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经过代表周恩来多方做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衍）；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征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擅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
接着在2月中旬，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谈判在西安举行。2月20日，日本政府发出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3月1日，日军1800人自秦皇岛开进平津。3月8日日本外相佐藤尚武在贵族院发表演说，外交必须尊重对方，对华需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3月24日，日舰20艘来华，拟在青岛进行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3月下旬老蒋和周恩来在杭州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4月初结束。4月8日，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到上海检阅海军。4月30日，杨虎城上将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十七路军被中央政府整编。6月2日，日舰4艘到汕头，汕头市市长抗议。6月9日，日本关东军向军部呈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6月26日，丰台日军700余人在宛平县河套进行演习。
就在6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日落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一般地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就是“不蒸馒头蒸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有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宛平县城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冲着日本军官吼道：“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很不情愿地掏出了两角钱。“两角钱”事件在当时广为传诵，民众赞誉士兵爱国行为。
沈云龙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日本军方在中国的行动，背后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如今已是阴云密布，看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沈云龙深感时间紧迫，每天仍然拼命训练自己手下的士兵，特别是土工作业和步兵反坦克训练的时候，历史的车轮还是缓缓地滚动了。1937年7月7日，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感到耻辱的日子还是到来了。
那天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进行奋起抵抗。可以说吉星文团是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队的抵抗。日军见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现地谈判”，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当消息传到第十八军11师38旅旅部的时候，沈云龙正在训练场玩命地训练手下的士兵。在接过副官沈翼递来的电报以后，沈云龙看了一遍，用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说了句：“妈的，等了这么久，总算是来了。”
但这句话还是给副官沈翼听清楚了，看着副官一脸疑惑的神情，沈云龙对他解释道：“我在陆大的时候就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是绝不会罢手的。现在终于忍不住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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