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不畅，娱乐活动更匮乏的可怜，那时的人确实显得无事可做，除了干完田地活，基本上就是闲在家里或做点针线活儿，所有的娱乐都要在整个大队里挖掘，于是谁家要是有人嫁娶，偶尔看看新媳妇也是一种消遣，作为外来人口母亲本身就是被关注的对象，你再让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喊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儿子，这种场面可想而知。
张言听了母亲的话心里也是一阵大笑，要不是行动不便，言语不通，此时他一定不断地点头，拍手叫好，“母亲大人果然英明，此时就有这样的见识。三十年后，有个曲艺界的大师级人物就总结，从前养个儿子叫狗子，三十年后养条小狗叫儿子。”
父亲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却觉得没什么不妥，但母亲发话了，总该为此做点啥。
回到这个时代，这个时间，张言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父亲对母亲的珍惜，一个二十五岁还说不上媳妇即将打光棍的汉子，忽然有了一个漂亮的老婆，有了一个温馨的的家，这一切都是母亲赐予他的。也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珍惜逐渐淡化成相濡以沫，家长里短，所以前世张言记事之初对父母之间的感情理解为他们是夫妻，他们是我爸我妈。远没有现在感受深刻。
“那叫个啥呢，那叫个啥呢……我想想，我想想啊。”
父亲明显对母亲的要求有些不知所措，卷成筒状的被子忽一下就撂在褥子上，带起的风把豆大的油灯火焰吹得一暗，母亲赶紧伸手挡住，“你轻点，扑灭了，又得费一根洋火。”
父亲抓耳挠腮的开始给张言想名字，那表情，那动作，远没有操控起三四匹马的大马车来的痛快和潇洒。
见了父亲的样子，母亲又说“也不急在一时，你心里有这事就行，争取年前能有个好名字。”说完掩上张言饱餐后的前襟，柔情万千的看着张言，亲了又亲，“我儿子懂事了，知道心疼他妈，知道他妈大冬天的洗褯子不容易，不再乱拉乱尿了。咱们才不叫啥二蛋，狗子，是吧？啊，给妈妈笑一个。”
张言被母亲的爱感染，漆黑的眼眸望着母亲，挣脱着被束缚几个月的双手，嘴里“啊，啊”的叫着或者是笑着，回应母亲的亲昵。
父亲还是个急性子，小声嘟囔着，听口气是自己不断否定自己，一会像是懊恼自己了自己的墨水不够，下地，趿拉着鞋，借助地下炭火的光亮，在柜子角摸索两下，拿了两本书回到炕上，靠近煤油灯，
母亲明白父亲的用意，却还是取笑道：“咋的，还要学习学习语录？”
张言被母亲抱在怀里，看不见父亲拿的什么叔，听见母亲的话猜测着是**语录，是且只能是这本书，因为这可能是家里唯一的一本书，不，不是唯一一本，前世记得还有一本，不记得是什么名字，只记得很厚，十六开本的，母亲把做鞋积攒的鞋样以及绣花的丝线都夹在这本书里，不过这本书后来被幼时的自己撕得所剩无几，都拿去叠片子（两张纸，叠一起，四四方方，小朋友放地上互相打，谁打翻了就把对方的赢过去）了。
“哎！——”没听见翻书的声音，父亲就叫了一声，“叫小言怎么样？小名叫小言，大名就叫张言。你看本书‘**宣言’，你看啊，张共，张产，张党，张宣，张言，还就这个张言比较好听，比较顺口。你说呢？”
张言一阵恶寒，原来自己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呀，前世上高中开始在乎一些形象上的事情，还庆幸自己名字还能被接受，父母没给自己起一个很嘎的名，原来就是随随便便排下来的呀。
几个月后张言有了独立行为能力后，第一件事就是终于拿到手里清楚的看到有决定自己两世为人却同一代号的书，一册红皮的**宣言，没有生产年份，书名横向，但要从右向左读，“产”字是繁体字，上面一个简体的“产”下面一个“生”，书名上方是作者，著：马克思，恩格斯，译：古博。封皮下边从右向左读，山东新华书店出版，上方半个幅面是老马和老恩的头部画像，眼睛望着远方，眼神坚定而专注。
前世张言可以确定自己没见过这本书，也许自己的名字诞生后，这本书去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母亲低头思考，“小言，张言，这个名字倒是挺好的，但是……他大伯父，和二伯父家里的孩子都是三个字，而且中间都占了字的，咱们是不是也要顺着叫下去？”
听见母亲说起大伯父和二伯父，父亲的脸立即唬了下来，“干什么非跟着他们一起叫，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咱们这支我是老大，我说了算，就是要和他们不一样，就叫单字的，以后他老叔有了（有了孩子），也顺着往下走。”
老辈子的陈年旧事，母亲嫁过来快两年，多少了解一些，张言前世也了解一点自己这支与大伯父那支的恩怨，也许是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性情大度开朗的父亲唯有在对待大伯父一支的态度上耿耿于怀。
母亲见不得父亲这副表情，“好，好。就叫，小言，张言，挺好的。”然后开始逗弄张言，不断的叫着他的新名字“儿子，咱们有名字了，小言，你说好听吗，你喜欢吗？小言，小言。”
第五章那时的日子
张言现在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上醒来，父亲已经到队里上工去了，母亲也许是有小孩子要照顾，被允许迟到，侍候他拉屎撒尿，洗脸，给他喂奶，然后把他‘稳妥’安置在炕上，张言这些天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养婴儿办法，睡在康口袋上，一个软布做成的大口袋，里面灌满了谷糠，可能是婴儿撒尿没有规律，这个口袋尿湿了，尿被糠吸收，翻转过来，不湿的一面可以继续使用，湿的一面可以在热炕上炕干。
枕的是装满高粱的红布枕头，硬硬的，实话说挺不舒服的，据说这叫“睡脑袋“，婴儿初生，脑袋长得不规则，但脑壳还软，用这样的枕头，再根据大人们的审美观，被摆出各种睡姿，达到后天调整脑壳形状的作用。
张言恶趣的想，村里那些小名叫‘老凿’的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睡好脑袋，因为这个名字又形象又贴切，那脑袋真的很‘凿’。
张言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刚刚醒来时有那么强烈的压迫感，睡在糠口袋上，盖好被子，大人们会用一个压枕压在上面，那个压枕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合适宽度的布口袋，分成三个独立的格子，中间的格子空着，左右两边的格子分别灌满玉米粒，然后中间的空格子盖在身上，有玉米的两侧坠在炕上，这样既不会压倒你，又可以束缚你，防止婴儿踢了被子或翻到下面去。俗语说婴儿三翻六坐九会爬，张言估计自己两个月前肯定没有这份待遇，随着向第三个月成长，母亲已经开始预防了，实际上张言偷偷的试验和练习，他目前已经学会翻身了，还为掌握了这项貌似很厉害技能高兴了一会，不过没让母亲知道，不想母亲劳动的时候更多的担心自己。
母亲把他安置好后开始去队里劳动，张言不知道这时生产队里有没有产假制度，对于母亲生产两个月就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充满愧疚，他不知道的是母亲做完月子，也就是他出了满月，母亲就已经开始参加劳动了。
半个上午，张言估计十点左右时，没有钟表，不知道确切时间，母亲匆匆回来，再次伺候他撒尿，给他喂奶后然后再去劳动，中午十二点左右劳动回来，喂他一次，然后做饭吃饭，等到远处的通知集合上工的钟声响起，时间大约一点半左右，母亲再喂它一次，这时张言感觉还不是很饿，距上次进食的时间比较短，但他还是大口大口的吃上一次，因为下午劳动时间长，母亲歇工回来时间比较久，会饿。张言还没有听到过早晨集合上工的钟声，也许那时自己睡得正香，稚嫩的体质不足以被钟声唤醒。然后要等到傍晚母亲回来喂一次，晚上睡前喂一次，再就要等到第二天早晨了。
母亲喂的规律，张言也活的规律，不哭不闹，不乱拉乱尿，简直让母亲喜出望外，不用每天换洗褯子，收拾排泄物，这等于每天为母亲减少了小两个钟头的工作量，每天晚上都对着父亲对自己夸奖个不停，然后再亲个够。
前世记忆中儿时父亲对自己话很少，动作也不是很亲密，那时张言以为事情做的不够好，调皮打架讨人厌，父亲在生他的气，今生里有些明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父亲对粉嘟嘟的还不会做坏事的他，也没有多亲昵的表现，那种疼爱只有在眼神中表达出来，最多就是用长满胡茬的脸亲亲他的脸，或者捉住他的脚丫放进嘴里做出不断啃咬的假动作，张言不知道前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他会咧着光秃秃的牙床，配合父亲的动作，呵呵呵呵的笑出来，他对能再次感受到父亲的亲情很快乐，很享受，很幸福。
父亲还喜欢一个动作，这个这个动作就是乐呵呵的用手捻住张言的小**，土话叫“牛子”，感受一下它的真实存在，虚晃的拉一下，嘴里说着“揪个牛子吃”，然后把手收回到嘴边，发出“嘚”的一声。那声音很满足。与父亲同龄的生产队的伙计们，成亲早的地下都三四崽子个跟着后面跑了，父亲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还是个‘带把’的，由不得父亲不满足，张言对这个动作开始非常不适应，他可是有着三十多岁心理年龄的人，但无力反抗，随着父亲每天晚上都要重复几次，被揪啊揪啊的也就习惯了。
除了母亲喂奶拉屎撒尿的时候，张言很少有被抱起的时候，有时父亲想抱抱他被母亲阻止，母亲说“不能抱，小孩子抱多了容易淘，淘了就躺不住，大人们每天都要去干活，谁有工夫整天抱着她，别养这个惯。”
张言开始同情这个年代的小孩了，自己是这样，别人也好不到哪去，这时候的大人们恨不得小孩子越老实越好，越没有麻烦越好，如果在你能自己照顾自己之前，一直平静的躺着生活才好。
张言对这段曾经经历过却没有记忆的几年一切都感兴趣，他目前的世界还局限在这间屋子里，有机会就打量这间屋子，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屋内的陈设与印象里有所不同，进门直接面对的是一面墙壁水银镜，镜子两侧左边“农业学大寨”，右边“工业学大庆”，横批“艰苦奋斗”。这面镜子他太熟悉不过，前世是零一年家里修了新房子，这面镜子才退出历史舞台。
屋顶和三面墙壁都糊着报纸，年代久远，烟熏火燎泛出片片黄色。北墙上显眼处贴了一张**的年画，画面里**很年轻，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右手拿着一卷书，满面笑容，背景是左侧浓烟滚滚生产中的工厂，右侧麦浪滚滚即将丰收庄稼地，下面一排字算是主题：‘在**的领导下，向**迈进！’
靠北墙下面是两节黑紫色的柜子，这是个老物件，爷爷奶奶在世时就有了，还将陪伴这个家庭二十多年，柜子上放着几个瓶罐之类的杂物，一张炕桌随便的竖起放在地上，吃饭时再搬到炕上。黄土地面，凸凹不平，但很坚实。
与堂屋的隔墙上一个半米见方的灯窝，吊着一盏电灯，灯窝还放着一盏玻璃制煤油灯，煤油挥发到灯外面，吸附了很多灰尘，黑乎乎脏兮兮，只有经常被把拿两个手指形状的方位磨得发亮，张言醒来没见灯泡亮过，这个原因他知道，停电吗。
原本向阳大队是没有资格架设电网的，但向阳大队向北五里是古新煤矿，挖煤需要电力，向阳大队是输电的必经之路，因为煤矿地势高，取水难，耗费大，煤矿决定在其他地方取水，修条管道，输送到煤矿的水塔，然后再供应给个矿井及矿工家属们，而向阳大队离煤矿最近，地下水层又浅，是最好取水地点，决定在向阳大队建一个水电井泵房。
国家五八年成立古新矿务局，古新矿务局下属五个煤矿，古新煤矿，白庙煤矿，五家煤矿，安庆沟煤矿，还有一个东露天煤矿。
古新矿六一年开挖，其他四个都是后几年陆续才挖的。
最初生产队大队长石富贵还没什么觉悟，几年建设古新煤矿成了规模，夜里望去一片灯火通明，这时生产的他的心思也开始活泛了，建设水电井泵站要用电啊，既然你们已经把高压电变成民用电，那么：可以在我们大队取水，我们无偿送块地让你们盖泵房，作为交换条件，给我们大队架上电网，给我们每家每户都通上自来水。向阳大队一共二百多户人家，财大气粗的煤矿眉头都没皱一下：可以，水费可免，电费必须交，于是直到2009年向阳大队，不，那时已经叫向阳村了，仍然在喝着免费的自来水。
这样向阳大队成了西河公社十二个生产大队里最早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的生产队，为此公社书记还特意到向阳大队走了一遭，拍着石富贵的肩膀说“老石，还是你行，你说你们这算不算提前实现现代化了。”当时石富贵的嘴角的都咧到耳岔子边上了。
家家户户点电灯，家家户户自来水，在那年月确实是了不起的大事。
此事也奠定了石富贵在向阳大队的大队长地位牢不可破。
稍有遗憾的是，那时电力供应不足，年年闹电荒，保障煤矿的生产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经常性的停电，一停两三个月也正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零年得到改善，八五年彻底的解决。
况且收入决定消费，点电灯虽然亮，但社员们收入没有增加，比较煤油灯还是多花钱，等于是多了额外支出，黑暗了半辈子的人们更多使用的还是煤油灯。
其实古新矿务局给向阳村乃至西河公社带来并不仅仅是电灯和自来水，还有基数为5万且不断在增长的纯消费人口，当政策好起来，让西河公社大部分人都受益，这也是后来西河镇城区比县城城区富裕繁华，县里决定把县政府搬迁到西河镇的原因。
张言默默观察父母的饭食，一连十几天几乎每天都没变样，主食就是玉米面，菜是大白菜，土豆，大萝卜，菜不是顿顿有，早上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粥，中午也是一样，晚上只有玉米面粥，这样的安排张言证实了前世里老人们的说法，白天要干活，要下大力气，吃点干的，晚上喝点希的就行，要不干粮食压了炕头子，白瞎了。
让张言欣慰的是，不管怎么说父母还是能吃饱的。
其实他觉得自己有些馋了，并不是想吃肉的馋，这么久没吃盐，嘴里真正淡出个鸟来。
也许母亲还在哺育期间，一个人吃饭要活两个人，偶尔母亲能吃一个煮鸡蛋，听母亲自言自语说鸡蛋还有几个，快没了，母亲还把鸡蛋黄捣碎，试探着嘴对嘴的喂到他嘴里，张言毫不犹豫的吞下去。母亲就说再过一段时间可以喂些东西给他吃了，让他快长大。
第六章父亲的家事
张言的奶奶63年去世，爷爷64年去世，那时家里最大的姑姑张素雯十九，父亲张文礼只有十五岁，叔叔张文知九岁，下面还有一个小姑三岁，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所有的重担一下落到年轻的大姑姑身上，年仅三岁的小姑实在无法养活，只好送给六十里外魏家公社父亲的舅舅，也就是张言的舅爷，舅爷和舅奶奶一直没能生养，两老人一生无儿女，小姑到来，倍受疼爱，这总算让大姑张素文因姐妹分离而带来的痛苦减少了一些，舅爷和舅奶也许怕大姑姑反悔，也许是认为小姑还不懂事，让小姑改姓魏，并且与魏姓嫁女（张言的奶奶）已去世的张家，说好老死不相往来，把小姑当做他们的禁忌，这种情况直到小姑结婚才有所改善，姐妹，兄妹之间才得以相见，五十里，隔断了近二十年的亲情。
然后啊姑姑就带着两个弟弟艰苦地相依为命。
为了两个弟弟，为了家里能增加一个壮劳力，共同承担抚养两个弟弟的重任，大姑没有嫁到外地，二十岁招赘了比这个家庭条件更糟糕的姑父王新民，姑父王新民家也在几百里外，参军驻地就在西河公社不远的军区。退伍后没有回老家，经人介绍与大姑结婚。
那时被招赘是很掉面子的事。
大姑父王新民之所以被招赘，是因为他家里条件更差，家里兄弟姐妹又多，他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有身衣服穿，据说参军之前一直都衣不遮体，可以想象他的家境。
既是姐姐又是母亲的大姑就这样养活了两个弟弟，其中不能抹杀的是姑父王新民的功绩，为了两个妻弟任劳任怨，从无怨言。
父亲张文礼十岁三年级毕业光荣离开学校，开始给生产队放牛，十四岁正式到生产队劳动，下地之初，庄稼活不是很上手，队长不待见，恰好古新煤矿大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建材，就向地方上要求，派些人过来帮忙，有工钱。于是一些在生产队里调皮捣蛋，劳动奸猾的一批人被大队借机被外派支援煤矿建设，暂时的驱逐出队伍，对于这些人离开大队书籍曾拍手称快。刚出道对庄稼活还没上手的父亲张文礼也在此列，他的主要工作是到山里打石头，父亲拖拉着干了近两年，一次无意说起工作很苦，也很危险，吓得大姑姑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去了，再次回到生产队劳动。
不过一年后那次外派支援的刺头们除极个别外，居然被煤矿找了正式工人，挣起了工资，成了工人，吃起粮本，也算因祸得福。所以现在有二十几大住在大队里，却不归大队管，在矿上工作，上班，下班，挣工资，很让其他社员们羡慕。
但前世张言从没听父亲对此事发表过看法。
父亲回到生产队继续劳动，也许放牛时和牛打交道多了，父亲对牛马有种特殊的约束力，开始时给车把式于满屯跟车，后来偶尔于满屯赶车车打捂了，怎么赶也赶不出来，气的摔了鞭子，父亲张文礼说我来试试，三下五除二，出来了，一次是侥幸，几次以后明眼人都看出父亲在这方面的天赋，十八岁父亲就执掌了大鞭，正式成了队里的车把式。
叔叔张文知算是知识分子，前世张言就听叔叔酒后无数次的慨叹过，“我那时候要不是家里条件不行，考啥大学都没问题，我上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张言也暗暗承认了叔叔说的不是假话，叔叔的确很聪明，。
叔叔五年级时，张言奶奶和爷爷的接连去世，叔叔面临最大的生存问题，六年级上到一半就痛苦的退学，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那时识字的又肯下地劳动的人太少，叔叔有文化又会算数，下了几年大田，机缘巧合当成了记工员，前年又当上了小队会计，一手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到了年底结算时，大队会计都要叫叔叔去帮忙算账。
叔叔也是受了出身的拖累，小队会计已经是仕途的巅峰。
听父母的偶尔的谈话，二十岁的叔叔前一阵子相了亲，明年秋天要结婚，叔叔现在住姑姑家，爷爷奶奶去世后叔叔一直生活在姑姑身边。
父亲张文礼住的是爷爷在世时的老房子，姑姑婚后也住这里，父亲结婚前一年，姑姑起了房子，父亲婚前姑姑就搬到新房子，叔叔也随着搬了过去，偶尔还来老房子住几次。
大姑姑现在也有了三个孩子，张言的大表哥王海军是老大，大表姐王淑华，二表姐王淑艳，张言居然想不起大表哥和大表姐今年几岁，只算出二表姐今年四岁，因为前世里二表姐有一年总带着他玩，他成了二表姐的铁杆跟屁虫，二表姐上小学，他急的不行，后来他也上小学，同一个学校，二表姐总是高自己三个年级，自己努力的想追上，可总也追不上。所以印象最深。
父亲和母亲还讨论了叔叔结婚和起房子的事情，叔叔结婚后再住在姑姑家已经不方便了，所以商量着等过了年把自家西屋收拾一下，叔叔结婚就接在西屋，后年春天帮叔叔起房子，并计算了自家的钱粮还有叔叔这些年的积攒是否够支付起房子的用度，叔叔这些年的收入都由姑姑收着。
商量一阵，母亲总结道：“他叔这事必须得咱们牵头来办，不能再让大姐来张罗了。要不姐夫那儿嘴上不说，怕心里有什么想法，姐夫也许不是那样的人，但事情咱们还是得做好了。
至于到底怎么办，咱们心里暂时有这样个想法，具体还得和大姐和孩子他叔商量商量，看看他叔是愿意一起过还是愿意分家另过，愿意一起过他们就住西屋，不愿意一起过再考虑起房子的事，咱们不能替他做这个主，要不大姐那怎么看咱们，不但到时落了埋怨，让外人也看笑话。”
父亲也点点头。
张言能感觉母亲对大姑的尊重，父亲这边没有老人，母亲娘家那边离得又远，张言出生前后一直都是大姑在照顾母亲，也就是伺候月子。
父亲张文礼是家里虽不是家里最大，却是长子，爷爷奶奶去世，姑姑为他张罗了婚事，他必须为叔叔张罗婚事，接过姑姑的接力棒，是责任也是义务。
张言也明白母亲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姑父王新民倒插门进这个家，本身就降低了身份，会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并且也算养活了父亲叔叔多年，帮助父亲成家立业，剩下一个叔叔，是父亲该出力的时候了，这时如果父亲退缩，难免姑父心里有什么想法，张言暗暗赞叹母亲的心思细腻。
不得不提张言还有一个姑姑张素霞，是他真正的大姑，是他爷爷和张言奶奶之前的前妻生的，但父亲张文礼却严格要求后代对姐姐张素文叫大姑，其中的缘由以后再慢慢解释。
第七章又见叔叔
没有日历，没有钟表，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外界任何消息，张言浑浑噩噩生活在这间屋子里。
终于一天张言见到了父母之外的第三个人，叔叔张文知。
这天天好像特别冷，叔叔可能是有那个连编制都没有的小队会计的光环的笼罩，也可是快要结婚心里高兴，意气风发，一阵风似得进到屋里，摘了狗皮帽子，往炕上一扔，头上热气腾腾的汗，叔叔比父亲略矮，也没有父亲的壮，这两年不怎么干力气活，穿着上也可以迎合他小队会计的身份，多了些书卷气，看上去倒很秀气，剃了时下文人流行的‘小队会计头’，就是从脖子开始向上，一直到后脑勺，都是光秃秃的，脑瓜顶的头发却很厚，还要三七分，看来叔叔时刻保持他小队会计的形象，被狗皮帽子压过居然没乱。
“嫂子，大姐压了胡麻油，让我给你拿一瓶来，放锅台上了，一会你收起来啊。”
“过了年就结婚了，还毛手毛脚的，也不知道桂英（准婶婶的名字）咋就看上你了。”母亲数落着叔叔，大不了几岁的母亲完全用长辈口气与叔叔说话，年纪很小就失去母爱的叔叔显然对这样的数落很受用。
叔叔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那……那不啥吗，过了年就改。”叔叔这个年龄的大小伙子，显然是对张言这个年龄的小孩子最没兴趣的时候，浑不在意的指指张言“这小子还好吧？”
母亲“以后不能喊这小子了，起名了，小名小言，大名张言。”
叔叔装腔作势的摸着张言的脸蛋“小言，张言。”然后转头就与父亲说话去了。
张言倒是没想到这时候叔叔对自己是这种态度，到没有前世记事起那么亲热。想想也释然，叔叔长时间的角色除了弟弟还是弟弟，特别是姑姑对打小就失去双亲的叔叔尤为疼爱，心性上的不成熟要比同龄人差上许多，叔叔自己也没有小孩，没有这方面的体验，这种表现反而是最正常的。
张言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叔叔和父亲的谈话上来，叔叔作为生产队的“高层”有些消息比父亲知道的要多要早，
叔叔说今年的小队公分已经开始统计了，小队统计完了他马上得到大队上去，大队会计田有才已经“钦点”他参与今年全大队的统计工作，叔叔和父亲的谈话，让张言初步了解了生产队如何确定社员收入的，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就是所谓的记工分，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生产大队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这个工值数乘以社员的出工数就是这个社员的收入。
叔叔最后说的事张言最感兴趣，向阳大队明年4月分开始安装有线广播，原来西河公社从73年就开始广播的普及工作，由于广播技术人员与设备材料统统缺乏，十二个大队只能轮流着来，原因是向阳大队已经通了电并有了自来水，仍然让其他几个大队很不服气，他们才不管你是自力更生还是借助便利条件，总之是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公社里为了平衡，像样大队排到最后，此时其他十一个大队都已经安装完毕，。
叔叔的话实在的让张言兴奋了一下，在那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回到这种半封闭状态，始终还是不太习惯。
虽然有着前世的经历，但对社会的了解也仅仅是整个发展的大趋势，或具有代表性年份和几件大事件上，要想详细更深入的了解社会现状，这些看起来很落后的信息传播工具还是必不可少。
那时的有线广播就是拉一根铁丝接到木箱中的喇叭上，在地上接一根铁丝（地线），公社的广播站开始播音，社员打开开关，喇叭就响了。为了节省广播线，有线广播只接一根线，另外是接的一根地线，地线一般用一个长一些的钉子或铁片扎进土里，如果地线周围土干了，那么广播声音就变小了（因为接地电阻变大了），此时就得要去浇水。在埋地线的时候加些食盐，这样的话导电性能良好。总之要经常保持接地线的土是湿润的
张言前世小时候他也最喜欢听广播里的评书，到了时间就眼巴巴的等在下面，曾经还疑惑过，一个木头箱子怎么就能说话呢，多年后找到了答案：“是科技的力量”。
八十年代初，收音机的逐渐普及，西河公社有线广播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生命力是及其短暂。
不过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前世86年张言去他‘很远很远’的姥姥家，那里的有线广播事业还进行的如火如荼。
第八章那年的1月8日
就在叔叔那晚离开后的第三天一大早，张言再次来到这个时代，第一次听见向阳大队大队部大喇叭广播响起的声音，一个悲痛而压抑的嗓门：应公社要求，各小队全体社员停止劳动，到大队部开会，全员必须到。
母亲匆匆喂了张言一次，就去开会了，整个上午第一次中途没有回来照顾他，张言已经饿得不行，中午父母匆匆回来，脸色阴郁，互相没说几句话，吃过饭就又出去了，晚上又是很晚才回来，通过父母简短的几句话，张言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昨天上午，周总理逝世。
消息传达到这里竟用了一天时间。
一瞬间张言有些木然，他细细回想着前世了解的一切关于周总理的事迹，除了家家户户墙壁上的画像，他第一次真正书面上了解周总理是小学的一篇课文《周总理的睡衣》，此时他居然能清晰在心里默背出这段文字：
“邓妈妈七十多岁了。她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睡衣。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这一回，邓妈妈又穿上了线，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左手在熟练地打结。她是多么认真啊。
一位年轻的护士，双手捧着这件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眼睛湿润了。
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摆着个针线包。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是从延安窑洞，从重庆红岩，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然后又记起中学课本里的一首诗《周总理，你在哪里》。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去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浪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
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
想念你>
想>念>你……
然后是无数怀念总理的文章。
或许对他来说，周恩总理也许仅仅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美男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对父母这一代来说他们可以没有文化，可以不懂政治，但他们懂得周总理，他是一面旗帜，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遇到曲折迷茫时，用自己忍辱负重的言行带领亿万人民不屈不挠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他还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位居高官还是一介平民，都可以从周恩来身上感受到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宽阔的胸怀，什么是高尚的情操，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
张言知道现在全国都处于一片哀痛之中。
在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上，鲜红的党旗覆盖下，是一副积劳成疾并被病魔折磨得只有30公斤体重的身躯。
“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并没有经常挂在口头上，除了他胸前佩戴的那枚刻有这5个大字的像章以外，更多的还是他用自己的生命的实践了这样的宗旨。
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
就在昨天他老人家逝世了。
此时此刻，千百年来，华夏山河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如此悲伤，神州儿女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抑制内心深处的哀痛。
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的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万人同泣的场面。
就在今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会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更是彻底的“无产者”，他连遗骨都没有留下，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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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去世确切日期是1976年1月8日，那么今天就是1月9日，张言重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时间的概念，自己还有几个月就要满三个月了，虽然只有不到三个月大，但按阳历计算自己已经2岁（虚岁，出生计一岁，过了年就长一岁），正因为总理去世的特殊日子，张言还知道1976年1月8日正是农历腊月初八，还有二十天就要过年了。
1976年，想到这个大事多发的年份，周总理的逝世仅仅这个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的开始，还有更多的即将发生。
7月6日我们曾经统帅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总司令，我们敬爱的老首长，最忠诚的**战士，最普通的劳苦大众的一员……也要走了。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一座城连同她的30万儿女永远长眠了。坍塌的钢筋水泥里血肉模糊……那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是华夏民族永远的伤痛哪！
9月9日**逝世，人们都说“朱毛”是不分家的，朱老总和周总理走了，或许他老人家感到孤独了吧！是去陪周总理，陪朱老总了吧。
这是一个多么该受诅咒的年分啊！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哎，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明知事情的发生却不能阻止。张言心中默然，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一切的来临。
第九章猪肉与经济
向阳大队大队长等干部到公社参加了总理的追悼大会，接下来几天，响应上级号召向阳生产队也组织了追悼会，张言的父母都戴上黑纱去参加。
总理的逝世对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影响不大，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下去。
张言从知道确切的时间每天记着日子，而且是双重记忆，阳历与阴历一起走，前世，过惯了月末发薪水，每周大礼拜，除了八月十五，年三十几乎没有阴历的概念，在这个没有周末的日子里，阴历也是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也许是他平时的表现太好，让母亲很满意，母亲对他放松了‘管制’，只要母亲在家，身上的压枕不再压在身上，没有身上的这座‘大山’，张言得到空前的解放，开始努力‘练习’翻身，几天后已经很熟练的翻到糠口袋下，想从下面再翻到糠口袋上还有困难。还有剩下的几个鸡蛋，母亲把整个蛋黄放碗里捣碎喂给他吃。见他吃的很带劲，摇头说“可惜，可惜，会吃了也没了。”
姑姑张素文（以后简称姑姑）腊月十六晚饭后领着二表姐王淑华，（以后将简称二姐）来看母亲和他，三十刚出头姑姑外表比实际年龄要打，从十九岁开始操心，先前是两个弟弟，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有着母亲所缺的坚韧与强势，可想而知，成分不好十九岁的姑娘带着两个弟弟还有缺乏地位的入赘丈夫，需要怎样的气魄才能在这个生产队立足。
姑姑还给他带来十个鸡蛋，听母亲与姑姑的对话，姑姑家里养了十几只鸡，鸡蛋都是秋天里攒下的，母亲月子里送过来五十个，入冬前供销社里换了盐和布票，就剩下二十个，前几天大表哥过生日，三个孩子每人煮了一个吃，这次拿来十个，家里剩七个。
母亲非常不好意思，解释只是随便说说，目的绝对不是要鸡蛋的。原来是生产队劳动时姑姑问起孩子的情况，母亲说起自己已经能吃东西了，一顿吃了整个鸡蛋黄。张言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对于自己的孩子，当有人问起时，初为人母的她肯定要不遗余力的解说，绝对没有任何目的性。
姑姑手一挥，不就几个鸡蛋吗，给我大侄子吃的。说完抱着张言一阵亲，又高高的举了他几次，张言乐的呵呵笑。作为小孩子，这个时候你就要笑，随着大人动作笑，张言的笑是真心的，因为他知道姑姑是真心对她好，已经有过前世经历的他自然知道姑姑对他的喜爱不是装出来的。
前世里姑姑对他就特别好，打小开始，买了好吃的，哪怕是做点好饭都要叫上他去吃，做为回报，张言工作后每次回家都要给姑姑买很多东西，每次都要到姑姑给那住两个晚上。
张言借助姑姑的动作把小脸贴在姑姑脸上，弄得姑姑满脸口水。十几岁后，很少与姑姑这样亲昵，认为自己已经是大小伙子，很难为情，其实即使三十岁后，在姑姑的眼里他还是小孩子。
倒是扎着两个羊角辫三岁的二姐对他更有兴趣，对这个小小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是喜爱还是觉得神奇，刚才就吵嚷着要抱，姑姑却以弟弟太小为由拒绝了，不过说等明年天暖以后她就可以抱了。
张言对于二姐说的抱抱心有戚戚鄢，大上几岁的小孩对小上几岁的小孩兴趣仅仅是一时的，如果你出生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很可能看过，或亲生经历过这种情景，一个大两岁的孩子在前面跑，一个小几岁的孩子在后追着哭，不是大的打了小的，也不是大的抢了小的，他们还可能是兄弟，姐妹，亲戚，因为大的被限制了自由，而大孩子们有了属于他们年龄段自己的游戏，小的又做不了，迫于父母的压力又不得不照顾小的，小的自然就被大的嫌弃，小的是‘障碍’，是被讨厌的‘跟屁虫’。
张言是家里的老大，父母每天劳动，看管他的任务只能落在表哥表姐身上，长大后，与表哥表姐们聊天，二姐曾说起过，你小时候我哄你，哪里老爷儿（方言，太阳或太阳光）强就抱着你坐哪，老爷儿晒得你睁不开眼睛，眯着眯着你就睡着了，然后我就可以出去玩了。他当时就一阵恶寒。心里愤愤不平，时过境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那时是当笑话讲过就算了，但眼看着‘惨剧’可能还要发生，怎不让他感叹。
看着眼前幼稚的羊角辫小女孩对着自己做鬼脸，很难想像自己重生前，二姐已经是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二姐的路象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孩子走的路一样平淡，初中辍学，打工赚几年嫁妆，结婚，生子，为了孩子和自己的生活奔忙。
姑姑除了送来十个鸡蛋，二姐小时候穿过的两件看上去还不错的旧衣服，还送来二斤猪肉票，姑姑家养了一头猪，据说长势不错，一年半，136斤，一等，前天卖到公社收购站，换了82块钱和6斤猪肉票，算上叔叔他们家有6口人，留了4斤的票，送过来2斤票，过年可以到公社割上肉，估计队上年底每人还能分二斤肉，也算过个好年。
张言才想起，原来这个年头买肉还是要猪肉票的，同理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没有票证，你再有钱也买不到，人家也不卖给你。那时候人们觉悟高着呢，原则性强着呢，国家说凭票供应，你没票就是不行！
一年半时间，才136斤，这猪长得也太逊了吧。想想也就释然了，那是个人都挨饿的年月，（75年西河已经基本能吃饱了），不要说把粮食喂猪了，不过是平时的刷锅水，剩饭菜，米糠，或田里的野菜来把猪喂大，136斤，评上一等，并不是虚言。
按七十年代农村的养猪政策是不允许随便杀猪的，生产大队每年有向国家交售生猪的任务，农民（社员）自家养猪的存栏数是要上报到小队、小队报大队、大队报公社，生猪交售任务也是层层摊派，公社到大队，大队到小队，小队到社员。
生猪指标任务完成后，剩余的可以杀，但真正有能力养猪自己杀了吃肉的很少，除非有什么婚丧之类的大事。
向阳大队有自己的种猪场，也有养猪场，除了为完成生猪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作用，攒粪积肥。所以摊派到社员的任务相对其他地区要少一些。
生猪分五种：猪崽、克郎、肥猪、母猪、种猪（方言：跑篮子）。
猪崽是重20斤以下的小猪，可凭此到小队购买平价20斤苞米猪粮；
“克郎”是重20－100斤并且劁了（母猪绝育，公猪太监）的准备将来卖给国家或自家杀吃的猪，可凭此到小队平价购买40斤苞米猪粮，是不允许杀的；
肥猪是养大的“克郎”，一般是长到200斤左右卖给供销社（国家），每个大队都有必须卖给国家的指标数，决不允许私自杀，想杀猪必需大队和公社两级政权批准才能杀，但这个时代的肥猪达到二百斤的很少。
姑姑说家里有一头，七八十斤，已经到小队报备过，是特意为春天叔叔结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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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内经济全面紧张，市场商品短缺，物资相当馈乏，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粮食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一个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必须进行宏观控制、统一调剂。于是就出现了粮票，猪肉票，布票，棉花票，农村情况可能还要差一些，基本的吃食都是生产队发放，在城里简直就是没票寸步难行。
而且一九七四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社论，全国范围内迅速发起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在农村则展开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历史上形成的集市庙会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随即遭到了取缔。
也就是说政策上禁止了农民的农副产品的自由贸易，然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物资交流的需求是一下子无法改变的。据认识的老人讲当时这样的政策下，仍然有人私自买卖，河西公社的传统庙会后称社会主义大集，由于行政人员干涉，前来赶会的人们，被迫转移到公社北面的田野里进行交易。人们仍然携带着各种物品，讨价还价的热闹场面依然照旧。
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卖烧饼的人出现在人群中，他从怀里掏出烧饼秘密的和赶会人进行兜售。在当时，个人出售粮食或食品是违法的，因而他不停的四下张望，惟恐被行政人员发现。为了确保出售安全，他把存放烧饼的背筐藏到远处的沟壑中，卖完怀中的几个，就再去远处取一次。
所以姑姑攒了鸡蛋到供销社换盐不值得奇怪，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销售。
第十章如意
姑姑走后，母亲边哄着张言睡觉，边和父亲商量，明年开春后也养上几只鸡和一头猪。
前面说起母亲韩秀芝刚刚脱离新媳妇的行列，家里没有老人，没有所谓的日子，也就是说生活方式，母亲的到来，除了院子，房子，用具依旧，还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怀孕生子，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家庭副业。所谓过日子不过是有样学样，姑姑能养猪换钱，养鸡下蛋换盐，母亲眼热（羡慕），自然也要学着做。
腊月二十二，劳动了一年的父母终于收获，公分核算结束，具体有多少钱的分红张言不知道，只是在父母的言语中听说一个工分6分钱，十个工分一个工，6毛钱，父亲只要上工一天，至少一个工，如果父亲一年一个工都没耽误，那么一年分红应该是365*0.6计219元，母亲出工一天，最多能挣7个工分，也就是说0.42元每天，全年365*0.49计153.3元，其中的出入是，父亲参加公社大车队的补助，另外农忙时连夜出工的补助，还有家里为生产队里提供的农家肥（大粪）抵折的工分，估计母亲因为怀孕生小孩还要耽误些工，也就是说家里一年的收入在三百到四百元之间。
同时发放到手里的还有二十尺棉布票，三斤花生，三斤猪肉（每人一斤），六斤大米，（每人二斤），张言此时也算一口人，有了分配权。
当然张言这时还不了解物价因素以及生产队里物资详细的分配方式，无法判断这样的收入是高是低。但回忆前世看过的资料，直到1978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向阳大队的收入水平还是可以的。
小年开始，年味渐渐弄了起来，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多困难的年代也会用特有的方式把他们他们想要的气氛搞出来，母亲找时间去了趟公社，买回一堆东西，针头线脑，二尺红布，两斤煤油，两张一开的大红纸，还有些张言没看到的东西。
母亲三下五除二把光溜溜的张言抱起来，比量着用二尺红布给他做了个肚兜，并用夹在那本厚书里的五色丝线在肚兜上绣了个虎头，绣花，把肚兜要绣的部分绷紧在花绷子上，花绷子是一大一小两个竹圈，大的能紧紧套在小的上，把要绣花的布先蒙在小竹圈上，再把大竹圈套上去，这样就能把布绷紧。张言不得不佩服母亲的心灵手巧，没有描红，母亲就熟练飞针走线。兴奋的等待着自己的第一件新衣服（那时候小孩子基本不做新衣服，尤其是刚出生的，上面有哥哥姐姐的接替一下，要吗大人的旧衣服改一下，多数光溜溜）。
没机会看清楚虎头是上山虎还是下山虎，穿上以后拉风不拉风，母亲已经的收起来，一脸满意的看着张言，对他说着“我们小言过年的新衣服，年三十就穿上”。
母亲用红纸剪了四个漂亮的窗花，剩下的红纸让父亲送到邻居马大爷家去，让马大爷帮忙写春联。
马大爷名叫马向恩，张言只记得马大爷在公社的农村信用社工作，具体什么职位一直没什么了解。现在应该五十岁所有，因为前世张言有一次回家过年，马大爷家年初六特别热闹，据说是马老爷子八十大寿，老爷子年初六的生日。老爷子当年上过私塾，一手毛笔字写得好，前世至少张言十岁前他家的春联都是他写的，那个年代没有写成的对联卖，所有人家都要自己写，自己不会写只能求人写，很无奈的事，将心比心，估计马老爷子也挺无奈，一个腊月得写多少对联，很累的，邻邻居居又不好意思拒绝。前世不理解这些人情世故，今世张言暗下决心，以后好好练练毛笔字，自己写春联，求人不如求己。
请人写春联的规矩一般是把红纸送去放到马老爷子家，老爷子抽空或是等来了兴致写好了就放那，年根底下父亲再去取。
父亲去送写对联的红纸，同行回来却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母亲叫他小名“如意”，父亲说如意听说咱家里有小孩，就来看小孩。如意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张言，想伸手摸他的脸，又不太敢的样子。如意，张言很熟悉，但他熟悉的却不是眼前这样的如意，却是那个三十多岁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张言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现在的如意与今后的那个银行职员联系起来。
马大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马显义小名‘随心’二儿子大名马显彬，小名‘如意’，三儿子马显为小名‘有为’，多好的名字，既有大人的期待，又有对小孩的祝愿。有文化了不得呀。信用社工作的马大爷属于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吃粮本，不用下生产队劳动，每月有工资拿，相比之下比普通社员生活水平好很多，连如意这样的小孩字穿的也要比同龄的社员家的孩子好许多，十来岁就有蓝布棉猴穿，棉猴的帽子和上衣连为一体，轮廓很像一只俏皮的小猴子，是小孩子常用的过冬棉衣，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小孩穿棉猴，想都不要想。
张言前世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马大爷家，他生平第一次吃到了两块从没吃过的好吃的蛋糕，于是就念念不忘，希望父亲再带他去，然而父亲再也没带他去过，他不知道当时他的狼吞虎咽，吃完后还紧紧盯着马大爷拿出蛋糕的柜子，父亲有多尴尬。怎么可能还带他去呢。
如意的左胸前居然戴了一枚金色五角星的**像章，下面一红色横条写着：为人民服务，张言重生后见过人里还是第一个戴像章的，不禁让他眼前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再过那么十几二十年，这东西是很那什么什么的，目前还是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于是他看着如意的眼神开始狂热起来。
马老爷子有文化，注重对孩子们的教育，如意小小年纪也有模有样，与母亲侃侃而谈，比如学校又学了什么新东西，考试得了多少分，他与王海军（张言表哥）是同学，但王海军学习不太好，老师总批评他，周总理去世学校里开了追悼会，同学和老师都哭了，他也哭了，但张言从他略显迷茫和疑惑的眼神里读出，他哭是哭了，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而哭，就是啊，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你怎么让他理解什么民族大义与鞠躬尽瘁。
对于个沉稳带着书卷气的小孩母亲格外喜欢，给了他十几颗炒花生，对他的话不但没有厌烦，还问这问那引导着让他说下去，临走还邀请如意，希望他以后能常来玩，热情的很。如意爽快的答应了，而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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