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华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只是继续往下解释——“这八样镇物，被盗掘了七样，以草鞋为先……”说到这里，狠狠瞪了一眼刘鉴，“然后是打狗棒、草绳、上衣、讨饭碗、布袋和裤子，逆着发掘，很有章法，只是空过了发簪。 ”
刘鉴一愣：“你这发簪埋得很隐秘么？”
王远华冷冷一笑：“一个乞丐，哪有什么象样的发簪，不过一根草棍而已。当日我本想给他换根荆簪，不过一想这草棍也跟了他有一段时日了，又正当顶门百汇**，灵气甚旺，就没有多事。草棍往土下一埋，怕是和那些草根都混在一起，挑不出来了吧。”
刘鉴听了这话，却一点都笑不出来，猜测说：“想必那妖僧掘不到南方景门的镇物，所以被迫要去万岁山上掘走尸身，凑齐八门之数了——此阵甚邪，真要让他在别处布成了，又不知有多大危害，要死多少人呢！”
王远华鼠须一翘：“这是《镜鉴记》里明记着的‘八门锁水阵’，你自己德薄识浅，还敢编派它是邪阵。哼，你刘镜如也非不学无术之辈，不会连《镜鉴记》都没听闻过吧？”
刘鉴心说，岂止听闻过，这书根本就是我老祖宗写的！可惜此书失传已久，家传的笔记里光留下一些残篇，总合起来还不到两百字，其中就包括王远华布的这个阵。可是相关这个阵法布置的记载，虽然没头没尾，中间还有脱漏，却明写着要摄取生人的魂魄，怎么不算是邪阵了？
可是刘鉴并不打算和王远华争辩。 一方面，他也很希望自己老祖宗所写书里记载的不是什么有干天和的“邪阵”；另方面，王远华不但能布此阵，竟然连阵名都一清二楚，难道他真的见过全本《镜鉴记》？不趁着这个机会多打听几句，更待何时？
于是刘鉴就假装点头：“此书失传已久，就算数术行里，也未必人人皆知。我倒是听说过，乃是汉末三国时候，平原术士刘公讳惇所著，是也不是？”
虽然相隔着年代久远，他早算不清刘惇是自己第几代祖先了，并且家谱早就遗失，自己这一支是否刘惇的正支嫡派，还是旁支甚至是某代过继的，他全都搞不清楚，但祖宗毕竟是祖宗，刘鉴不敢直呼其名，得在中间加个“讳”字。
这“讳”字虽然声音轻，王远华的耳朵倒尖，竟然听到了，不禁眉头一皱。照理说称呼去世的长辈，或者皇家之人才需要加“讳”字，刘鉴和刘惇都姓刘，刘鉴称刘惇加个“讳”字，王远华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
“原来如此，原来镜如是平原刘公之后，失敬了。”王远华原本冷冰冰的腔调，竟然有所缓和。刘鉴听了倒不禁一愣，正打算顺杆爬，多打听点有关《镜鉴记》的消息，突然听到身后马蹄声响——
“见鬼，不该来的时候他倒来了！”刘鉴大感懊恼。
北京的城门
元大都城按道理说应该四方平均，都各三座城门共十二座，但正北却缺了一门，所以只有十一座城门。明军攻进大都城以后，改名为北平府，扒了北城墙，往里收缩，所以原本北面的健德门和安贞门就被废弃了。现在北京市北三环和北四环中间的北土城路，还保留有元大都的北墙遗址，北土城西路上的健德桥，就靠近当年的健德门，北三环上的安贞桥，则在当年安贞门的正南方。
明初的北平府相比元大都，只有健德门和安贞门被废弃，另在新北墙开德胜门和安定门，别的没什么变化。但在永乐皇帝定北平府为陪都，改名北京顺天府，加以重修以后，因为南北的城墙缩短了，所以这两侧各三门改为各两门，总共只剩下了九座城门。
从南墙开始说，中间元代称丽正门，明朝正统年间改名为正阳门，现在俗称“前门”。东面是宣武门，旧称顺承门。西面是崇文门，旧称文明门，俗称“哈德门”——传说是英国人为了纪念庚子事变中阵亡的哈德将军，逼迫清政府改了名，为此还一度被百姓称为“国耻”，其实这是讹传，哈德门的名字是从元代“哈达门”俗称转变过来的，和英国佬一点关系也没有。
再说东墙，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光熙门、崇仁门和齐化门，明代则是光熙门（重修后废弃）、东直门和朝阳门。西墙，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肃清门、和义门和平则门，明代则是肃清门（重修后废弃）、西直门（原名彰仪门）和阜成门。
北墙元代有健德门和安贞门，明代改为德胜门和安定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九门的名字，自明朝正统年间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更改，一般称为“内九门”。为什么叫内九门呢？因为这九个门围着的，乃是北京的内城。
按照古制，所谓“内城外郭”，城墙最好有两重，而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北京城外人口激增，就有官员上奏请求修建外城。于是嘉靖皇帝在1553年下诏先修筑外城的南面城墙，后来因为财力不足，就停了工，光把修好的外城南墙“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拐个弯接上内城，使得北京城从原本的方形变成了一个“凸”字形。
外城有七个门，东北角是东便门，东墙有广渠门，南墙东为左安门，中为永定门，西为右安门，西墙有广宁门（清朝后期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为广安门），西北角是西便门。
除了这内九、外七总共十六座城门外，现在所谓的和平门是在1926年开的，此外，日占时期在内城扒开两个缺口，开了启明门和长安门，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政府改其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三座城门，明清时代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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