾一切地对徐子陵手下留情，甚至在最后不惜以传授“不死印法”来迫使自己放弃任何对付徐子陵的念头。尽管他知道，这样其实也便意味着自己放弃了整个天下。
于是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徐子陵与石清璇终于一起肩并肩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的心里无可遏抑地想起了那个她，想起了那个她与他相逢的清晨。
在那一刻，天下无双的邪王泪流满面。
石清璇亲口告诉他：“娘到死前一刻仍没有半句怪责你的话”。
虽然石清璇还是没有明白他与她之间的故事，但邪王却可以无恨了。
徐子陵跟石清璇的故事开始了，他的梦想达成了。
然而在那一刻他自己却似乎成为了这个世上最多余的人。
所以他最后飘然而去的时候，又重新拾起了抛荒已久的佛法。毕竟人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确实是能够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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