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七年二月，达尔文完成了关于家养状态下的动物和植物这部巨著，并将手稿付印，然后又着手写关于人类起源的书。这个问题对所有接受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人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达尔文的一些支持者也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答复。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最先是达尔文的才华横溢的朋友赫胥黎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作了许多研究，而且特别细致地研究了类人猿的脑和人脑的构造，因为人们认为脑体结构正是人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在身体上最主要的差别。赫胥黎在和奥温的论战中得到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华莱士在人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一八六四年三月号的《人类学评论》这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华莱士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祖先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体质在人脑充分发达后不再改变，人类往后的整个进步，是与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人类智能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的智能发展导致了发明工具，交通工具，火等等。
花莱士认为，人类种族之间的斗争，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更多地取决于精神的后天变异，而不是更多地取决于身体，即更多地取决于人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品质。当人仅仅在智力上，在脑和颅骨的结构上变化时，动物则借助于选择仅仅在**上发生变化。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别先达到了属的程度，也可能是达到了科的程度。由于人类这种古老性，所以人种也象哺乳动物科同样石老。如果赫胥黎根据人体特征指出人类这一科的等级，那么人类这一科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更远，即现在一些哺乳动物目首次形成的那个时候。因此华莱士认为，根据人类的起源及其大脑的发展情况来划分人类的等级是可能的。同样，他也把人种的形成推迟了很久，他认为，人种体质上的特征与当前人种的地理分布无关，因为各种人种有足够的时间迁离他们形成的地方。
一八六八年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第一版问世，一八七○年第二版问世。作者在书中详细地研究了人类起源这一问题。
还在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达尔文就开始收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但是最初他并未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因为材料很少，而且说服力不强，因此达尔文不敢发表。对他来说，物种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发表有关人类的材料，反倒会助长反对他的观点的那种偏见。达尔文在《自传》一书中说：“要是光摆出我对于人类起源的观点，而并不提出任何证据来加以充实，这对这一著作（《物种起源》）的成功来说，不但不会有利，反而会有害。”确实，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他就没有隐瞒自己的信念（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即他的著作能够“阐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应该与其他的各种生物起源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于是我们看到，单凭这一句话就足以引起对达尔文的理论极其猛烈的攻击。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理论逐年在取得成就，例如，一八六七年，达尔文写信给赫克尔说，甚至比英国任何人都更强烈反对他的“伦敦昆虫学会”的会员们，现在除了两三个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法国（达尔文的理论在这里所取得的影响以在其他国家要小），古生物学家高得里，就古生物的起源问题，准备写一本有关古生动物的书。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达尔文写信鼓励他说：“这件事将使您的渊博学识和论断的才能大有用武之地。我以为您的信念（高得里成了进化论者——作者注）目前会降低您的同胞们对您的评价的，不过，亲缘物种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这一信念，既然在欧洲各地（法国除外）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我就应该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信·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的确，日内瓦国民协会的主席卡尔·福格特也在和二年，即一八六九年说：“没有人再敢坚持——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物种全然是独立地被创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上的整个进步，使达尔文打消了顾虑，从而着手整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以便出版。当然他也清楚，在他所处的时代，用以说明个别的物种，即人类的进化这个问题，还没有象生物的现在和过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层序列这样一些颇有成效地一般说明生物进化的“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有关直立猿人，北京猿人，非洲类人猿化石，海得尔堡人的一切古生物学方面的资料，都是在达尔文逝世后才发现的，而且这些资料，每隔十年就会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人类在远离他们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达尔文不得不只限于研究一些间接的论据，这些论据足以使人相信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级的生物，足以作出人类是怎样发展来的这样的设想。
达尔文读了华莱士一八六九年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感到特别迫切需要发表自己对人类起源的有分量的看法了。这篇文章有两个方面使达尔文感兴趣；一、文章涉及到赖尔及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问题；二、文章陈述了华莱士本人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达尔文的观点截然相反。华莱士没有署名的这篇文章，就象所有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评论文章一样，是评论赖尔第十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地质学原理》和第六版（一八六五年）《地质学要素》的。在文章中，华莱士高度评价了赖尔的第一部著作，他指出，地质学方面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出过十版，而且在第一版（一八三○年问世）和第十版之间的三十八年中间，书的篇幅增加了一倍。“诞生了”两个健壮的“婴儿”：《地质学要素》（共出六版）和《人类的古远性》（共出三版），该书并被译成法文，德文和俄文。
华莱士在评论中强调指出，有许多英文的地质学书籍，它们不是发展许多地质学和知识分科中的一科，就是充当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但是只有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这本书，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概括：只有《地质学原理》把现今的地质变化的事实看成是地质学的基础和原则，并且看得如此透彻，证据如此确凿，体裁如此迷人！华莱士详细地研究居维叶和以前在地质界广为流传的居维叶的灾变说，详细地研究赖尔不得不进行的反对灾变论者的斗争，还详细地研究赖尔在地质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意义。华莱士在讲到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十版时，还指出赖尔在书中加进去的许多新的资料。
华莱士写道：“但是，第十版的最大特点是赖尔在主要点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接受了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接着他极力证明，这种接受丝毫不与下述情况相矛盾，那就是赖尔始终是一个坚决反对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进化理论的有名人物。相反，这种接受是从赖尔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和他的著作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之所以批驳拉马克和《痕迹》的作者的进化假设，并不是因为他不懂世界的自然发展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些假设尚未被事实所证实。所以赖尔本人就教导人们说，物种的绝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的过程与大地表面的激变和灾变全然无关。他也反对承认某些作者提出来的物种生命力的减弱是绝灭的原因。赖尔认为，要解释物种的绝灭，只要有下列因素就足够了：凶禽猛兽大量对它们的捕杀，食物条件的恶化，气候的改变，大陆和海洋的上升与下降。华莱士接着说：“赖尔证明说，新的物种的产生应该成为自然体系的正确部分。为什么我们未指出产生这种新物种的方法，原因就是有机界的变化进程要比无机界的变化进程慢得多”。
华莱士在书评中写道：“三十多年前，赖尔就提出有机界和无机界不间断性的学说，他坚决反对整批整批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一起绝灭、造物主说‘生长吧’又生长出来的理论。同时他否认产生动植物新的物种的过程已被发现。”
华莱士接着说：“但是，如果这种原因被找到、被证实、并且和他本人的思想相协调的话，那么赖尔就应该接受它。可是这要求他有道德上的大勇大智的精神”。
华莱士继续说：“在他这部著作发表九个版本的三十多年中，人们经常把他当作最伟大的、最有威望的“演变论”的反对者加以引用，因为他曾严厉地指责过这种学说。而在第十版中，他完全改写了这一部分，同意了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在肤浅的读者看来，同赖尔一生公开反对过的那些理论并无多大差别”。他接着说：“赖尔放弃了他长久抱定的和大力维护的信念，这表现他人虽老迈，而智慧的青春犹存，这在科学史上也未必有这样令人惊奇的例子。如果我们记住作者（即赖尔）是极端审慎的，而且他所写的每本书都标志着对真理的热爱，那么我们就会相信，不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考虑，决不会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同时支持他现在所采取的观点的那些论证一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赖尔接受达尔文的理论，否定拉马克的理论，这一事实已经表明，那些说达尔文只是以自己的名义革新了拉马克的理论的人是错的”。
接着华莱士证明他详尽地阐述过的达尔文的学说和拉马克的学说之间的差别。然后他论述一系列新的、有趣的、证实进化论的古生物学方面的发现。这就是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前半部分。
达尔文非常满意这一部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件中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已经指出，赖尔起初辜负了达尔文的期望，对达尔文的理论模凌两可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指出过，就在那个《每季评论》上登着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正如达尔文及其朋友们所怀疑的那样，大概是在奥温的授意下由韦勃甫司主教写出来的，文章估计赖尔不会跟着达尔文走，也不会成为达尔文思想的拥护者，这一估计落空了。赖尔尽管厌恶人类起源于类似猿猴的祖先的想法，但是他在刊物上（《人类的古远性》第二版）表示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很快就会成为学者们共同的看法。他在《地质学原理》第十版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他依然认为逻辑上必需承认人类起源于低等动物，并且说出了有关人类迁徙的几点看法。
毫无疑问，达尔文为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他还认为正是在这家过去曾刊登过一篇批评他的最尖锐、最恶毒的文章的杂志上，出现了华莱士的书评，欢迎赖尔转到达尔文这一边来，并称赞赖尔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一事件也是达尔文主义的一大胜利。关于这一点达尔文写信给穆瑞说：“牛津主教和奥温会恨得咬牙切齿的”。
但是花莱士评论的后半部分却使达尔文大失所望，十分激动。
在这一部分评论中，华莱士没有分析赖尔对人类起源的观点，仅仅局限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意见，而对这几个方面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凡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的人，显然并未注意到。”
华莱士一开始就说：“要人在自己的主要特征和身体的许多细小部分方面，都通过完全不同于低级生物的另一条路发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华莱士在说出这样的错话后（须知他在书评的前半部分刚刚热情地捍卫了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就接着发挥他的主要思想：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进化理论，都不能解释人的有感情的和有知觉的生命、人的智能和道德本性的来源。所有这些博物学法则，都不能解释经过重新组合的原子是如何赋与知觉的。“有知觉的生命在它刚刚出现时是依据某一进化法则产生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很难理解的。”；
华莱士并不限于对这些意见的研究，他继续深入下去，并且证实，也有一些人体特征，是“变异理论和最具有适应性的东西被保存下来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属于这类特征的，他举出了脑、言语器官、手以及人的外形。他认为，所有这些器官和特征的完善，远在使用之前，就已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例如，野人的大脑和大约史前期的人的大脑，与欧洲中部的人的大脑几乎毫无差别，并且野人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比猴子高不了多少。因此，他认为，自然选择只能使野人的大脑比猴子的大脑略微高明一些。器官的完善程度远远超出了需要。
华莱士也正是这样分析人的手的，人的“科学和艺术整个范围最终取决于”手的结构的完善。这样完善的手野人是不需要的。华莱士认为，即使是猴子的手，也没有被利用到它所能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说，器官也比所需要的还要完善。
他也指出，人体直立的姿势，身材的优美与匀称，还有人的脸形与面部表情，所有这一切，“大概是我们全部美的感受和情感的源泉”，而且所有这一切“使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大于动物相互之间的差别”。人的光滑无毛的皮肤，与其说对人的益，不如说有害，因此它未必是从直立的大猩猩那里继承下来的：“光秃秃的皮肤由于需要穿衣服，就推动了我们的理智，并且发展个人温文尔雅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天性。”
这样，华莱士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与达尔文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那么，在华莱士的意见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呢？当然，华莱士认为不能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自然选择因素决定了动植物的进化。但是对于人来说，自然选择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够用的，是不能解释人的进化的原因的。华莱士正确地指出人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大脑活动的发展，人的劳动技能，手的功能等等，这些特征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所无法解释的。然而华莱士不能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放弃了把人类的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的意图是对的，但他没有找到对人的进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因此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华莱士脱离了唯物主义，同意了纯唯心主义的观点。
华莱士又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人类进化问题上全部“难点”的呢？那些不能接受反映人类起源全部真理的进化理论的人们的新观点”，原来是很陈腐的。他认为，这里“有一种力量（力量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指导法则朝一定的方向、为了专门的目的发挥作用”。这种爱沙·葛雷关于进化是按神所预定的渠道进行的想法是多么的相似，而达尔文早就反对过这种想法！在结尾的一段中，华莱士再次重复这些想法，毫不怀疑想使科学和神学在此处达到调和：“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找到科学和神学之间的真正调和的方向……至高无上的智慧……监视这些法则的作用，指引着变异的方向，预先决定它们的组合，最后形成十分完善的体形，以便接受我们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天性，甚至促进这种天性无止境的完善”。
这样，自认为总是“匆匆忙忙的年青人”①的华莱士，沉重地打击了达尔文的整个主张，这种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它来自达尔文的志同道合者，尤其是来自与达尔文同时被人们认为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创立者的那个人。达尔文又不得不再次纠正自己战友的错误见解所造成的后果，就象船长一样，以非常熟练的操作技术重新拨正他们的航船，使他们的“共同事业”纳入正确的航向，重新与最接受他的自然科学家著作中习惯的宗教观念的遗留物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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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他在“林纳学会”1908年所举行的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这一著名的庆祝大会，是为纪念华莱士论述自然选择理论的文章，纪念达尔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断而同时提出报告而举行的。这一发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90页。见斯·尔·索博利对第224页的注释。
赖尔和爱沙·葛雷渴望看到进化论的“命运”，华莱士则更加发展了他们的想法，这两个实例一方面表明当时要抛弃旧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而达尔文在用纯唯物观研究有机界和人的发展问题上不容许有什么妥协①，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诚恳。另一方面，这说明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论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时，用了许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智能两相比较，谈人的智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还谈到道德观念的发展问题，而不管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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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达尔文写道：“当我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间，我逐渐地意识到，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没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的固定法则，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同样我也不能不思考，许多重要现象在各种福音书中被描写成各式各样的……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启示……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长得很慢，以致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痛苦和不愉快（《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英文版第一卷第307——309页。
②我非常感谢罗金斯基，他向我指出，《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是同华莱士在书评中展开的思想进行论战。这促使我去阅读华莱士在《每季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的原文，于是我完全相信这个意见是对的。有趣的是，达尔文过去也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论战方法，经常不指名地跟自己的战友进行可以说是“不易觉察的”论战。见《达尔文全集》，苏联科学院1939年版第3卷第794页注14和注18。
困难从来也未吓倒达尔文。他承认困难，甚至好象在寻找困难，他酷爱真理，在他的天才的精确的天平上，他衡量一切“赞成”和“反对”，接受某一观点时，他要看哪一些论证占优势，要看这些论证和他的基本科学信仰符合到什么程度。达尔文传记的最新作者之一——吉夫里·威斯特称达尔文为“不完整的人”，这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谎言！他的活动和意见从来没有分裂成为单个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碎片。相反，他可以称为非常“完整的人”。他的学说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被一个统一的、严整的基本思想——生物的进化和生物有共同起源的思想统一起来。所有他的单本著作都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发挥，因为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得到反映，正象太阳在一小滴水中得到反映一样。
我们再来谈谈《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吧。起初，这本书打算写成《关于人类的一章》，但是很快达尔文就决定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其中有一章写人和动物的感觉的表现。华莱士第一篇文章（一八六四年）涉及到的关于人种起源的问题，促使达尔文思考这一问题，并用他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两个《概要》中就已经表述过的性选择原则，来解释人种的起源。这促使他想彻底研究性选择的理论，并在动物界各纲中运用这一理论。
这样，已构思好的书篇幅越来越大。有关这本书的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一八六七年因写其他几部著作而中断了几次，也因他的健康状况几度恶化而停顿。看来，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发表，促使达尔文更紧张地编写这本书。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非常赞赏他写赖尔的地质思想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也夸奖他“非常出色地”论述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抱怨华莱士的廉虚态度（华莱士在论述选择理论时，甚至没有提到自己发表在《林纳学会会报》上的文章）之后，略微谈了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要是您不告诉我，我会以为这些话（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那些意见）是另外某个人胡乱加上去的（文章是匿名的）。正如您所预料的一样，我是忧郁的，同您的意见极不相同，这使我感到痛心。关于人类，我不认为有必要把离得比较远的直接原因扯上来。不过这个问题太大了，在一封信中是讨论不了的。我特别高兴谈到您的推论，因为目前我正在写人类问题，并且考虑得很多”。毫无疑问，一八六四年，特别是一八七○年，是他写《人类的起源》最紧张的时刻。一八七○年八月底以前，该书脱稿，八月三十日付印。
书的布局很差，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性选择理论和应用该理论来解释动物第二性征的产生问题。涉及到人类的那一部分篇幅较小，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是讨论人种和人种借助性选择而产生的问题，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则专谈整个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前面六章开始来分析达尔文这本书是恰当的。
达尔文在第一章叙述了他所收集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人类非常明显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在另一章（第一版的第四章和第二版的第二章）中，他详细地研究了人类由低等生物发展起来的方式。还有三章专谈人的智能和动物智能的比较以及人的智能的发展问题。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里，达尔文认为有必要用全部事实来反驳华莱士的思想。第六章结束了书的这一部分，并且明确了人类在动物界体系里占据什么地位和人类的谱系一般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总之，达尔文在第一章中，详细地研究了人体的构造。人的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和内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是哺乳动物，具有哺乳动物的一切特征。奥温和其他一些作者当年曾用来区分人和其它哺乳动物那种人和类人猿在脑构造方面的差别，正如赫胥黎已经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比类人猿和其他最接近类人猿的猴子（如长尾猴和蛮猴）之间的差别还要小。人和猴子之间的极大相似之处在生理学上也表现出来了：共同的疾病，药物的相同作用，甚至象抽烟、喝酒等等所引起的快感也是相同的。人类的增殖和发育无疑具有猴子所固有的特点：初生的婴儿也是弱小无力的，性别也是各不相同的。
人的胚胎发育，首先同其它哺乳动物，甚至同其他脊椎动物纲，有共同的特征：卵细胞的大小和其他哺乳动物相同，和所有其他脊椎动物纲有一样的鳃沟；人的脚和手也象蜥蜴、鸟和哺乳动物的胚胎上的脚和手，有同样的位置。接着达尔文引用了所有当时大家都知道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成就：搏动的血管状的心脏装置，胎儿排泄腔的形成，一条发育虽不完全但是真正的尾巴的尾骨的存在，人体胚胎的沃尔夫氏体——长成的鱼的肾脏同系物的发育。他指出，七个月的胎儿的大脑皱壁，就象成年的猩猩的大脑皱壁一样。他在援引赫胥黎的话时指出：“人无可争辩地相似猴子有过于猴子相似狗”。
达尔文特别注意人的未发育器官（痕迹器官）。他强调指出，这些器官毫无用处，它们具有特别的变异性以及常有返祖现象。他描述了人的皮下肌肉能**皮肤的残存现象（其他哺乳动物，比如马的皮下肌肉都能**皮肤），肌肉能耸动眉毛和颈肌的残存现象，这种颈肌已经不能任意收缩；他谈到了一些返祖现象（收缩某些皮下肌肉的能力），这就是在个别人的身上作为例外现象出现的一种能力，例如摆动耳朵的能力，这种能力经常作为一个家庭的特点遗传下去。他指出，猩猩和黑猩猩的耳朵不能摆动，这是与人的耳朵相似的缘故，指出人的外耳存在特别的、微尖的突出部，后来这一部分被称之为“达尔文突出部”，他把这一部分看作是其他哺乳动物耳朵尖部的同系物。他举出人的眼睛上的半月形皱纹，说这是第三眼睑或者说是瞬膜的同系物。原始人种的嗅觉比较灵敏，他把这看作是过去留下来的遗传物。他认为，人的头发又长又密，这只是过去某个时候祖先周身都有浓密的毛发层这一现象的残余。对一些人眉毛中夹有几根长毛（这也是蛮猴和一些狒狒所具有的特征）的现象，他也是这样解释的。他用这一观点还研究了细毛——六个月的胎儿身上有的茸毛状的毛发层。
达尔文也确定了其他痕迹器官在特征范围上差异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例如智齿，对文明的种族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对另一些人种来说，却是非常发达的。他强调指出阑尾——人的盲肠缩短部分的残余——的变异性。他指出foramensupra－condyloideum，——在凶猛的、有许多育儿袋的狐猴的肱骨下端，有一条发育得很好的管道（神经和动脉的通道），而人的这一管道，有时却只有它的明显的痕迹存在。他把人的尾骨看作是已经完全丧失功能的第三节尾椎骨早已形成的痕迹器官。他把脊髓的末端纤维、男子的乳腺和所谓的前列腺囊——男子子宫的同系物都列入痕迹器官。达尔文不同于他的前辈，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是以充分的事实来说明问题的，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书籍中，用来证实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大量实例都是引自达尔文的著作。
达尔文用《物种起源》中我们所熟悉的一段结论来结束这一章：“不能把那种理论称之为科学的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它们（同系物器官）是按一个理想的计划创造出来的。”他还用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来解释同源说。“遵循另一观点就意味着认为我们本身的结构和我们周围所有动物的结构是预想出来以模糊我们理性的陷阱”。
从第一章最后一句话中，可以感觉到他自豪地认识到，他的理论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说：“这一时刻即将来临，那时大家会认为，熟悉比较解剖学。熟悉人及其他哺乳动物胚胎学的博物学家们，居然会容忍每一个动物都是上帝逐个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这是不可思议的。……”
决定人类起源的因素和原因，也就是决定其他动物的起源的因素和原因，这是关于人类由某种低等生物发展来的方式这一章的基本思想。人也具有动物那样的特征变异性和遗传性。人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达尔文已指出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所具有的变化规律。和动植物的变化一样，达尔文很少把人类的变化归之为受条件直接而又明显的影响，只是容许这些条件能引起“数量几乎是无法确定的不稳定的变化”，使生物体达到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罢了。
这里达尔文也详细地研究了其他变化因素：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发展的中断，作为畸形返回到从前的类型，例如妇女和男子多余的乳腺，双角子宫或者甚至是颌上部分开的，裸露出来的獠牙等等。然后他又谈到变化的相互关系，谈到人类增殖的速度，最后谈到自然选择，靠自然选择不仅得出身体构造上的特征，而且还得出智能和共同的本能。智能使人的语言发展得越来越清晰，使人发明工具，交通工具（船、木筏）和取火技术。达尔文补充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华莱士先生主张（《每季评论》，一八六九年四月），通过自然选择野人只能得到一个比猴子稍稍发达的脑子！”
接着，达尔文以其非凡的智慧，发展了关于人的手和腿的构造在生存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作用的想法。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为了把石块或梭标准确地抛出去，或者用石头刻制出笨重的工具，必须做一些复杂而准确的动作，这就要求大量的肌肉有完全充分的适应力。紧接着他断言，人的手对这些动作有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种适应性人类的祖先也能得到，但是必须把手从行走、支撑身体和爬树的动作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过渡到只用两条腿挺立，这就引起后肢出要有所变化，即后肢要发展站得稳的功能，失去抓东西的能力。人体直立的姿势也就导致了一系列解剖学上的其他变化，导致了脊椎要有特殊构造，骨盆加宽，脑和颅骨的体积和重量的增加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达尔文在细致地比较了人和类人猿的四肢和牵动四肢的肌肉的构造，比较了他们这些器官的功能之后得出来的，因此毫无疑问，他驳斥了华莱士论据中说明人的手是按天意特殊发展起来的那个论据。但在这里没有提到华莱士的名字。然而当时达尔文在一些人（内格利、勃洛克等人）的文章的影响下，对承认他的主要进化因素——自然选择——在人的身体特征形成时的作用范围究竟有多大这一点有点犹豫不决。他承认，有许多形成物对有机体既无益也无害；诚然，他当时坚信，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无用的形成物，将来可能是有用的，因此，它们也将承受到选择对它们所起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自然选择原则，在该实例的应用范围内，对他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当谈到自然选择对人的关系时，他强调说，对人和对所有其他社会动物一样，自然选择也间接地影响了一些单独的个体，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对全社会有益的变化物。
专门对人和动物的智能进行比较的那几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达尔文证明说，他们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还只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差别，而且存在无数的过度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主要不是要指出在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存在的他在过去更低级状态时所留下来的那些痕迹（这一点他后来在另一部著作《表情》中也曾指出过）而是要确认，动物的智能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遗憾的是，达尔文在这里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有的谨慎态度，他也没有对他所列举的事实和引自权威的资料作必要的审查和公正的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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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方面，他的追随者罗玛内斯（此人长期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达尔文主义者）在他的著名的《动物的智慧》一书中研究得更深一些。他把许多关于无脊椎动物智慧的天真想法和错误认识都带到科学里来了（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沃·瓦格涅尔的《动物心理学》。
因此，达尔文在遵照普舍的观点①时说道：“具有最出色的本能的昆虫自然是最聪明的”。当他引用“卓越的”观察家胡伯尔的著作时，他认为，昆虫是互相嬉戏的，因为胡伯尔看见过“蚂蚁竞跑，一边玩，一边象小狗似地互相咬着”。下面我们将看到，达尔文本来还打算把无脊椎动物体系中比较低等的蚯蚓也说成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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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月评论》（1870年2月）中关于昆虫的本能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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