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大于人
------读《大学士孙承宗》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刘大先
就我的直观感受而言，研究古典文学的必然对魏晋心生向往，而搞历史研究的，明朝尤其是明清之际实在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风云际会出现的那一代风流人物显然是吸引后世无数目光与景仰最直接的因素。
汉学家卜正明将晚明比喻成“纷扰多变的春天”和“充满欢愉、令人困惑的夏天”。到了明末，无疑变成了风雨如晦、阴翳萧瑟的秋天和肃杀悲凉、愁云惨淡的冬天。然而，时世造英雄，明清鼎革过程中产生了无数名垂青史的人物，数代而下，仍让人感佩于其凛冽英风、勃然雄姿。因为戏文传奇的缘故，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桃花扇的碧血丹心，史可法的杨州硬骨，袁崇焕的千古奇冤，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多尔衮的剽悍铁骑。。。。。。但是，其中有一位在明清对峙的军事战场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却一直遮掩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名字背后。他就是大学士孙承宗。
孙承宗的名字在高阳家乡之外并不十分响亮，史家分析原因是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使得他的史迹多被毁去。我想就文学创作来说，可能历来诗家或者钟爱于旖旎风流的情事，或者同情于含屈被辱的忠臣义士，或者艳羡于功成名就者的绚烂辉煌，所以侯方域、李香君留香于传奇，史可法、袁崇焕载名于典籍，努尔哈赤、皇太极更是天之骄子彪炳于史册。他们往往更能得文家青眼，孙承宗就个人而言，既无风流韵事的余芳，亦少壮怀激烈的戏剧性情节，更无显赫的伟业可堪赞叹，所以竟然就很少有文学作品以他为主角。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事实上，孙的一生联系在学术、内政、边事上，都有出色的表现。杨延欣的长篇小说《大学士孙承宗》庶几算是弥补了这个空白吧。
孙承宗（１５６３－１６３８年）河北高阳县南街村人，年轻时就关心时政，胸负报国志向。万历三十三年中进士，为榜眼，授编修，充日讲官，博学广闻，身兼帝师、大学士、兵部尚书三职于一身，深受天启帝信任，小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起的。孙承宗一生，前半段波澜不惊，基本走得是平稳的文官路线，一直属于韬光养晦的状态，直到努尔哈赤的关外铁蹄大兵压境，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里显示出叙事学上讲的“时间”密度―――孙的前半生经历生活被简化处理，而后２０年则泼墨淋漓，因为这是他生命的华彩乐章，最能体现出他的历史地位与人格形象。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后金攻陷广宁，明兵退至山海关，面对即将破碎的山河，孙承宗主动请缨：“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于不可信之人，何如将天下之大付于不可信之我！”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理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这个时候他已经６０岁了。孙承宗到职后，立即整顿营伍，严明将吏职守，禁馈赠，绝宴会，罢供帐，省参谒。又设立车营，建水师，练火兵，改革马政。四年间，修城、屯田、请饷、调炮、请械，建成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２００里，后又往前加固至锦州。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努尔哈赤父子始终没能攻破这道防线。
之前，在努尔哈赤接二连三的攻打过程中，明军兵败如山，辽东牺牲总兵死伤无算。孙承宗到任后，重用五大将军，使他们在辽东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声名显赫的袁崇焕正是这五大将领之一。然而，正当关外防务日渐巩固、形势蒸蒸日上之际，朝廷发生了变局。东林党与阉党鹬蚌相争，东林士林遭魏忠贤反扑，颓靡不振。杨涟等六君子被害，宰相叶向高等重要大臣被迫辞职。孙承宗刚正不阿，挺然独立，魏忠贤先后派遗亲信以犒军等名义行贿拉拢，均被他拒绝。孙承宗还准备借给天启祝寿的机会，入朝弹劾魏忠贤，但事前被魏忠贤得知，哭求皇帝不让孙进京，假传圣旨禁止入觐，又不断寻衅弹劾孙承宗。事已至此，孙承宗孤立无援，也只好“杜门求罢”，于天启五年去职。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进逼北京，大兵压境，孙承宗临危受命，二次复出，官复原职，镇守通州，后移镇山海关，指挥各地援军将清军赶出关外，克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取得了著名的“遵永大捷”。袁崇焕遭后金离间计被冤杀后，他安排祖大寿共御清兵。清兵退，被加封太傅。祖大寿降清后，他被弹劾再次罢官还乡。
孙承宗受命于危难之际，虽然并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是短短的辽东戎马岁月，已经如同流星划过天宇，照亮了他的一生。综观史书，孙承宗在明末抗御后金进攻的军事活动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明朝从有辽事以来，对整个辽东局势胸有丘壑的军政首脑只有三个人，即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孙在中间起的作用尤其巨大，袁崇焕的方略又是继承和发展了孙承宗的兵略。袁崇焕遭难后，又是孙承宗统帅袁崇焕的部下，继续守卫辽东，他比熊廷弼的作用与影响更大。如果不是东林与阉党互相掣肘，孙、袁等人未始没有建立一番功业的可能。当然，历史充满吊诡，也无法假设，只是孙在后来的历史与文学书写中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却是不公正的。
可能，文学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充满了戏剧性细节与感染性情节的人物与故事。不同的历史与文学书写，也在昭显出不同的价值观与所处的角度。《大学士孙承宗》的立场倒并不明显，作者似乎没有评判历史的愿望，只是尽力结合史实敷演出故事，试图将比较冷漠而理性的历史记载填入一些密实的细节。写历史小说如同写历史一样，著者带有“后见之明”的好处，所以在将原本琐碎杂乱的史实组织成一款头尾呼应、跌宕起伏的叙事时，往往占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而少满、汉之别的民族歧见。作者是部队出身，所以对行兵布阵、军事部署、战略决策多有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也最详赡细致，可算是特色。
孙承宗一生最为后人敬仰的是最后的结局。1638年11月，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城破前，孙承宗令部下和城中士民都逃走，他带领全家坚守，有人劝他弃城而逃，他大义凛然地回答：“吾深受国恩，有死而已！余非所问！”城破被俘，誓死不降，壮烈殉国，时年76岁。纪晓岚诗《题史忠正公墨迹即用原韵》云：“孤身求死不求降，燕赵悲歌恰作双。遗墨长留生气在，尚如雪浪涌秋江。”史忠正公即史可法，纪晓岚认为能和史可法的气节与勇气并提的就是孙承宗。
不过杨延欣的小说虽以孙承宗为题，但他只不过是在整个明末大历史中起承转合的一条线索。整部小说关涉的是有关明清对局中方方面面的情况，这是一段诡谲异常的历史，关外群雄虎视中原，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小说里大到政事、外交、内廷、边境，小到家庭、个人、问学、逸事多有罗织，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是勾勒了明清之际总体的风云变幻。孙承宗在这个宏大背景中所处的地位、所建的功勋、所树立的人格形象也只有基于此才得以更清楚明晰地定位。所谓“形势大于人”，个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固然往往有时因为极为偶然的因素会起到改变局势乃至扭转乾坤的作用，但这种可能性最终还是敌不过势所必然的结局。试想当日，明帝国疆土、军士、人才、财物均是满洲所不能比拟的，奈何一个王朝的败落集结了数代而下的衰态、积重难返的弊病，当此之际，任是铁肩妙手也无力回春。孙承宗只不过是明末这段大历史中的一个个案。作者也是河北高阳人，为孙承宗乡党，本书的写作也可视为同梓前辈立名树传，所以笔端常含同情之理解。小说中洋溢着一种在汹汹的大时代面前，个人的挣扎实在无能为力的悲壮感。
明朝政体到后期机构涣散，官僚因循，效率低下，内阁书生治国，昧于事理已为人公认。不过，明朝的臣子虽很少遇到明君，为臣之道却最为讲究，犯颜直谏，身死不畏，甚至颇多忠于正统礼法的，几近于偏执。如果不是有这些能臣干员，明帝国很难想象如何正常运作。孙承宗历时三朝算是不得其主，不得其时。辽东军事本身牵涉太多东林党和齐浙楚党的纷争，熊廷弼是楚党，不见容于东林；孙承宗是东林党人，则不见容于齐浙楚党；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打击齐浙楚党；齐浙楚党又借满洲兵临城下之机反间袁崇焕，又借大小凌河之事赶走孙承宗，一环套一环，孙承宗在这个连环套一样精彩的情节中也就是一个身不由已的棋子。魏忠贤为私利而忘大义，以鬼蜮而毁栋梁，与齐浙楚党也存在种种权力与阴谋的交织。
这种互相制约的政争网络与强敌入侵的军事形势中，个人的无能为力实在包含着深沉的无奈。其实就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而言，何尝不是试图励精图治挽回残局，只是大势已去又忌刻多疑。面对一个充满进取活力的新兴上升民族，200余年的明朝廷已经是个风雨飘摇、衰朽老迈的耄耄老人，它的败局已经不是几个象孙承宗那样的英雄精英所能改变。士大夫重清议，贵气节，舆论颇能左右政军大事，于太平世或许有益，但于行伍纵横、国家危亡之乱世，却只能自乱国政，加上君上无能，他们个人在这种局势下，所能选择的道路或者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改弦更张，或者是精忠到底以全忠孝的臣子之义。这两种道路本身从价值尺度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有不同的解释与评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个人道德品性却有差别。不过《大学士孙承宗》对于党争一节着墨并不多，而以魏忠贤等阉党一派的猥琐丑陋与之对比，浓墨重彩突出的是士大夫们的高风亮节。
我读此书最大的感慨是以孙承宗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末士人的铮铮铁骨，明末在边关起到最大作用的三大将领其实都是文人出身，在内政党争中显示出傲然气度的也是一批忧心黎民的文人。他们身上或者有偏狭的政治见解，或者有迂阔僵化的行事做法，但是就个人品行而言，实为可堪效仿的楷模。孙承宗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个敦厚稳重、干练精明的“君子儒”形象，尤于孙承宗宵衣肝食、席不暇暖的勉力亲为多所渲染，这种形象往往能够超越狭隘的王朝忠贞的政治局限，具有永恒的魅力。五四以后，学者文人多对中华民族的国民劣根性大加指责，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既有其脊梁也有其软肋。汉人如此，满人何尝不是，发其崛起之时，如同书中写到的努尔哈赤父子及其部下各位将领，各有其雄强进取之心，焕发着新兴民族的活力，乃至清朝末年同样陷入了昏聩窳败之局。这是一个民族、国家体制、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衰糜，纵有少数英才明将，也怀抱济世救民的理想，终究个人还是回天乏术。
如同克罗齐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小说更是如此。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实难定断，不过历史小说却可以按照作者意愿加意刻画人物，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明智，鉴前贤之苦心，甄宵小之丑态，从而增见长识。对于历史细部的再次挖掘，并且在这种发挖掘中使事实得以彰显，历史的运转轨迹得以浮出水面，让一般读者也能够在掩卷时受益，《大学士孙承宗》这部煌煌大著所起到的最好的作用大约就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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