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吊的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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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考阅卷已接近尾声,一大批优秀的高考作文也被评卷教师们挖掘了出来,像《爱心不锈》、《君子,选择了兰草》、《酒吧关门时,我便离去》等还在老师们手中久久传阅,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而其中一篇名为《潘金莲的选择》的作文则是在老师们的争议中三次定分才最终被判佳作的。
据透露,这篇《潘金莲的选择》从潘金莲自身的角度,分析了在武大郎和西门庆之间选择的种种利弊,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自有一番道理,但因为其落脚点定在选择西门庆上,与传统观点格格不入,最初在评卷老师那里只得了20多分(满分60分)。评卷老师甚觉可惜,便将此文提出来与整个阅卷室的数十位评卷教师讨论,争议很大,讨论的结果是从20多分改成了40多分。大家还是觉得不妥,遂请示评卷指导委员会,委员们对此文阅读多次,认为此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虽然这篇作文最终结果令人安慰,但评卷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他们希望以后的考生在选择如何作文时还是三思而行。
正文
潘金莲的选择
如果你是潘金莲,你会选择谁?武大郎?还是西门庆?
关于这个问题,曾有一位同学在高考作文中斩钉截铁地写道:我选择西门庆!
这位仁兄的选择显然很“不识实务”,甚至差点因此在通往大学的门槛上一脚踏空。
不过,如果用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同样会选择西门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一、武大郎无财无才无貌无势无胆,西门庆有财有貌有势有胆。两个一比较,谁优谁劣一目了然。潘金莲会舍优择劣吗?
二、潘金莲与武大郎之间真的存在“爱”吗?潘金莲原是一个大户里的丫环,因得罪了主子而被迫嫁给武大郎,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没有“爱”这个词的存在。有人说,爱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可是,武大郎凭什么让潘金莲爱上他?外貌吗?武大郎五短身材,从医学上讲就是侏儒一个。才华吗?抱歉,人家大字不识一个。胆识吗?嘿嘿,他有烧饼卖就觉得不错了,根本就没想过要用别的什么途径来改善生活条件。有人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的确,男人的关心和体贴有时真的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但是,武大郎温柔吗?不像吧?从原著上看,武大郎身材,胆识上虽不像个男人,但大男人主义作派可一点都不比别人少,而且平时也没见他怎么关心他妻子呀?也有说:“爱情是不需要理由的,说不定潘金莲真的爱上武大郎了呢?”那就只好用事实说话了。如果潘金莲真爱武大郎,她会一再勾引武松?如果潘金莲真的爱上武大郎,她会对西门庆一见钟情?如果潘金莲真爱武大郎,她会毫不犹豫地毒死武大郎?所以,我只能说,潘金莲根本不爱武大郎。
基于以上两点,如果我是潘金莲,我一定选择西门庆。
在历史上,潘金莲的这一选择一向被人唾骂,说她是毒妇,荡妇。其实我倒觉得她只是一个受害者——一个男尊女卑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就如前面所说,潘金莲是被迫嫁给武大郎,这场婚姻对她来说,只是一种惩罚。武大郎这个丈夫其实是一道枷锁,一道锁住了她争取幸福的枷锁,潘金莲想摆脱他,却无能为力(武松就是一个好例子),就在这时,西门庆出现了。不论他对潘金莲是否真心,不论他人品有多坏,但在潘金莲面前,他有风度,有气魄,有才(财)貌。他比一无是处的武大郎好上千百倍。于是潘金莲终于下定决心挣脱身上的枷锁,而挣脱枷锁唯一的方法只有让武大郎死——我一直不赞同潘金莲的这一作法,自始至终,武大郎都是无辜的(正如枷锁本身是无错,有错的是给她戴上枷锁的人),虽说每个人都有有权力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前提是不要伤害别人——可是潘金莲没想到这一点,毕竟要走向自由必须砸碎枷锁。在那个年代,戴着枷锁的女人太多了,而有勇气砸碎它还没几个,所以,这少数几个人注定会被骂成荡妇,毒妇。但明知道这些的潘金莲还是动手砸了——虽然方法不对——就冲这一点,我就该为她的勇气鼓掌。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认为潘金莲应该(或者说是必须)爱上武大郎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传说中看出一些门道。在传说中,出身于名门大户人家的孟姜女爱上了穷小伙儿,并为他哭倒了长城;天上的七仙女爱上了身无分文的董永,两人“双双把家还”;红透半边天的花魁,掉进了卖油郎的温柔陷井,于是堂堂的一个花魁成了油铺的老板娘……;诸如此类的传说,一抓一大把,所以,仙女VS穷小子等等莫名其妙的配对成了中国人的经典浪漫。说起来这倒满符合古代那些因为穷而终身打光棍的人的心理需求,你说我穷,穷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有美女来爱?可是潘金莲和武大郎出现了,你看,美女VS丑男,多经典!多浪漫!可惜人家潘金莲不卖这个帐,于是人们光火了,这是大逆不道,知不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板凳还拖着走呢!可怜的潘金莲只好成了众矢之的,成了毒妇,荡妇的代名词。
不过,有个问题很想请教一下骂得起劲的人们,你们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侏儒、白痴、或者精神病患者吗?而且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爱情”!如果你们回答不(我想会有百分之九九点九九的人会说“不”,剩下的百分之零点零零一只是理论上存在的),那就请闭上您的尊口,别再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了!
最后,重申一遍,如果我是潘金莲,我一定选择西门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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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老吕转载
众所周知,今年的高考作文是“心灵的选择”,然而,最近报道的“高考作文《潘金莲的选择》3判获高分”评分始末,却让我看到了从学生到老师乃至教育界的另一些触动心灵的、更趋理性化的选择。
首先,我佩服写这篇《潘金莲的选择》的学生,敢于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高考作文中正面并正视自己的思想,从潘金莲自身的角度,分析在武大郎和西门庆之间选择的种种利弊,最后,将其落脚点定在选择更符合潘金莲自己要求但与传统观点又格格不入的西门庆上。可以说,这样一篇既言他人所不敢言,又极有可能被世俗的眼光评判为低分的作文,该生在提笔写它时,心灵也一定有过选择,我想,审视自己灵魂的他最终是心灵战胜了盲从,从而写出了这篇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的作文。
其次,我欣喜于评卷老师重视这种有争议的作文,从惜才的角度三判定局,由最初的20多分改评为40多分,直至请示评卷指导委员会,反复阅读,认为此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桎梏教育界多年的统一的保守的思想观念正在悄悄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非程序化的更为全面的教学模式。而作文之所以为作文,是在即定基础上更为艺术化的东西,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崇尚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阅过此卷的老师也直面了一次心灵的选择,最后,是他们的不拘一格战胜了墨守陈规,从而让《潘金莲的选择》在众多优秀作文中浮出水面。
而在这心灵的选择中,我则看到了现在的孩子的视眼更广阔、知识更丰富、思维更敏锐,他们会用思考的眼光、用创新的理念来看这个变化着的世界;而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定然功不可没,他们在经过诸多尝试之后,既保留了传统的教学优势,也跟着引进了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教案、新观点、新探索,使孩子的思维不再框守在既定的格式中,让孩子的思想像鸟一样在想象的天空中飞翔,像鱼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想,这种变化也恰似教育界的心灵选择,是他们的开拓创新取代了沉闷守旧,从而使孩子们涉猎更广的领域,有助于更好地享受教育。
虽然我们不能去擅改历史,但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追求的则是作品的多样化,只要文章能自圆其说、自成风格、自诉观点,释放自己的心神,有奔放的文字、泉涌的灵感、历练的思想,就应该是一则美文。《潘金莲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则佳作,它的审评虽历经了一波三折,但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而在这过程中,我感触到是容纳与希望,其实无论是学生是教育还是文学,只有直面心灵的选择,融会贯通、互济有无、博采众长,才能有容乃大、奇葩盛放。
也说作文《潘金莲的选择》:说出自己的想法
今次高考,出了一篇奇文,叫《潘金莲的选择》,考生从潘金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选择武大郎与西门庆的种种利弊,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自有一番道理。但因为最后首肯了西门庆,与传统观点格格不入,从而在判卷老师中引发争议,最初只得了20多分(满分60分),经过整个阅卷室数十位老师讨论,改成40多分,仍有人觉得不妥,遂请示评卷指导委员会,委员们经过审议,认为此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
虽然结果让人宽慰,但评卷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做他人不敢做之事开始的,譬如浙江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当地老百姓勇于冲破种种拘囿。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应属十分正常之事,实在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只有更多不同的想法,才能催生有创造性的行为,推动社会更快地前进。但至今许多事,仍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即使高考之外,说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纵然并不作价值判断,往往也要比具体操作更不容易。
以今年高考作文出题的用意来看,就存在着明显的倾向。对于这个考题的利弊,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譬如一位医生说,从医学角度来看,对冻伤病人决不能去**其患处,否则要引起溃烂,我就不再侈谈。
而相对于考题制定的评分标准一定包含了对出题用意的首肯,否则阅卷老师不会只给这篇作文20多分,而自己也觉得于心不安,提交大家再议。可以推断,最终给出高分的指导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遵从自己的判断,而背离了阅卷标准。那么,这对其他写另类作文的考生,是否公平?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学校教育当然应该具有理想,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背离实际?
设身处地,恐怕很少有现代女性会守着武大郎过一辈子,尽管她不一定投入西门庆的怀抱。社会道德对此也已足够宽容,虽然仍不赞赏。
但学生要是如实说出自己此类想法,一般而言,将受到贬抑。
媒体报道,判卷老师表示,希望以后考生在选择如何作文时还是三思而行。拳拳之心,无疑语重心长。但这样做,有益于创新精神的发扬吗?有益于造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局面吗?
教育体制与观念的滞后,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
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一些方面仍无根本变化,不少新观念已渗入教育领域,《潘金莲的选择》最终也还是在现有框架内得了高分。对于作文教育而言,这几年的“新概念”运动功不可没。
一中学教师对高考作文阅卷改革的建议
每年高考过后,作文的阅卷问题都是热点,今年也不例外。6月中旬以来,先是江西考生蒋璐的《公则生明》该不该得满分引起争议,接着,陕西考生吴斌的“209字”的《无题》诗引起了更大波澜,此“波”未平,得大赛金奖,且获奖作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南京考生费滢滢的《人情与季节》得25分的新闻又迅速升温。与此同时,又有深圳的某母子俩鸣冤叫屈……
列举了这样一些例子,且按下不表,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离今年最近的2002年高考的作文评分之争吧。
2002年高考期间,当代名人魏明伦先生应央视《实话实说》之约写了一篇“高考作文”《考场思考》。当时,我是力主给这篇“高考作文”打高分的。后来从媒体的报道获知,对《考场思考》一文或褒或贬,悬殊之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央视的那两位“判卷语文老师”,一个打满分,一个给低分——虽无确切分数,差别已是自明;《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四川省高考阅卷场的部分阅卷老师及成都的部分市民,其中最高的打50分,最低的打22分,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竟有28分!
高考阅卷接近尾声时,四川考生的一篇《潘金莲的选择》又着实让媒体热闹了一番。这篇“另类作文”的命运真正是应了作文题“心灵的选择”——接受了阅卷老师及相关领导“心灵”的特别“选择”——最初被判20多分,继而升到40多分,最终以58分的高分“胜出”——真是带传奇色彩!
魏明伦先生是局外人,他做“高考作文”乃是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播放给全国观众看的,无论得多少分,于他来说,将是丝毫无损;真正参加了去年高考的考生,数量有527万,这样多的考生中,不知有多少张明伦、王明伦,他们的作文也可能引起争议,但是由于阅卷操作方式的限制,他们没有机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分数得高得低,全凭各人的运气了。

《潘金莲的选择》的作者算是碰上了好运——58分的高分真令人艳羡!增加的30几分作文分足以改变其一辈子的命运!这篇作文的原文至今未能见到,但不管怎样,四川省高考阅卷场的老师和领导严谨求实的精神和作风令人肃然起敬!“祝贺”与“喝彩”之余,又不得不深思:这篇作文换了另外的老师来阅,是否也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呢?再者,这样的作文在四川,在全国,是否唯一的呢?……
例子还多,不妨就此打住,回到2003年的“现实”。
江西考生蒋璐的《公则生明》是今年在媒体上最早披露也是最早引起争议的高考满分作文。笔者以为,此文构思不够新,材料不够丰富,语言也较“平”,只能算是一篇较好的“四平八稳”的作文,何况还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历史常识的错误——将众所周知的岳飞生活的时代误为北宋。这篇作文得满分,评分标准放得宽了一点。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我将《公则生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来“亮分”。一个班72名学生,最高——打满分的有1名,最低——打36分的有1名,全班打分平均52.2分,与我的想法基本吻合。
陕西考生吴斌的《无题》一诗,在媒体上一亮相就引起争议,赞成满分者不少,认为不及格者似更多一些,主张打零分的也不乏其人——从60分的满分到零分,争议之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网对之进行的一项专题调查,参与投票的网民多达76674人。笔者也为之而写了两篇文章,其基本观点是:《无题》是好诗,除去标题和“题记”,27行诗相当于1350字,不存在“违规”的问题,应该得满分;进而,由《无题》一诗是否“违规”的争议批评了高考作文命题“规”而不周。当我将《无题》介绍给一个班学生让他们“亮分”时,也存在争议——71名学生中,有6名学生坚决否定满分,有11名学生表示“无所谓”,而绝大多数学生都对此满分表示认同。
南京考生费滢滢的《人情与季节》得25分,这事与上面谈到的那几例又有些不同。费滢滢的父亲是名人,费滢滢凭一篇《平台》——获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并入选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的作文而扬名,名气似乎比父亲还要大些。也正因为费滢滢父女俩的“名”,费滢滢才有了在报刊上及时“申诉”的机会。对费滢滢的写作基本功,倒用不着怀疑,我组织了学生参赛,对“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了解得比较清楚。大赛分四轮,逐轮筛选,前两轮由参赛者自已写作后寄稿到编辑部,三轮和四轮则是在西安现场比赛。费滢滢的《平台》获奖基本上不存在偶然性。是否征文获金奖高考作文就一定得高分甚至是满分呢?那倒不一定;但我们也不必因“名人”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因《人情与季节》的原文没有见到,仅从媒体上刊登的“回忆”稿来看,笔者以为,评25分确实是太低了。
相比之下,深圳的某母子俩在媒体的“鸣冤叫屈”最带普遍性——考生考试下来,乐观地估计自己能得多少分,然而阅卷老师的评分与之大相径庭,令考生和家长皆大失所望……客观地讲,这种“大失所望”并非全是阅卷的不公,但也不能排除阅卷失误的可能性。
以上仅是近两年的例子,已足以说明,高考作文阅卷,其误差的存在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作文是精神产品,它是“人”写出来的,每一篇作文都带上了那“人”的主观色彩;尽管作文阅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还制定了具体的评分细则,但阅卷的又是“人”,不是仪器,执行标准的过程中,难免带上主观的色彩,而不一定能绝对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篇作文;就是仪器,也还会存在误差。高考作文阅卷人员的组成,大部分是来自教学一线的高中语文教师,也有部分大学教师,还有部分在校就读的研究生。我们并不怀疑更不能否定这个群体的整体水平,但是应该承认,每一位阅卷者的学识、阅历等是不尽相同的,爱好更是千差万别,阅同一份试卷,不一定能打出相同的分数。特别是2000年对文体全面开放以来,考生所写文体百花齐放,每一位阅卷者都要接触并评判足够多的文体的作文,这就不敢保证对每一种文体都十分熟悉且尺度的把握恰如其分。误差的存在也就更是在所难免了。
按照现行高考阅卷的规则,阅卷结束则是“盖棺论定”,除了分数统计的错误,每道题的得分是不容更改的,故而,《公则生明》和《无题》,无论社会舆论有多大,各自的满分,都是得定了。同样的,《人情与季节》的25分,深圳那位“鸣冤叫屈”的考生的作文得分,以及更多的“不公平”的得分,都已成了无法更改的历史。我们现在议论这个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希望今后的各届高考,在总结历届高考,特别是最近四年高考阅卷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更加切合考生实际的高考作文阅卷运作机制,把作文阅卷的误差减到足够的小,使中国公众公认的信度最高的考试——全国统一高考的信度进一步增加。
对此,我们也不妨来一个简单的回顾。
1998年,广东的高考阅卷首创“两人共判作文”的方法,其具体作法是:每一份试卷均由两位老师独立评阅,然后求出平均分。如果两个偏差较大,就交由阅题组长仲裁。每组由一个大学老师和一个中学老师搭配,这样既反映大学老师对中学生的要求,也体现中学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笔者从媒体上得知此首创方法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广东“两人共判作文”说起》,有幸发表在《语文报》1999年2月23日的头版头条。1999年高考阅卷,全国有几个省区学习了广东,我们四川即是动得早的“几个省区”之一。四川的作法与广东差不多:作文一份试卷由两人背对背地评阅,各自另纸记分,阅完后核对记分,一般采纳两人平均分,如两人分数相差悬殊,由题组长参加共同商量后裁定……这样,比传统的一人独判好到哪里去了。
再历经四年以后,高考作文的“两人共判”法从采用的省区的数量上和具体操作的可靠性上,都有了新的进展,有的省“共判”人数已增加到3人。媒体对湖北省高考阅卷情况的报道,甚至列出了精确的分值:据阅卷点负责人介绍,两位老师的阅卷误差在2分之间为正常,如果超过2分,则须两人讨论给出分数,而阅卷大组长的最大赋分权限为5分。
应该充分肯定,一些省区走到这一步,已是很不错了。但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几点值得探究:第一,是否全国多数省区都采用了计算机并实行两人或三人共判?第二,“共判”同一份作文的阅卷老师的人数能否再增加一些?第三,高考作文文体全面开放已经连续四届,阅卷时,是否有了相应的完善的措施?
对于第一点,我不拟多说,因为一人独判的局限性实在太明显。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则要多说几句。
既然阅卷老师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对同一份作文的评判,存在一定误差,有的还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我认为,除充分注意到阅卷老师个人的因素外,适当增加阅卷老师人数是减少误差的有效方法——我们何不借鉴体育比赛中的体操评分法和跳水评分法以及当今文艺界的电视歌手大奖赛的评分法呢?
可能有的人会说:“就一篇作文嘛,何必那样‘小题大做’!”可能有的人会说:“增加了阅卷老师,岂不是要增加阅卷经费?岂不是要延长阅卷时间?”
笔者以为,考生的作文有60分的分值,是语文一科的“重头戏”。少给1分,关键处,会让考生延误一年重考,或是让家长付出上万元的经济代价,何况作文阅卷的误差远远不止1分;反之,多给了,则是不公平的,对选才来说,也是不利的。误差大了,产生的不良影响就还要大得多。这种“小题大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再说经费和时间。能否向考生多收一点高考报名费?如可行的话,就向考生及其家长明说多收的钱——比方5元或是10元,是为作文阅卷更细致用的——阅同一篇作文的老师多了,评分会更公平合理。如果事前宣传到位了,考生和家长是会通情达理的。至于时间,社会上流传的“90秒内定生死”颇有点骇人听闻;如果说这种传闻依据不充分的话,3分钟内阅一篇作文是大多数阅卷老师都认定的事实。“一卷定生死”的高考,3分钟也显得太短了。只要阅卷误差更小了,考生及其家长大都满意了,高考阅卷的总的时间延长一点也不会有多大的负面效应。再说,从今年起,高考时间已提前了整整一个月,与以往各届相比,时间是“赔”得起的,是不会影响全国高校招生这个“大局”的,作文完全可以阅得从容一些。如果高考作文阅卷采用了体操、跳水及电视歌手大奖赛的评分法,最终的结果会比那三项竞赛更公平些。为什么呢?因为那三项竞赛是所有的评委和参赛者都是面对面的,还存在人为的因素——恰好今天的各大媒体上就报道了香港文艺界在这方面丑闻;而高考阅卷则是在试卷全部密封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再说文体的问题。连续四年的文体全面开放,这个路子是对的,也希望今后仍然这样命题;但在高考作文阅卷工作中,应有新的举措来与这种“全面开放”相适应。所以,笔者建议,作文阅卷人员应按文体分组,也就是说每一位阅卷老师按自己的专长和爱好,选择最为熟悉的一种文体即可;而自始至终阅一种文体,也便于在同类文体的作文中比较方便地分出优劣。因为不同的文体的作文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文字的量是不同的,在字数等问题上,还应有“细则”——当然,作文的命题须首先考虑到。为了在技术上得到支持,每个组可聘请在相应的文体写作方面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担任顾问。如果做到这样的话,今年的《无题》是否“违规”之争也就不会再次出现。考生一方,则要求在作文试卷上注明写的是哪一种文体;如果不写,则扣掉2分。这种要求是否合理呢?尽管文体是不限了,但具体写一篇考场作文时,究竟写成什么文体,考生心里是有数的,如果连自己写的文体都不不能确认,岂不是“创新”“创”得来有些过分了!再者,文体知识也是写作知识的一个小小的组成,考写作而将之赋分2分,是完全合理的。
提了以上的建议,我又联想到了媒体对四川《潘金莲的选择》的相关报道:“虽然这篇作文最终结果令人安慰,但评卷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他们希望以后的考生在选择如何作文时还是三思而行。”
“评卷老师们”的忠告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是在为考生的前途着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考生们为保险起见,都不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作文的思想内容还能够创新吗?进而言之,我们的各门学科的创新教育,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创新人才的培养,还能够顺利地实现吗?
我们还是选择主动的一面吧!为此,笔者建议:为鼓励考生创新,高考阅卷场可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以评阅有争议的作文。有了这样的组织保障,就可以比较有效地地鉴别有争议的作文——哪些是在真正地创新,哪些是在耍花架子,甚至在胡言乱语。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遗珠之憾;也最大限度地减少鱼目混珠。须知,“有时,真理与谬误之间只是相隔一层纸而已”!
愿高考作文阅卷改革的步子跨得更大一些!进而愿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步子跨得更大一些!
一场考试,时间只有150分钟,要在这150分钟的时间内,写出一篇精彩的作文来,除了平时苦练基本功,有了雄厚的写作基础,考时文光四射,下笔有神之外,要得高分,恐怕只有凭命运之神的保佑了。但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中,摸索出了一些应试作得分的小技巧,在此奉献给大家,或能助各位苦战考场之人一臂之力。
首先,留一张干净整洁的试卷,博得阅卷者的青睐。无论什么类型的考试,阅卷总是一件让老师非常辛苦的事,如果在时间上有所限制,要加班加点地完成任务的话,那么,老师肯定爱看的是书写工整,卷面整洁的试卷。在众多的试卷中,有那么一份字迹清秀漂亮、书写工整认真的试卷突然冒出来,让昏昏欲睡的双眼为之一亮,试想会有什么结果?老师大笔一挥,给点褒奖分绝对不会错吧?于是,你多了二至三分。
其次,稳中求新,稳中求变,另劈蹊径,不落俗套,赢得老师的眷顾。创新作文要创新,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过分的标新立异,又太过危险,在考场上尤其如此,要么一举成功,要么全军覆没,这样孤注一掷,显然不可取。如前几年的高考满分作文《潘金莲的选择》,听说开始判零分,后来有人翻案,判了四十多分,再后来惊动了中央某位领导,将试卷调去看后,拍案叫好,于是才幸运地得了满分。这样的奇遇不是人人都有的,因而,我们要在稳中求胜,求新,求变,才是保证获取高分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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