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战神原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吃不休，勇猛无比。黄帝不能力敌，请天神助其破之。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蚩尤被黄帝所杀，帝斩其首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后黄帝尊蚩尤为“兵主”，即战争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诸侯见蚩尤像不战而降。后来人们为了歌颂黄帝，便丑化蚩尤，把他论为妖魔、邪神形象。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蚩尤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蚩尤”。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蚩尤”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浇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一。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然而，在黄帝时，中华民族就有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即黄帝、炎帝、蚩尤。但是，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后来炎帝也逐渐被确认。所以，这里我们着重谈谈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之一的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蚩尤是中国苗族的先祖。因为如今的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乎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上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6]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
可见，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后者是前者的苗裔。《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南蛮”则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而“荆蛮”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许多只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这就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线索，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就是说苗的先民是九黎，而蚩尤是九黎的首领，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
其次，蚩尤也是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蚩尤是九黎之君，所以，蚩尤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蚩尤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再次，蚩尤也是我国羌族的先祖。《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现在的青海，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至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现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现在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蚩尤也是汉族的先祖。范文澜同志写道：“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10]“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以养黎民，实际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陆次云《峒溪纤志》说：或者人捕获冯人妆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也不得逃走。这就是说，把俘获对方民族的人当奴隶，以后便逐渐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13]显而易见，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着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于华族，成为汉族的初步基础，以后又不断有一部分苗族融合于汉族之中，那么，九黎也应当是汉族的先民，九黎之君蚩尤亦应当是汉族的先祖，而不应把他排斥在黄帝、炎帝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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